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十字形纹也是流行很广，而且非常古老的符号，许多学者倾向是卐字符号的亚形态或者祖形态。中国的十字形，多见于陶器的刻划符号和契刻文字，商代的青铜器装饰也有运用。丁山考证，契刻的“甲”字结体就是太阳的象形，商代先祖“上甲微”就是日神，商人把这一伟大的荣誉赋予了他们的先公，并当作日神祭拜。还认为中间的十字象征“钻燧生火”的工具及方式，而且这种工具还在今天木工手中使用。并阐发说：“日为火精，在古代人想象中当然是有伟大的天神不断的钻燧生火于太空以赐福我们人类”。[ 参见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版，第488 493页。]
十字形符号具有强大的再造功能。《中西纹饰比较》引用数据称：十字形与其他视觉元素结合而再创制的新纹样，竟达385种之多。[《中西纹饰比较》，第96页。]中国范围内，十字形符号在黄河中上游比较流行，另一种出土在长江中下游及山东半岛的八角纹（图2-29），应该是十字形符号的属类。最典型的数湖南安乡大溪文化遗址出土的印纹白陶盘和山东大汶口文化八角星纹彩陶豆。大溪文化白陶盘的八角纹模印在陶盘底部，呈十字型，十字的四端，直线凹进为倒三角形，即每一端有两角外展，四端则有八角，中央再重复一十字。大汶口文化彩陶豆上的八角纹，为白色涂绘，中间留空，空为方形，四端八角以单独纹样环绕豆腹。
八角形纹在长江下游崧泽文化的陶器上有发现，长沙南托新石器文化遗址的陶器上也刻有八角形纹，这种纹饰还琢刻在安徽含山新石器文化的玉版上，玉器加工的难度证明，八角形纹饰对于原始先民来说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的分布范围，与新石器时代玉器较为发达的地区有部分的吻合，这个现象或许能为揭示东方、南方的史前文化提供启示。
关于八角纹，另有专家认为是远古的九宫图：十字纹指向东、南、西、北，中间为中宫，四个隐性的角为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即一幅完整的盖天图。[《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一节。]九宫图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比较勉强的地方，譬如八角的象征性，则缺乏准确合理的解释。
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日月山”独立纹样，即“炅山”的象形，已在上文提到，兹不赘言。仰韶文化郑州大河村出土陶片上一类的太阳纹，与今天人类状写太阳几为一致，故无所发覆。至于为什么太阳纹在史前有着重要的、普遍的、多样的艺术表现，那全是因为太阳的光芒对于原始人类的生存有着重要的、普遍的、多样的意义。
四、天象星辰纹
陶器上描绘的太阳和月亮纹样，可归天象星辰一类，但具有神性，而不具自然性。另外还有一些较晦涩的，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陶器上，具有旋转流动韵律的纹饰，也是天象星辰的视觉表现。它和后世，如马王堆汉墓棺郭上彩绘的天界属于同一性质，已部分带有自然的属性。区别在于，汉代的天界被想象得更加具体，并掺合了仙的色彩，新石器时代的天象是个粗线条的勾勒，是古代天文学体系中某些局部的客观描绘。
图1 红山文化彩陶纹样。
图2 红山文化彩陶纹样。
图3 红山文化彩陶纹样。
图4 红山文化彩陶纹样。
我们很难说清人类对自然宇宙的观察起于何时，但起码在原始农业兴起时，观察天象就成为十分伟大的事业。那么对描绘图腾物，对表现氏族某些愿望抱有极大兴趣的先民，自然不会在陶器上失却对各种天象的膜拜，除了那些具有鲜明特征的天体，星辰的描绘也应该是他们经常关注的画题。但这些图案对我们来说，往往混淆于几何纹样，不易辨认。
其实，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一些旋转的图样，是云或者星云这些天象的反映，如果旋转的纹样中还有点状物，那应该是星座和云的同构。（图2-30）至于有些旋转纹样中还插有蛙纹和其他抽象的鸟纹，很可能是先民将世间图腾物穿凿于天界的表现。
