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又被称之为乞丐皇帝，他从一个穷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平民到南征北战拼搏了近二十年一朝登上龙位的皇帝，这样前后身份的悬殊想必历史上并不多见，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自己是谋反起家，正是因为自己出身贫苦对失去权力有着异乎寻常的恐惧，面对着公侯将相的权势和有些新权贵的不法行为，特别是战友和旧将的背叛，使朱元璋放心不下，猜疑他们会抢夺皇位。所以朱元璋上台后就大杀功臣，当初和他一起打天下的老朋友，几乎被他斩尽杀绝，胡惟庸、宋濂、徐达、蓝玉、李善长、傅友德、冯胜……，都没有逃出他恶毒的手掌心。
胡惟庸(？——1380)，早年随朱元璋起兵，颇受宠信。后封为丞相，位居百官之首。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人等的生杀升降。胡惟庸还千方百计地拉拢因犯法受朱元璋谴责的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令其在外收集军马，以图谋反。1380年正月，涂节和中书省吏上书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处死。为肃清“逆党”，株连杀戮者达三万余人。胡惟庸一案，使朱元璋对身边的功臣宿将，猜忌之心大起，于是着手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屠杀。
宋濂(1310—1381)，他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1360年，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后因牵涉胡惟庸案，谪茂州，中途病死。
徐达(1332——1385)，字天德，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世业农。也就是说，他是朱元璋的同乡。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徐达追随郭子兴造反，结识朱元璋，并在其隶属之下。他为人宽厚，深通兵法，历数十役，战必胜，攻必取，智勇兼备、屡建功勋，是明朝开国首屈一指的最大功臣。但是，徐达为人低调、小心谨慎、常以忠心侍主，绝无居功自傲之心。明朝开国元勋，一生刚毅武勇，持重有谋，纪律严明，屡统大军，转战南北，功高不矜，被朱元璋誉为“万里长城”，但是还是非常怕他将来威胁朝廷。1385年，徐达背上生瘤，连日不能上朝，朱元璋派太监前来赐蒸鹅，徐达知道自己的病不能吃蒸鹅，看到皇上赐他的东西，知道是要他的命，便含着泪吃下了，没过几天就不明不白的死了。朱元璋偏赐他烧鹅，徐达把烧鹅全数吃完而死。
徐达背生毒苍是事实，朱元璋赐死之意，却是后人想像的。徐达英年早逝，后人当然是要浮想联翩的。以朱元璋的无赖为人，这是不奇怪的。徐达去世，朱元璋甚为悲痛，明史说：“帝为辍朝，临丧悲恸不已。追封中山王，谥武宁，赠三世皆王爵。赐葬钟山之阴，御制神道碑文。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一。”以徐达之功，大明王朝当然要厚待徐达之后的。徐达共有四子三女，四子即辉祖、添福、膺绪、增寿。其女也分别嫁朱家人，或成皇后，或成王妃。他的长女甚至成了明成祖朱棣的皇后。但是，他的两位封侯晋公之子，却根本没有好下场。这两个人，均圈入建文初年的 “靖难之乱 ”。一个因忠诚而被囚致死，一个则因亲情而被杀。
徐达死后，葬于今南京市太平门外板仓村。至今其墓仍在，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墓碑也是明朝诸功臣中最大的，碑文亦由朱元璋亲撰。此碑奇特之处，乃是碑文中竟然有标点，堪为罕见。朱元璋曾评价徐达：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
然而，墓独大有何用？口碑又有何益？
李善长(1314——1390)，明初大臣。投朱元璋幕下，被任为参谋，参预机画，主持馈饷，倍受信用。他善于调护诸将，因材用人，使之各得其所。1367年，被封为宣国公，后为左相国，居百官之首。1390年，李善长以胡党获罪，谓其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心怀两端，大逆不道，连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一律处死。
