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葵—近代书林品藻录—洗炼

洗炼   

    尽去陈言，戛戛生新，洗练之谓也。古籀文字率皆镌镂于金石，笔势古拙，斯冰小篆则洗炼劲挺，少有故作盘曲扭结之态者，后世书家以柔毫摹之，殊非易事，个中三昧，唯篆刻家中作工整一格者最能体味。至于“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唯福厂老人篆隶足以当之。

 

赵时棡（1874-1945）
    民国沪上印坛是吴赵两家天下，赵叔孺二弩精舍传弟子最多，郑逸梅谓叔孺拟取足七十二人，以符孔圣杏坛之数，今检《赵氏同门名录》，实得六十人，陈巨来、方介堪、沙孟海、徐邦达、张鲁盦皆艺林翘楚。吴赵两派风格不同，门弟子间亦有相互攻讦者，陈巨来《安持精舍印话》云：“迩来印人能臻化境者，当推安吉吴昌硕丈及先师鄞县赵时棡先生，可谓一时瑜亮。然崇昌老者，每不喜叔孺先生之工稳，尊叔孺先生者，辄病昌老之破碎。吴赵之争，迄今未已。余意观二公所作，当先究其源，昌老之印，乃由让之上溯汉将军印，朱文常参匋文，故所作多为雄厚一路。叔孺先生则自撝叔上窥汉铸印，朱文则参以周秦小玺，旁及币文镜铭，故成就开整饬一派。取法既异，岂能强同。第二公法度精严，卓然自振，不屑屑随人脚后则一也。”可称持平之论。叔孺生前钤有《二弩精舍印谱》，卒后十一年从侄赵鹤琴又编印《赵叔孺先生遗墨》，此后若干年间，吴缶作品充斥坊间，而叔孺之名则浸渐湮没，个中缘由不得而知。
    叔孺善画马，号称“一马黄金十笏”。行楷取法赵松雪之寿春堂记、仇锷墓志及胆巴碑，并用颜体之雄强矫赵书之疲弱。叔孺篆书最是好手，平生有三代文字之好，家藏周秦古器百余品，寝馈其间，下笔自然得心应手，书法杂志曾影印篆书诗经册，凡380字，首尾贯通，结字全用赵撝叔法，而去其犷悍恣肆，但求停匀婉转，气息渊雅。叔孺篆书虽不足在邓、赵外开一新派别，亦堪与苦铁之雄浑成为两极，以沙孟海“太阴”之评形容其篆书，也称贴切。
    赞曰：
    兄事松雪，弟畜悲翁。
    性癖周秦三代，仰止二弩春风。
    元朱洗练，斯篆婉通。

王福厂（1880-1960）
    马夷初不喜王福厂书，《石屋续渖》云：“上海有活报者，谓王福厂篆隶等描花，又谓福厂书平铺直叙，一无足觇。此论尚非过为诋毁，福厂为余父执，余尝观其作篆书楹帖，亦不空肘腕，是真描花也。”按当时人受包世臣、康有为书论之影响，强调执笔方法，肘腕运力，故石屋对福厂有偏见如此。其实评价书法当以作品论高下，执著于技术细节，智者不取。以篆隶成就论，赵叔孺远未脱出赵撝叔窠臼，而王福厂超然诸家之外，极精雅之能事，陈祖范撰文评介，以“清姿可挹，雅韵欲流”为标题，深会我心。
    福厂亦能作邓石如、赵之谦体篆书，西泠印社曾刊其所书说文部首，即用此体，顿挫分明，水平不让赵叔孺诗经册。更多见者则是玉箸，停匀遒丽。按玉箸并非斯相遗法，唐李阳冰三坟记、谦卦碑始创此体，经宋释梦英、郭忠恕等夸张变化，已成恶札。清初王虚舟、钱十兰、孙伯渊更束帛胶毫摹之，尤堕下流。福厂所作玉箸，悉用《说文》正字，每一字之结篆安排皆视字形而定，如治印然，或垂或收，参差错落，寓动于静，孕奇于正，实开玉箸新境界。所作隶书亦属规整一路，固然源出于汉分正法，而融会贯通，譬如羚羊挂角，不可踪迹矣。
    福厂传世书迹虽以册页居多，最佳妙者实为屏条楹帖，正文或篆或分，疏散错落，款字必用正书，秀逸清淡，钤印必数枚，皆手自镌刻，或朱或白，印文必能与正文相谐恰，通篇看来，便是一轴倪高士平远山水，雅不可及。惜《品藻录》囿于习惯，冲淡条不取篆隶名家，而福厂所臻境界，又岂止洗练所能局限哉。
    赞曰：
    琅琊支派，麋研清真。书印同出，规汉模秦。
    清姿雅韵，淡静绝尘。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邓尔雅（1884-1954）
    近代篆刻工整一派开创自黟山黄牧甫，所作不依傍前人，风格清丽典雅，最堪与吴苦铁之雄浑苍朴相颉抗，《点将录》以晁天王拟之，诚不可移易者。黟山篆书则逊色多多，平直方整，虽不愧端谨君子之本色，而拘滞少味，实缺乏艺术品赏之价值，故时人论近代书法，黟山不与焉。《品藻录》虽退牧甫，而黟山一派毕竟不可埋没，诸嫡传私淑弟子中邓尔雅篆书尚有特色，因举为代表。
    尔雅尊人莲裳公曾长广雅书院，与黄牧甫过从甚密，尔雅虽未得黟山亲炙，而于黄氏书印体会甚深，抗战中为黄文宽篆书千字文半本，用邓石如、黄牧甫两家章法，洗练光洁，卷末题诗云：“六书根底太相干，不考说文心未安。何况人生忧患始，非徒识字本来难。”“最称完白殿称黟，开派通神世所师。直至小生应自笑，何曾有梦到冰斯。”尔雅精研小学，于古器中残字、奇字、别字考订精审，撰有《文字源流》。《邓斋印可》自述经历云：“尔雅小时入塾，师教兄以《文字蒙求》、《说文部首》诸书，因得旁窥窃听，略知六书体例，乃比人为早，后捉刀嬉戏，童心颇顽，加以家有藏书，凡关于印篆之属，偷得余闲，辄手一卷，遂解篆刻。”尔雅曾在东瀛学习美术，主张书印一体，以几何安排确定点画分布，有句云：“作字如治印，治印如作字。腕下著以沈，书契原一事。”又云“布白几何入三昧，冲刀旁舞敌千兵。”故其篆书、篆刻皆重视视觉效果，邓尔雅曾取篆书中左右对称字制为楹帖，其佳者如“高朋四坐东南美；大吉六爻上下同。”“开门登堂四坐大喜；普天率土十雨五风。”
    赞曰：
    多识奇字，傲敌伧夫。几何安排，分布白朱。
    洗炼光洁，书契不殊。心手两忘，如瓶泻珠。

