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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虎,不求跪着,但求成“角儿”(下) ︳专访
【这是2012年10月对管虎导演的采访,转年3月他的《厨子,戏子,痞子》上映。那时候的采访还不用等到导演新片通告期,采访中间也不会被宣传打断,可以在导演方便的时间在他工作室一聊一下午,而那时候的管虎,很血性,至今仍有价值。】





莫言最好的就是他嬉笑怒骂,将来电影我也会这么做

 

管虎本人的性格可用达观来形容,该做事做事,该睡觉睡觉,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有时候他的朋友碰上事,管虎就说多大点事啊,其实他心里也知道,对当事人来说是挺难的,但是态度上还是要达观一点。要不然怎么办呢?

尤其是电影这个行业,每天都会经历各种过不去的事,他把自己的这种性格也带到了电影制作中,“我认为默默地拍我想要的电影,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一点都不难,很舒服,根本感觉不到坚持。我只不过做了一件事:我不喜欢,我可以不做。”比如刚刚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便有这样的态度。




《电影》杂志:准备采访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故事,戴立忍某次兴高采烈地跟您说,他有钱了,有钱搭景拍片了。结果景其实就是几个集装箱子在那里摆来摆去。

管虎:我说这事儿是觉得台湾电影人条件比我们艰苦多了,但是他们从业的态度,吃苦的精神比我们强太多,我们还在这里抱怨。还有他们互相帮忙。因为台湾电影太弱,他们从心底里都希望台湾电影好一点,今天我给你做监制,明天我给你做演员。

我针对的是大陆的电影圈子各立山头,面和心不合,还有竞争感,没有真的攒起来干一件事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华语电影,得留存台湾电影一支。重视人、重视人文的情怀,我觉得特别好,受咱们玩了命从人兜里掏钱的影响还小,还挺羡慕人家的。

《电影》杂志:可以说国内现在其实是很大很有优势的一个市场。

管虎:连好莱坞都跑来中国要饭吃,这根本不用说。我倒是觉得最大的劣势也在这里,这其中的电影产量比重有多少是我们自己从业人员的?有多少是依据我们自己的文化能立住的?这就要跟韩国比,韩国市场并不大,但90%都是韩国电影。人家也开放,从来不限制,连“保护月”都没有,但韩国民众团结,电影观众成熟,制作成熟。

这个我觉得我们是实现不了的。现在唯一可能实现的是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我们不能不自信,大家都跟着做《画皮2》就死定了。坚持下去,阵痛肯定会有。我估计也就今年明年,当好莱坞电影成为常态,没有那么大吸引力了,观众也不会大呼小叫地去看,也要选择了。



《杀生》剧照




《电影》杂志:从制作者角度而言,您觉得中国电影现在缺少的是什么,或者换种积极的说法,最需要的是什么?

管虎:基本上什么都缺吧,没有不缺的。我是觉得最最缺的是从国家体制到观众态度玩命鼓励中小成本,千万别把中国电影盲目地拱向泡沫的局面,一年几百亿的票房,这不是中国电影。咱还是举例《画皮2》,我就觉得它不是中国电影。

《边境风云》是,有人关注它么?我觉得各方面都应该有个态度。好莱坞大片既然是大制作,就得是高票价,这是必须的。同时,《边境风云》40、30元这是正常的。要给它这个区间,鼓励中小成本。多关注往自己文化、自己叙事、自己人心里走的电影。现在所有人都图一个好看,我真不觉得那就叫好看,都从了,我觉得这点比较可怕。其实在一个慢慢培养,但是不是真的有人有勇气冒着损失培养?

《电影》杂志:《斗牛》算是比较早地开始这么做的电影了。

管虎:我最近也在看,很多有才华的电影和导演受关注很差,拍完一部戏再做下一部的时候都很难,靠个人能力特别艰难。因为我是这样过来的,我知道有很多人一蹶不振了。但凡受到一点关注、鼓励,他都有可能走向下一步。这个我觉得得去号召,你没办法就这么忍着等着。

《电影》杂志:以前的采访中说您在拍完《西施眼》之后失去了拍电影的机会,是这样么?

管虎:拍电影的机会我从来就没缺少过。那几年的电影市场变成了卖拷贝了,不是经济体制的还是计划体制。很多次都证明,电影拍出来就扔在水里没声了,不是走正规的发行上映这个路子。无数的煤黑子,海南的房地产商都找过我。

到《西施眼》的时候是因为太喜欢。从拍之初我就知道,没市场,拍完了也没用,但我还得试一下。我心里隐隐约约有种感觉,等,会走上一个平台。我看到法国人排队买票,就想等中国有这样一天,我先积累手段积累经验,好好磨练做准备。

因为毕竟是电影学院毕业的,脑子里想的是电影是崇高的,至高无上的。这是真话,但是一直朦胧地等待,等到有一天你突然觉得这事成为一个生产流程,不得不随着波浪向前滚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手练坏了,或者说为了挣钱乐在其中了,这就坏了。最开始的吸引力不存在,变成干活挣钱的状态就不行了。



《杀生》管虎导演幕后工作照




《电影》杂志:您曾经说电视剧有一点功用就是社会影响,那您觉得电影的功用在哪里?

