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行为的动机根源在于需求，位于需求金字塔最底层的是生理需求，其中最原始的生理需求又以衣、食、繁衍为先。出于这些基本需求而形成的原始崇拜形式，几乎遍及所有人类文明，而且早于所有神话中的创世传说。
在最原始的形态下，人类的崇拜物可以是一切对其可用之物，如可以构成食物的猪、马、牛、羊、鱼、雉、谷、粟及各类渔猎农耕器具，和表达人类繁衍需求的各种生殖崇拜物。这些原始的崇拜形态从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就开始被描绘，并在随后的历史长河中渗透内化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于今天的社会形态、风俗习惯以及其他未言及的物质层次和精神层次的一切都或多或少带有最原始的印记。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对食物和繁衍追求是人类和其他生物所共有的天赋行为，那么对“衣饰穿戴”的需求，则可以说是退化了皮毛的人类所独有的。人类对衣着的最初选择似乎都是就地取材的树叶和毛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对衣料的追求也发生变化。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世界各地的人类先后发明了纺织技术，而纺织所用的纤维也因地制宜多种多样，其中使用最普遍的是各种麻织品，但是最具特色的则当属古印度最先采用的棉花和棉织品，以及古中国长期特有蚕丝和丝织品。起源于中国的蚕桑丝绸塑造了整个大中华文化圈的衣饰文化，时至今日仍然是中国乃至东方的文化标志，因而以衣饰需求兴起的“蚕桑”崇拜在中国兴起也是必然。
图1 桑蚕（幼虫形态）
蚕（图一），本是一种不起眼的鳞翅目昆虫，古人最早把野生蚕茧剖开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采食蚕蛹，但是很快先民们就发现了蚕茧更为重要的用途——从蚕茧中分离出的丝线，是绝佳的制衣材料。如果没有这段近乎传奇的经历，今天的蚕，可能会和它的各类近亲一样，被视为一种普通的蠕虫或蛾子任其自生自灭罢了。
图2 仰韶文化罗织物残片（河南荥阳出土，3650BC.）
迄今为止，全世界发现最早的丝织品是河南荥阳县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片罗织物（图2），距今已有5600多年的历史[1]。然而，人类关于蚕桑形象的刻画早在距今7300-7100年左右的蚌埠双墩遗址中就已有呈现[2]。
图3 蚕纹象牙杖首饰（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浙江省博物馆藏）
而在距今5000多年的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一枚带写实蚕纹的象牙杖首（图3）[3]，蚕的形象在当时等级极高且带有神权寓意的首饰上呈现，则确证了在史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对蚕桑主题的崇拜现象。
图4 蚕形佩饰（作者私藏 ）
从此以后，蚕的形象就经常出现在不同时期的装饰品上，其中最常见的形式是玉雕的蚕形佩饰（图4）。目前发现的，最早将蚕的形象单独雕琢成玉器的现象始于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此后，蚕和其他各种不同的动物造型一样屡次出现在殷商时期的小型玉佩饰中。继起的西周对蚕的形象格外偏好，在西周的贵族组佩、发饰、腕饰上经常能见到大小、形态、材料不一的蚕形玉佩，这种小型玉佩与西周饰品中常见的红玛瑙珠、碟形釉砂珠一样，有着非常灵活的搭配风格。春秋时期的蚕形玉佩数量骤减，风格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到战国时期，蚕形玉佩基本消失，汉代始见的金属质蚕形配饰也只是昙花一现，在此以后独立的蚕形配饰彻底消失。而清代以后再度出现的蚕形配饰已非出自原始的崇拜，只能称之为一种复古的表达而已。
人类最早的衣饰需求，还只能使中国人对这种昆虫产生必要的关注和好感。真正诱发了人类对蚕的哲学思考的，却是这种动物有趣的进化形态，蚕能“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俯三起”的成长变化和吐丝造茧的功能使其成为古人心目中一种带有“复活”“永生”的神格存在。正因如此，从被神格化的蚕所结蚕茧中缫制的丝线，以及用这丝线织成的丝帛也就同样成为一种神性的表现。所以在成书于春秋的《国语》中将玉和帛并称“二精”，在祭祀先王的仪典中位列第二，在“三牲、四时、五色、六律”之上[4]，到了战国时期，甚至还有“蚕为龙精”的说法被广泛接受，而从丝绸现世之初，就一直没有离开在古代象征无上权力的神圣祭坛。这也无怪乎战国思想家荀子在其《蚕赋》一文中称蚕可成礼乐、分贵贱，盛赞蚕能“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了。除了蚕以外，古人因其对“复活”或“永生”的向往而产生的崇拜现象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形式，例如古埃及所崇拜的以蜣螂为原型的象征重生的圣甲虫、中国古代崇拜的可以金蝉脱壳羽化飞升的蝉等。古人对蚕的这种认识，可能也是战国以前蚕形玉佩大为流行的主要原因。
[1]中国丝绸博物馆. 迄今为止全世界发现最早的丝织品是什么[EB/OL]. [2016/12/01].
[2]叶舒宪. “玉帛为二精”神话考论[J]. 民族艺术,2014,03:36-45.
[3]中国丝绸博物馆. 蚕形器物：破茧重生的信仰[EB/OL]. [2015/09/16].
[4]叶舒宪. “玉帛为二精”神话考论[J]. 民族艺术,2014,03: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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