唐醉石（1886-1969）
    唐醉石与王福厂相交莫逆，醉石年少福厂六岁，书印皆受福厂影响。民国甲寅（1914）王福厂为旧作“醉石山房”印补款，跋文述二人交游缘起甚详：“光绪甲辰（1904）夏于西泠印社获交醉龙，以印学相切磋，嗣后东劳西燕，聚合不时。庚戌（1910）秋，日暮途穷，醉龙出此索刻，刻竣殊不称意，拟重刻，以事别，未果。今年夏，余游湘，晤醉龙于桐荫堂，复属补款。夫吾两人之交谊，后先离合已十余年，拳拳之意，金石不渝，鸿爪留痕，亦所宜也。因志数语以归之，疵瑕实多，醉龙其勿哂焉。甲寅中秋节，仁和王寿祺记。”或有论云：“王、唐俱为西泠印社柱石，又尝同服官印曹，王为杭人，唐则以湘人而致力于浙派印艺之复兴，其功尤不可没，王氏谨守法度，于豪放似有不足，而唐则豪放有余，于谨守法度亦未逊王氏。”（见马达堂《近代印人传》）揆其寓意乃在强调唐高于王，今按醉石终老汉上，声名不显，固宜表彰。若论印章成就，王、唐难次甲乙，而书法功力，醉石尚徘徊方圆矩矱之中，福厂早超越法度之外，不拘不束，散淡自在，由此高下自判矣。
    书印而外，醉石博古多识，商周鼎彝、秦汉碑碣，入眼便能断其真赝，民国初年设故宫博物院，乃应马叔平之邀赴京，任顾问，司审定古物之职。旋任印铸局第一科科长，与王福厂、冯康侯等规划监制政府机关关防印信，其后政府南迁，又随之南下，民国政府国玺“中华民国之玺”、“荣典之玺”即由福厂与醉石二人共同篆写，交由苏州玉工陈燮之镌刻者。
    赞曰：
    涉笔成趣，毓秀钟灵。
    周旋丁陈矩矱，难逾麋研典型。
    终老东湖，迹遗西泠。

徐无闻（1931-1993）
    启元白晚年声誉甚隆，索书求序者众，所制序言恒多泛泛，独序徐无闻遗作集则发自肺腑。无闻先生长我一辈，学问人品素所钦慕，虽同处一城，终缘悭一面，作品藻录至徐先生条，临纸怆悢，彷徨而难措辞，爰节录启元白序言以代评骘，赞语则用先生寿江津王藏用赞改易数字为之。启元白序云：
    “无闻先生讳永年，字嘉龄，以耳病失聪，自号无闻。教授于西南师范大学，著述甚富。于古文字之考辨，造指尤邃。暇则挥毫作书，古篆楷行，罔不精工。其篆法深稳，独得渊穆之度。出其绪馀，施于铁笔。印学自邓完白、吴让之以下，日趋于躁，更下至以毁瓦画墁相矜尚。虽时世以同文尊秦法，而刻石铭功，铸印示信之法，则荡然无复遗存。先生篆书不减王虚舟、钱十兰，而治印则远绍吾子行，近迈王福庵。其学识有所不同也。学友刘石博士，曾受业于先生，言及先生之人品学问，常掩泪而述之。夫浩劫之时，学校中莫不以鞭笞师长相煽惑。十年之后，竟有师友之谊相感不啻骨肉者，于以征先生教泽之深且远矣。不佞自1963年于役重庆，于西南师范学院初识先生，而谈艺论学，有如夙契。其后以燕蜀路遥，非学术会议不恒相晤，计平生会面，仅三四度。每于刊物中见先生之文章翰墨以及篆刻印蜕，俱不啻有剪烛夜话之乐，忽闻其久病不克治，又不啻生平久要之情，为之深哀而痛惜也。今闻其及门诸友裒辑先生论学及书艺篆刻遗作为集，下征一言，谨述所怀，以告世之读先生之书者，知其人然后知其学也。”
    赞曰：
    蜀山峨峨，岷水泱泱。先生高谊，道德文章。
    书源沈易，印传周方。渊穆深稳，雅饬端庄。
    平生所仰，临纸神伤。金石不磨，遗泽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