蓝玉(？——1393)，开平王常遇春内弟。初隶常遇春帐下，有谋略，作战英勇，屡立战功。由管军镇抚积升至大都督府佥事。1881年封永昌侯。1387年拜为大将军，后封为凉国公。但蓝玉居功自傲，日益骄横跋扈。1393年，锦衣卫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据狱辞上记载：“蓝玉与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密谋为逆，将伺帝外出耕田举事。”这种“口供”，很可能都是屈打成招。蓝玉一案，族诛一公、十三侯、二伯，牵连被杀一万五千多人，“元功宿将，相继尽矣。”谋逆之罪一般都是碎剐凌迟处死，念及蓝玉与自己是儿女亲家，老朱心一软，宽大处理：碎剐改成剥皮。这样，刽子手把蓝大将军全须全尾整张人皮剥下来，算是留了全尸，并把人皮送往他女儿蜀王妃处“留念”。明末农民军攻破蜀王府，在王府祭堂发现了这件“文物”。
傅友德(？——1394)，明朝开国功臣，著名将领，战功卓著。初被封为川侯，后晋封国公，加太子太师。1393年，因请田触怒太祖，召还，颍国公傅友德赐死……
冯胜(？——1395)，明初大将。初名国胜，元末与其兄国用组织武装结寨自保。后归附朱元璋，为亲军都指挥。此后，从援安丰，决战鄱阳湖，下武昌降陈理，克平江俘张士诚，论功仅次常遇春，迁右都督。中原平定，封宋国公。后数率大军出塞征扩廓、纳哈出。冯胜在明开国功臣中名列第三，北伐大胜后，朱元璋借口他藏匿良马、向哈纳出老婆索求大珠异宝，诬之以罪，逮捕软禁于凤阳。诛蓝玉后两年，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又下诏以蓝党被赐死于南京。
德庆侯廖永忠的免死铁券，第一个成为空头支票。他在很多战斗中有功，特别是在鄱阳湖之战中殊死战斗。他还淹死小明王，扫除朱元璋称帝的障碍。1375年，朱元璋将其杀死，理由是他私自穿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穿皇帝的衣服属于逾制，等同于有篡国夺权的野心。
永嘉侯朱亮祖原是元朝的一员猛将，作战非常勇敢，虽被明军多次俘虏，但从不求饶，誓死不降，一副要杀要剐全凭你处置的劲儿。朱元璋非常欣赏他的勇敢，委以重任。他曾经参加平定四川的战役，因为擅杀部下，被皇帝取消奖赏。他镇守广东，仍然恶习难改，鞭打当地官员，接受富商贿赂，做了很多违法犯罪的事情。番禺知县道同给朱元璋写秘密材料，揭发朱亮祖的罪行。朱亮祖反咬一口，污蔑道同对他傲慢无礼。对大官傲慢无礼，就等于自取灭亡，将道同判处死刑。1380年，朱元璋将朱亮祖父子召到南京，用鞭子活活打死。
洪武十七年（1384年），临川侯胡美因为犯禁被处死。
二十五年，杀江夏周德兴；
二十七年，赐死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
朱文正被鞭打而死。他是朱元璋的亲侄儿，坚守江西南昌城85天，阻挡住陈友谅的疯狂进攻，为朱元璋取得鄱阳湖决战的胜利奠定基础。他后来娇纵不法，公然抢夺妇女，玩腻了就投到井中淹死。还割人舌头，残暴不法。还用龙凤图案装修自己的寝室。朱元璋亲自到江西将他逮捕，幽禁于安徽，将他的50多名部下割断脚筋，整成残废。
曹国公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南征北战，立下不朽功勋。他能文能武，1383年任大都督(军队最高领导人)兼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南京大学校长)。李文忠曾经批评皇帝太依赖宦官，对待官员太苛刻。他居然被毒死(有的说是病死)，理由是——礼贤下士，周围知识分子太多，难道你想搞小动作不成？临死前，他对朱元璋说，我给你一句忠告：要少杀人，防止宦官作恶。朱元璋听了，猜测是幕府教唆他这么说的，大怒，把所有的幕府全部杀了，李文忠身边的医生、奴婢60多人全部灭族。不过，朱元璋还是采纳他的部分意见：禁止宦官干政，不许他们读书识字，否则剥皮处死。
他一杀就是一家人，有的杀人手段十分残忍。肃反运动一波接一波，朱元璋先后肃清胡党、处理空印案、郭桓案，逮捕为害百姓的官吏，几场大案，杀戮官吏接近10万人，试图用别人的鲜血浇灭自己心头的怒火。大批官僚被诛杀，一时间朝廷上下人人自危。当时的京官，每天早晨入朝前，总要与妻儿诀别，交代后事;到了晚上平安回来，便全家庆幸。连续数年的诛杀，功臣宿将相继而亡，余下的寥寥无几。
对于朱元璋大肆诛杀功臣、卸磨杀驴的举动，人们是很自然地要将他与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刘邦相提并论的，俗语言“汉家待功臣薄”，朱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刘邦杀的功臣不过了了，再说株连也没有如此之广，而且刘邦杀的基本都属于“异姓王”，并非他手下的功臣集团。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将朱元璋的用心轻易地与刘邦做简单的比较。在我看来，朱元璋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诛戮功臣集团，起码有这样几点考虑：
首先，一般来说，功臣集团是打天下的班子，他们的能力且不说，只说他们所掌握到的人脉关系、政治军事资源，实际权威等等，这都是让一个君主不能放心的；他们有随时绑架皇权的能力，这就要严重地威胁到皇权的稳固。