管虎:我觉得现在电视剧都没有功用了,完全是不要脸地拍完了。电视剧成功很简单,就是收视率,但是这个收视率跟脑残率差不多。一定你别说事儿了,我都屈服了,要不然就别做了,要做就别琢磨跟人讲点什么道理或者说是有点什么影响。我现在完全把注意力转向电影。毕竟时间不多,好不容易赶上现在这样一个环境,对谁来说都是挺幸福的一个事儿。

《电影》杂志:据说您在片场是一挺专制的导演,都得听您的?

管虎:现场没有什么专制,必须得有人说了算,有反对意见没关系,我告诉你你不对。为什么不对?一二三四说清楚。一定得听我的,这是没有商量的。没听说一个电影是一堆人共同讨论好了的。对我来说就算是错了,坚持到底都是对的。我从20多岁就跟陈道明合作,依然如此。要不然要导演干嘛?

《电影》杂志:黄渤是您带进电影圈的,又前后合作了8部戏,您怎么评价黄渤?

管虎:其实我特别不同意黄渤是个喜剧演员,都是别人冠名的。我特别了解他,黄渤从根儿上没一点喜剧,他跟喜剧就没关系,只不过碰巧演了几个戏。黄渤是个内心特深邃的人,他是一个大悲情人物,那才是他真的呢,你们看的都是假的。他作为演员最好的素质都没展现出来,假如有一天愿意,他是个很好的悲剧演员。


“我不擅长没关系,但你得允许我尝试。
 

对于新戏《厨子,戏子,痞子》,他没有延续《斗牛》带来的好口碑,也放弃了《杀生》里“更进一步”的念头,“这个戏跟前两个戏是割裂开的,其实是我想的,不能再这样拍下去了,树立这品牌干嘛啊,我不觉得是好事。”

他不愿意被归类,所以他的每部电影几乎都不太一样。“这事儿你要说我不擅长没关系,但你得允许我尝试。就像你说的我电影中的隐喻似的,看不懂没关系,但不能不让我从最开始设计。”或许未来有那么一天,电影对他真的只有一种形态了,但那也不是现在。




《电影》杂志:您觉得自己拍的是类型片么?

管虎:类型是别人说的,从学校学的,欧美电影市场成功了,说这叫类型。凭什么他说的就对的啊?严格按照他说的拍,在中国成不了。

中国老百姓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口味不同,你得去尝试什么叫类型片。所以我认为我们是在尝试类型片,所有的经验和教育只能参考而不是盲从。我从来不觉得我的电影算什么,至于它像什么,你说它“四不像”都成,这跟我没关系,我也不期望从开始就努力去做一个什么类型。

《电影》杂志:那会不会希望有一天自己的电影一出来,观众就说,这是管虎拍的。

管虎: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好事,但可能没本事做到。即便有这个可能性,但我依然认为也不重要。什么是重要的,首先我认为从事这件事,没有太违背自己,有我自己的喜好在里面,不是别人强加于我的,就够了。

你得允许我尝试,比如说你认为《杀生》是我的一种品质,我突然弄别的去了,你就说这怎么变了?不一定,它是我骨子里的另一面,只是换了不同的方式方法风格。也可能这个成那个败,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是这个。


《杀生》剧照


 

《电影》杂志:电影学院毕业,但现在看来电影风格其实挺先锋实验,跟 “学院派”的出身不是挺矛盾一事么?

管虎:也没有吧,我们特别巧,入校的时候正赶上苏联体制,就是大师体制,还有美国和欧洲的新电影形态。前一个是延续的,后面的是新来的。我们进来的时候正好在一块。简单说,就是怂恿了你内心的一种躁动,在电影上实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不是因循。

我们基本上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旧有的东西打倒,新的东西也没建立,全是涉猎,涉猎之后就变成茫然,自己主观的东西少,就去探索。那个不值得骄傲,当时唯一的好处是培养了一种秉性,不因循的秉性。这种勇气就是在上学期间培养的,我觉得是给我最好的一个东西。

《电影》杂志:之前曾说,这部新片会是一部更轻松的电影,轻松在哪里?没有《杀生》的寓言式表达了么?

