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几百年以前的数千年，发展停滞或者缓慢，对应它政治制度，基本上都是少数人统治，比如中国君主权力世袭制，以及由此相辅的政治官僚的“学而优则仕”。
少数人政治统治的本质，是相互勾结、瓜分、独占和垄断社会最稀缺的政治统治资源。
少数人统治的危害，是政治的垄断地位必然导致政治的不公平，由不公平而导致政权的压迫性和掠夺性，“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少数人统治的普遍本质。
为什么少数人统治会普遍产生这种人压迫人的本质？
这归为一个最终极性的哲学问题：即人性善恶的问题，即认为人性恶的原罪问题。
如若承认人类原罪，承认人的恶的欲望自发性，那么一旦有条件和机会，人性的恶就会积极的出来活动，而少数人的政权，由于不受到大多数人政治权力（人权）的有效制约，于是人性弱肉强食恶的文化（少数人鱼肉百姓），就具有了可以自由活动和随意发挥的广阔的空间。
关于人性善恶问题，历史上一直在无穷无尽的争议，但是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实践问题。
从实践来看，西方文化基督教认为人性恶，但这并不代表它绝对贬低人性，更没有因此而使基督教博爱的善的教义受到损害，实践的结果恰恰相反，基督教原罪理论反而是激励人追求善的道德的思想明灯。
这就是实现道德价值的哲学艺术：为了达到正面价值的目的，首先把它的反面价值放在最强大的位置，如此才能敲响社会文化警钟！
才能强有力的促使人类去自我认识，认识善恶矛盾的人类本性；才能对人性中恶的疯狂不敢松懈大意，唤醒人类本性中沉睡的良知（上帝精神），实现博爱价值的自知之明。
基督教的生命力，就在于立足于现实，敢于批判和否定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具有伟大的拯救人类的崇高精神。
中国文化中，老子人文价值思想也是应用相反相成的道理，但是老子思想不是为了拯救他人而勇于自我牺牲，恰恰相反，老子思想自知之明的价值，是自私性的明哲保身和养生。
拯救他人（人类）的理想追求，使基督教充满积极入世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只有具备了这种社会中迫切需要的“真实”的精神，才积极的拥抱生命，勇于自我牺牲，摒弃虚伪和邪恶，去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即信仰崇高的上帝精神。
老子明哲保身的思想，不愿面对和反抗残酷邪恶的现实世界，因此和基督教的入世救世精神相反，老子主张出世的精神，逃避现实，胸无大志，顺其自然。
老子思想善恶不分，不承认善恶价值的绝对性，因此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也无从谈起。
老子消极无为思想，是中国强大专制压迫下被迫形成的一种畸形精神。
基督教有人性渺小的一面，即人性原罪，也有人性伟大的一面，即人性的上帝精神；老子只取人性渺小的一面，即人类如同刍狗。
基督教人性伟大的一面，是西方社会改造不平等文化的神圣精神后盾；而老子人性渺小的思想，是中国社会对待不平等文化，采取听天由命、得过且过、自我麻痹的一种理论依据。
中国政治文化代表孔子，关于人性善恶的思想，一如他的中庸方法，没有明确界定人性价值的善恶。
但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基础是立足于人性中的善，“学而优则仕”，就是认为治国之道，在于学习认识和提高人性中固有的仁爱（善）精神，以求实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后来的儒家孟子，旗帜鲜明的主张人性本善的思想，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而另一位大儒荀子，却截然相反，主张人性是恶的，荀子说：“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
其实在人性善恶的问题上，孟子和荀子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各自是中国文化无可无不可（孔子语）的两极表现。
任何事物价值判断都是相对而言，即事物价值是一个矛盾体，有善的价值就必然有对应恶的价值。孔子无可无不可的思想，就是在说明事物两个价值方向发展的可能性都有。
儒家人性仁爱的文化思想，提倡仁政；而人性恶的思想，主张用严峻的刑罚，来制止人性的非分欲望和大逆不道，后者名为法家，其实是儒家的一种右翼理论。
那么，中国文化的人性理论到底是善？还是恶？
中西文化由此产生根本性区别。
西方基督教，斩钉截铁认为人性恶！
这里包含有伟大的文化意义，既然人性的恶是普遍的，那么人人是平等的。即在善的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恶的，在恶的普遍意义上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原罪！
因此，西方人权民主文化的精神力量主要是来自强大的基督教文化。既然任何人都不能成为上帝，每个人都有原罪，那么每个人的权力都必须受到约束，谁来约束？必然是一种上帝精神，即正义精神，而民主和人权是这种精神伸张的政治保障。
而中国文化，人性可以善，也可以恶，这就在说明和论证，人与人关系不能平等，因为善和恶不能平等，社会善恶秩序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因此中国文化中道德修养高的人，社会地位也必须高，即“学而优则仕”的道理天经地义。
社会绝对应该由道德禀赋高的君子来领导，而道德秉性浑浊不干净的草民必须被领导；于是少数人攫取了政治权力，被合理的解释成是君子精神道德的合法权力，而大多数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则也合理的解释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这就是中国“道文化”。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道文化”具有政治思想等级的根本属性，而这种不平等等级属性的根源，是中国文化对人性善恶的一种不公平的认识，即认为人性的善恶是各自高低不等的。
而事实上进一步的是：中国文化故意回避人性绝对善，或者人性绝对恶，这种回避的逻辑结果是否定了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价值。
而且相反，中国文化给人性善恶留下无可无不可的弹性和空间，只有这种道德高低不等空间的存在，才能为政治等级制度（即反民主，反人权制度）提供道德理由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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