这里也引申出一个问题来，就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政权的生成有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江山的，就必定要坐江山，就要实行专政（而按照西方人的理解，专制本是没有多少合法性的）——为了防止被人再拿枪杆子推翻，当政的君主就应该竭力巩固自己的统治，消除那些潜在的危险。
第二，我们需要注意，所谓的功臣集团都有一个最为普遍的心理，就是他们自认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当然自己就要坐江山，起码要保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洪武年间本是国家草创时期，新兴的文官集团才刚刚孕育出来，他们对于功臣集团的制衡力量还很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提高），这样一来功臣集团的强大存在就危及到了君主的中央集权。
不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宋太祖传“长君”宋太宗，对于宋初政治的稳定确实是大有裨益的，且好文的太宗为北宋文官政治的成熟也提供了时间与便利条件。就像柏杨老先生所发现的那个历史规律：历来中国的王朝，都会在二、三代君主时期出现一次大的震荡，挺得过去这次危机则王朝以后便顺风顺水，反之就速亡。北宋初期政权的相对平稳，应该就与传长君有莫大关系吧。
第三，功臣集团容易形成为特权阶层（“压力集团”），以至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诸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干预政治、经济资源的再分配，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实。
像光武帝刘秀由于一意保全功臣，结果东汉就成为了一个相当贵族化的朝代，皇权被绑架成为家常便饭，地方分裂倾向也相当严重，乃至其灭亡后仍旧尾大不掉（唐初也是如此，只是到了手段严厉的武则天当政时才有所改观）。朱元璋惟恐功臣集团将来尾大难制，所以才出此下策，这实际上可以看做是他打击豪富的一种延伸。
朱棣可以保全自己的功臣，但是作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相对就困难些，因为老子在前稳固了根基，之后子孙才可以相应地放宽自己的统治，才可以给功臣集团多留些余地。而且，永乐的功臣班子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应该都比洪武小得多。
第四，不可否认，就像汉武帝一样，其晚年朝堂为之一空；朱元璋也是越老越有疑心病，“太祖春秋高，多猜忌”。权力是可以异化人性的，可能年轻时的朱元璋本来并没有多少残忍和猜忌，但是随着他一步步登上权力的顶峰，以及在这个顶峰上度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他的思想及个性势必就要受到很深的异化。
朱元璋的寿命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比之刘邦，他多做了十几年的皇帝，而且他的精力也相对旺盛；这也就使得他有充分的时间去做一些自己原本不想去做也考虑不及的事，大权在握、高高在上的他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和想法折腾。
从明初的一系列大案看来，其时间跨度还是相当大的，这就可以说明朱元璋起初并未有一个全局的深入的盘算；而且他很多事情可能并非是事先策划好的，不过是头痛医头、想一出是一出罢了——虽然这些事情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相同的政治逻辑。
第五，为自己即将接班的孙子着想。朱标死后不久，他的次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其长子已夭折）。此时的朱元璋已届六十五岁高龄，而朱允坟却只有十五岁，其个性酷似乃父，仁柔宽厚甚至有所过之。朱元璋自然要担心自己百年之后，这个年轻的继承人会控制不往局面；一旦那些开国元勋不买小皇帝的账，后果将不堪设想。
《国朝典故·翦胜野闻》中就为我们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朱标眼见父亲诛戮太过，于是就跑去请求父亲手下留情；朱元璋眼见自己的苦心得不到儿子的理解，于是便将一根上面满是刺儿的荆条丢到地上，然后让儿子去捡，结果朱标半天才捡起来拿给父亲。朱元璋于是将荆条上的刺儿全部削去，然后意味深长地对儿子说道：“这样你再去捡，不就容易得多了吗？”