管虎:讲故事,不是喜欢这个么,就玩这个。常规叙事,好看好玩,我也有喜好在里面。《斗牛》和《杀生》基本上延续了一个品质走,关注人、关注命运。这个戏跟前两个戏是割裂开的,其实是我想的,不能再这样拍下去了,树立这品牌干嘛啊?我不觉得是好事。

电视剧我做了8年,好多收视率都特别高,为什么?它给了我什么经验?就像二人转,你必须第一时间有喝彩,不然就麻烦了。这么多年经验对观众心理的摸索,就是可看性、好玩儿,这在《杀生》和《斗牛》里是没有的,我要试一次,用电影的形式。

我要走特殊品质的商业电影,是我的品质。纯粹没有深刻命题,不去做命运、内心,是个浅层次的东西。但这是不是就是要变了?也不是,我尝试。回头根上我还得回到最想表达、类似《杀生》《斗牛》这种电影上,早晚得回来。

《电影》杂志:新片是电视剧《火线三兄弟》套拍的?包括以前说《斗牛》是跟《沂蒙》套拍的?

管虎:没有,其实没有一个戏是可能套拍的。一定是这个戏拍完了,演员全在,服化道全在,有意去这样操作,实际上就没有套拍这回事。


《杀生》剧照

 



《电影》杂志:《斗牛》的影像很朴实,《杀生》就华丽了很多,这次的新片从预告片看又是另外一种风格。这倒是挺符合之前说的不断尝试。

管虎:《斗牛》是一种刚烈,比较阳气,男人的一种风干物燥的沧桑感。《杀生》是有点阴阴郁郁的,险峻的西南的女性色彩在里面。这次(指《厨子、戏子、痞子》)的舞台感特别强,不可能用华丽或是朴素去形容。这种舞台感是这部电影想要的,成心造就的。

如果每次都让我做《斗牛》那样的电影,对我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做法,绝对接受不了。不能说简单朴素是唯一的电影形态,而且我觉得现在还不成熟,应该是一种呈螺旋状上升的状态。真到有一天成熟了,非做不可的时候,可能就像你说的,电影于我只有一种了。其实骨子最深处,每个人都有一种最想做的电影。只是我目前心态没有那么沉静,不满足于只做一种,年龄也不到,那还不如利用这段时间把我想要的尽量多的做一些尝试。

《电影》杂志:在《厨子,戏子,痞子》的媒体见面会上说,这是第一次独立制片的形式制作的电影?

管虎:可以这么说,这个戏的构成不严格符合好莱坞独立制片的方式。但至少做到一点,没有一个大老板颐指气使。所有投资者共同占有股份,坐一圆桌,平等讨论。老板、雇佣,没这种事。

我觉得到今天为止这种尝试是成功的,尤其是对我这种个性的人,我特别抗拒操纵我的人。我认为这种方式于影片本身、于市场、于创作者都是特别好的尝试。当然不可能推广,不可能对每个创作者都合适,但它是一种方式。

《电影》杂志:三位主演都是“零片酬”入股来换取话语权?

管虎:对,其实就跟手工作坊似的,大家凑在一起做个事儿。也不到不拿片酬的程度,我们会把资金降到最低,期望值放到最高。如果期望值没有达到也没事,因为没有损失。

《电影》杂志:《虎烈拉》为什么改成了现在的《厨子、戏子、痞子》?从字面讲更陌生化,念出来也更上口,不失为一个好名字。

管虎:“虎烈拉”是我想的,从音译过来就是“霍乱”的意思,非常有劲儿。但是很多人听不懂,这次毕竟是商业操作,遵从市场规律改,当时还做了个调查问卷。我只能尊重市场,因为做的是这样一件事。如果做的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用征求你意见。我觉得就是做什么吆喝什么。

《电影》杂志:新片什么时候上映?

管虎:定的是明年初,具体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因为美国电影什么时候上也不知道,所以得看,有点望风使舵。

《电影》杂志: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

管虎:精剪,声音还没做,画面快弄好了。

《电影》杂志:这次还会剪很多不同的版本出来么?像上次一样?

管虎:没有,都是他们宣传的,上次也没有剪不同版。上回就是长,一点点往回缩,删了好多戏,特可惜。版本我从来都一个,但是上次《杀生》的确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程度,迅速出炉。因为商业、市场的需要。我还没弄好呢,剪辑声音都没弄好。特别可惜。

我发誓,再也不这样了,绝别想让我没弄好就出笼。当时就是心软。我们录音师说得对,咱费尽辛苦地打半天木头,装了一挺好看的桌子,就差最后刷漆,你给弄出去卖了。我觉得挺对不起电影的。我当时就是犹豫了,觉得商业第一,必须得赶那个时间上,中间耽误的时间也是我耽误的,现在就吸取经验教训吧。

《电影》杂志:可以做个导演剪辑版啊。

管虎:我知道,但是我就没这么想,就是很难再回头了。人家让我改编《黑洞》做成电影,或者是《上车,走吧》拍成电影,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不想做。人家还保证,一拍就火。我说我谢谢您,绝不再拍了。

《电影》杂志:谢谢导演抽出一个多小时剪片子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管虎:没事,正好咱俩聊会天,你们这不也是为了我宣传么,对这个戏也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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