天象星辰图样很难论定，故所论皆有很大推测成分。但无论如何，那些旋转流动的纹样，不可能是史前陶工对黄河奔腾流水的一种艺术表现。[ 参见吴山编著：《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原始先民尚无闲暇去抒发这种浪漫的情怀，我们看来的任何史前艺术活动，在他们都关系着氏族的生存和繁衍。
五、花卉草叶纹
花卉草叶纹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陶器上比较多（图2-31）。其次，下游大汶口文化，长江中下游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崧泽文化、河姆渡文化的陶器上都有类似的纹样，这些纹样又可统称植物纹。史前陶器上，植物纹样是几何纹样以外较普遍的装饰题材。
尽管由于经济形态所决定，史前动物崇拜的数量多于植物崇拜，但在原始人看来，植物和动物都有同人类相似的感情与意志。林惠祥说：“庄严伟大的树木常被视为具有神圣的性质而在其下开重大的部落会议。森林中的居民以林木与他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尤常以树木为崇拜的对象。奥日贝人（Ojibway Indian）不喜砍伐方在生长的树木，因为恐怕树木觉痛，婆罗洲的迪亚卡人（Dyaks）和菲律宾土人不敢砍伐几种树，因为他们信有死人的灵魂栖于树身。奥夸（Oko）的土人不敢用几种树木做独木艇暹罗人在砍伐答健木（Takhien）以前必先祭祀以饼和米。奥国的乡人当纵斧之前必先向树木求恕人的幸运与其收获和植物极有关系，所以发生了许多媚求植物精灵的风俗。”[《文化人类学》，第231页。]多样的植物崇拜现象及目的，与动物崇拜如出一辙。所以，中国史前陶器上那些类似稻粟的纹样，都被看成原始农业经济形态的宗教反映，这种例子在南美洲土著那里也有表现。只是，这类纹样在中国史前的陶器上并不多见，多见的是花卉草叶纹。
陶器纹样所显示的植物崇拜除了企求丰产的目的，还有一种以纹饰表明自己图腾类别的意图。林惠祥指出：“野蛮人中常有自信为植物的后裔的，犹如别的民族自信为诞自动物祖先一样”。所以苏秉奇认为，有些彩绘的花卉草叶纹样是氏族图腾的徽记，如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植物纹饰，就是古代中原“华族”的徽号，而华山则是由于华族最初的住所而得名。
六、人形纹
这里的“人形纹”，指刻绘在陶器上的完整人形，不包括刻绘的人首纹和捏塑的人形和人首形。因为，包括人面鱼纹和兽面纹（也有称人面纹）的人首纹，前者上已论述，后者将另文叙说，故均不在其列；而捏塑的人形和人首形陶器非两度空间的艺术，属雕塑一类，本章第五节将有专论，故分列出来。
有这样一个限定，所谓刻绘的人形纹饰，除了个别的如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出土的橄榄形陶罐上人形纹样[《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大部出现在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范围内，即今天青海、甘肃和陕西一部。这类纹饰是马家窑文化的艺术特色。
人面形纹样作曲肢蛙状，往往描绘在双耳陶罐的腹部和肩部的视面，有些有人头，有些无人头，故而，又有人称其蛙纹。有人头的大半只是一个符号，没有五官细节，定为蛙纹似无不可。但边家林类型出土一陶盆内，舞蹈人形姿势与陶罐人形纹一致，而且人头有眼、嘴的细节表现。青海柳湾出土两件双耳陶罐，一件人首蛙身，人首五官毕具。（图2-32）另一件只有上肢，人首五官也是清楚的。根据青海柳湾出土一件双耳陶罐，其上隐起（浮雕）一女性人体（图2-33）和马家窑文化所绘蛙纹往往体大肢小的一致风格，可推定马家窑文化陶器上所谓人形纹为人属人或者扮成蛙的姿势，或者穿上类蛙的装束，从而体现生殖崇拜的意义，似乎更符合实际。
描绘在双耳陶罐上的人形纹比较程式化，而且常常分解构成，自成图形。譬如有的人形纹只有身体和四肢，并无头颅；或者只有上肢，而无下肢。反过来，许多人形纹本来肢体俱全，下体却向下垂直延伸一截；或者本为四肢，却再加两肢体，成为六肢。这些变化在人面鱼纹和兽面纹上也如此，但基本符号是恒定的，故所表义也应该是恒定的。