以上这则故事讲述的就是朱元璋的“荆条除刺”理论，虽然它未必是真实的，但反应出的却的确是朱元璋的真实心态。朱元璋不能不替儿孙们做长久打算，也算是替国家社稷做长远打算，哪怕最后会背负上嗜杀的恶名。
矫枉必须过正，这是朱元璋一贯的思维特点和行事风格。
另外，还有一个长期不为人们所重视的方面，那就是朱元璋要彻底瓦解淮西集团的权力基础，使其在政治上永远不得翻身。
朱元璋打天下靠的主要是淮西集团，治天下时也不能不考虑树大根深的淮西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他之诛杨宪便是为了不致引起淮西集团的强烈不满。
然而，由于朱元璋为人刻薄，对下属要求严格，因此并不是很得人心，他自己也非常明白这一点。假如将来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用重利笼络淮西集团，那么到时朱家的江山就会很不稳固了。
淮西集团多为乡党，又有同打天下的深厚情谊，所以互相容易买账，这是让朱元璋很头疼的地方。假如朱元璋只是将李善长、胡惟庸这样的一两个头面人物清洗掉的话，那么将来还是不能不考虑换上淮西系的人，这样就等于治标不治本，不能将隐患彻底清除。
因此朱元璋在有生之年，为防患于未然，就必须将整个淮西集团连根拔起，对于整个统治阶层来一次大换血，借机以笼络各方，使统治阶层处于一种权力平衡状态。后来发生的“南北榜事件”，就是朱元璋这一心态的又一反映。而且，杀人还起到立威的作用。
显然，朱元璋并不是个特例，武周之取代李唐的过程，也是一个忠于李氏的关陇集团被武则天不断剪除的过程，原有的山东豪杰集团的代表人物李勣等则选择了投靠武则天。另外，武则天通过大兴科举来实现统治集团的大换血（这倒成了她的一大历史贡献），以此达到巩固自身统治的目的。
此外，从朱元璋借空印、郭桓等案之机发飙，从而严厉打击官僚阶级、富裕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上看，他也是要大力消弱国家的上层建筑，以造成其相对于皇权及社会中下层的相对弱势，使得国家的上层阶级暂时形成不了一个巨大的相对稳固的统治集团——这样也就利于维护朱元璋的极权统治，以这种朝局反复动荡的“大乱”换得政权稳固的“大治”。
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悲剧的发生，一方面的确主要是朱元璋的责任，可另一方面也是蓝玉等人自己的责任。
谷应泰就指出：“然而推其始初，胡以倾邪升鼎耳，蓝以宠利居成功，不学无术，器小任重，宜其及也。”如果胡、蓝等人都能拥有徐达的那般忠志无疵，李文忠的好学饬行，汤和的听命唯谨，沐英的居贵不骄，那么从他们个人的角度而言，想来其结局就不会那么悲惨了。
然而对于朱元璋的滥杀无辜、残暴血腥，赵翼便曾指出：“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廿二史札记》）
谷应泰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乃论者以光武保全功臣，所封不过大县数四，所加不过特进朝请，故君臣之恩，始终不替，《鹿鸣》、《天保》，若鱼水焉。然予考（明）太祖之分封也，至尊贵者，无过韩国（公）食禄四千石，魏国食禄五千石，未尝裂土自王也。至任用者，出师则本于庙算，还军则归之禁旅，亦未尝得专征伐也。凡此内安外攘，势若犬牙；强干弱枝，何难控御。”朱元璋比之刘秀待功臣已经很微薄了，其控制也已经非常严密，可是他仍然“以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图，仓卒启机，傅会难明之事，株连者四万，失侯者二十，周纳深文，亦云惨矣！”（《明史纪事本末》）这就让人很难为朱元璋多说好话了。
从这个角度上说，即使蓝玉等人真的决定谋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了，“而伏甲之谋起，是则胡、蓝之衅，抑亦凤德之衰也。”这就像淮阴侯韩信当年被刘邦一步步逼反一样。
但是，刘邦在对于谋反等问题上，确实处理得并无多大的过错，因为作为政治家就不能按照一般人的思维、感情去考虑问题——仁慈、义气对于普通人也许是值得提倡的美德，但对于政治却未必是这样！
然而这一切的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对，是专制，是专制制度所导致的权力系统的封闭。
历史学远远不是科学，甚至连经济学的那种表面的科学性也没有。从形成原始材料的那一刻，历史光线的传播就已经发生了折射。最后，历史成为一种在人们心中的映像，这个映像随着人自身各种认识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然而，历史的“客观性”还在于，越是放宽历史的视界，就越容易理解的历史演进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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