蛙是生殖崇拜的象征物，柳湾浮雕的女性纹饰则为裸体，而且原始“艺术家”的表现特别强调性器官，尤其妇女的阴部，使其意图比较清楚地体现出来。它引导我们的思路，第一向着氏族人口繁衍的方面去理解，第二向着人类生殖方面去理解，第三向着性交、怀孕方面去理解。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第一个层面似乎有着大家都认同的现代看来比较合理的解释为维护氏族的生存，扩大家族的力量（实际在土著民族那里，还有避免受孕以及活埋第一个孩子的风俗。见《原始思维》第十一章第节）。第二、三层面的解释就不是那么简单了，特别是第三层面对性交和怀孕的解释，因思维特征的根本差异，我们难免在理解上有些差距。
人类学家认为，原始人是在一种原始思维的指导下，确定价值和自己的行为方式，那么对性交和怀孕问题的认识也不例外。原始人对受孕现象，并不从自然的角度来认知，不是从生理方面寻找原因。在他们看来，“任何人的死都不是自然的死。根据同样的理由，任何人的生也不可能是自然的生”。[《原始思维》，第420页。]直到原始人开始认识到性交的作用，也绝不认为受孕仅仅取决于性交，没有性交也是可以受孕的。
这是因为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某个妇女怀孕，是因为有某个魂，通常是等待转生或者正准备转生的某个祖先的魂进入了这个妇女的身体，从而受孕。当然这须有一个前提：这个魂在上一个生时，必须与这个妇女同属一个氏族，或者同属一个亚族以及共有一个图腾。[ 参见《原始思维》，第十一章第节。]在中国，《诗经》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以及类似“践履巨人迹”等等感孕神话，都是东亚地区的人类学现象。马家窑文化陶器上的人形纹也不例外，它是与科学理解对立的原始妊娠观的体现。至于人形下体抻出的部分，很可能类似蛙的生育过程之简化表述。
但这只是在生育层面的推测。有人还认为：蛙与原始农业有密切的关系，蛙的冬眠、复苏、鼓噪与农作物的萧条、发芽、茂盛的现象，在季节上有比较一致的节奏。[ 李湜：《彩陶蛙纹演变机制初探》，载《美术史论季刊》第1期。]布留尔则在妻子受孕与庄稼丰歉的关系上进一步指出：大量的原始民族中，妇女不孕将使庄稼颗粒不收。反过来，妇女怀孕，则可获得庄稼的好收成。这就是布留尔关于原始思维理论的重要建树互渗律的揭示，一种在我们看来十分荒谬的、不回避矛盾的思维原则。它能使客体、存在物或者现象，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确定自身的存在，同时这种存在又与其他什么东西在我们看来毫无关系的东西相关联，譬如受孕与庄稼收成的关系等。[ 参见《原始思维》，第二章第 节。]
马家窑文化出土的这些所谓人面纹，可能包含了三层意思，而这三层意思在他们看来是有机的：一、以蛙为氏族的图腾信仰；二、将蛙的繁殖之盛状，作为一种神秘力量来促进氏族人丁的增长；三、把受孕与庄稼丰歉联系起来，以前者象征后者，希望获得实际收成的同时使氏族壮大。这种解释，应该比认为这些人形纹是古代神树的观点要切实一些。
还有一种我们很熟悉的人形纹样，它往往描绘在马家窑文化陶盆的内部，通常称舞蹈图。这样的陶盆出土数件，由于人物描绘具体，学界定义没有歧见。陶器上的舞蹈图，与附近岩画上的舞蹈图年代相近，图形相当，故而陶盆内舞蹈图的阐释，可见岩画一章第三节。大体有三种意见，这些意见或全部或部分地认为，连臂舞与性交或者生殖崇拜有密切关系。
七、兽面纹及兽面噬人纹
兽面纹并不是史前陶器装饰中数量显著的题材，但不等于是艺术史上不重要的题材。倘若开拓视野，可发现以兽面为装饰的古器，不仅见于陶器类，还见于玉器类；不仅见于史前，还见于青铜时代，而且以其为装饰母题。纵览先秦艺术史，陶器上的兽面纹可谓处在兽面纹样演变的开端。
兽面纹是先秦复杂的艺术现象，除了分见于各种材质的古器上，还因流绪久远，分布宽广，导致图像各异。综合陶器、玉器、铜器的兽面纹，大体可分两种图形：一种比较具象，口中有獠牙侈出。这一种除了少数知其出土地，大部为传世品，多为龙山文化的遗物，现藏海外和台湾。一种比较抽象，口中无獠牙侈出，但在早期和中期比较具象的时候，也是有獠牙的，如良渚玉器上的神徽，年代略早于龙山文化，或者与龙山文化同时。
两种兽面图形都为正面律，但第一种系单个兽面的正面律，第二种由两侧面的兽形，即由一兽纵向中剖为二（这只是一种理解，有人认为不是一兽对剖，而是两兽相向对立），然后左右展开，从而形成一个完整、对称、具有神秘气息的正面的兽面纹[ 今指青铜器兽面纹，原指饕餮纹，最早出自《吕氏春秋·先识览》，宋代强化了文献所谓“饕餮”与饕餮纹样的关系。20世纪末叶，中国考古界几乎约定俗成地一致改称“饕餮纹”为“兽面纹”。]。良渚玉器上的神徽是青铜器上兽面纹的祖型，两者都具两两相对的特征。
陶器上的兽面纹大体可归于第一种，但实际上所谓兽面，只是以獠牙代表了兽的意象，准确地说，不过是长着獠牙的兽口而已。
由于图形有异，所谓兽面纹的命名也就不统一，有称人面纹的，有称兽面纹的，有称面具纹的，还有称人兽纹和人鸟纹的，等等。鉴于上述所有称名都因威猛可怖的面容或獠牙四侈的特征而含有“兽”的意义，这里通称兽面纹。
已知新石器时代比较重要的陶器兽面纹，见于湖南黔阳高庙新石器文化遗址所出，其兽面纹可分两种，一种有两支獠牙，一种有四支獠牙，有的还带有翅膀。兽面纹一般装饰于陶罐的颈部，或者陶簋的底部。[《湖南黔阳高庙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2000年第4期。]湖南长沙南托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出土了刻绘有兽面纹的陶片，为四獠牙。[ 张正明、邵学海主编：《长江流域古代美术图集（史前至东汉）》陶器与陶塑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据《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出一件陶器，疑为铙，其上刻划有类似兽面的纹饰。[《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38页。]除了石家河文化陶器兽面纹偏晚，黔阳高庙和长沙南托的陶器遗物，系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的年代，均早于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
仅从图像上看，陶器兽面纹与青铜器的部分兽面纹，即有清楚的继承关系。如獠牙间戳印人形的陶器纹饰，即被称为“兽面噬人纹”的图案，就是青铜器装饰中人兽共处意象的源头，它显示了两种不同介质的兽面纹饰在人类学上所体现的一致性，而且证明上述两种不同兽面纹样在宗教功能上的一致性。
关于这个问题，还需借鉴年代稍晚、数量比较丰富的兽面纹玉器。张光直由青铜器兽面纹逆溯良渚玉器神徽指出：兽面噬人图样中的人是巫觋，兽面或者老虎是巫觋的工具，发挥“蹻”（迅捷的工具）的作用，帮助巫觋与天沟通。另外，风也是交通天地的工具，殷商卜辞称风为帝之使者，帮助联络四方。从图形上看，兽面或者老虎对巫觋张口，似在嘘气，并非噬人。“气成风云”，猛兽嘘气也同样是帮助巫觋升天的。[ 参见《美术、神话与祭祀》，第四章第三节、第五节。]
原来兽面噬人图样中的人兽关系并不敌对，今人所谓噬虎只是一种以今拟古的错位。情况恰恰相反，两者实际是很密切的。陶器兽面纹和青铜器兽面纹，抑或兽面噬人纹，都可作如是观。不过张光直所指出的第一点、第三点虽十分正确，第二点却有所勉强。动物纹样左右对称的两分现象，很难说与商代思想制度的两分现象有关，解读此图像，恐怕要运用列维·斯特劳斯“拆半律”的理论，问题应归于艺术的形式方面。
关于兽面纹的象征意义还有另说。有人认为，所谓兽面实为猪纹。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徽，包括各地出土的兽面玉雕实为一脉。而猪，包括陶器上的猪纹样，都是北斗星的象征，这些器物及纹样，都是古人以猪的名义为祭祀北斗星君所用。[《中国天文考古学》，第三章第二节。]这是一个创见，但论者所论，没有将商周铜器兽面纹考虑在内。须知，青铜器上那些人兽共处纹样之兽的形象十分鲜明，确为猛兽，非猪形。这里，论者无意中割断了先秦纹样演变的连续性，论证比较孤立。倘若观照先秦兽面纹样演变过程，命兽面为猪纹，即为北斗，其求证恐十分艰难。（来源：邵学海所著《先秦艺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