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梦周公”的历史解读
杨朝明
在中国几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孔子是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的人，用钱穆先生的话说，是他指示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建立了中国文化的理想。如果追问对孔子学说影响最深、贡献最大的人，当然就是周公。孔子曾经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他说自己衰老得太厉害了，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孔子对周公可谓魂牵梦绕，以致后人尊孔子为“至圣”，而以周公为“元圣”，周公对孔子的影响至切至深！
一、孔子“梦周公”与梦文化
关于传统，西方有学者分出所谓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1956年），认为大传统是指知识分子及精英创造的、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小传统是指民间创造及在民间传递的文化。在中国，孔子儒家的思想学说属于大传统，例如“礼”的规范之类，而民间社会的“俗”则属于小传统的范畴。“礼”与“俗”是相对的概念，都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二者相互转化，相互影响，经过千百年的流变、融合，形成很多有趣的文化现象。
与孔子“梦周公”相联系的是，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影响不小的梦文化。梦，作为人在睡眠中某阶段意识状态下自发性的心理活动，它属于人的正常心理现象。在典型的夜睡中，梦境在睡眠的各个阶段循环出现。也许是孔子“梦周公”的缘故，也许殷末周初时已经有不少关于文王、武王、周公梦境的记录，后世竟然出现了“周公解梦”之说。
据记载，文王、武王就曾经谈论“梦”的问题。例如，《礼记·文王世子》记载说：“文王谓武王曰：‘女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女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文王说自己转移给武王三岁寿命，自不可信。但它记载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其影响之大自不待言。
据《周礼》记载，周代春官宗伯有“占梦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其中还有六梦说，将梦分成六类：正梦、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后人也有不少研究人的梦境，如明代有人集历代诸家梦说，将梦分成九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殷商末年，政治动荡，文王、武王都曾经谈论“梦”的问题，《逸周书》就有不少这样的篇章。如《程寤》篇，记载文王在程地时，太姒梦商庭生棘，惊

以告文王，文王以为是吉兆，于是召太子发拜吉梦；《文儆》篇中，文王疾，告梦，惧后祀无保，告太子发民之多变，命其敬之；《寤儆》篇则记载武王梦见灭商的计划泄露，自己被梦境警醒，深以为忧。周公劝导武王说：“天不虞周，惊以寤王，王其敬命！”他鼓励武王，说这是上天为了让他居安思危。《武儆》篇则记载武王告梦，遂命召周公旦立后嗣，属太子诵文及《宝典》。
上述梦境在《逸周书》的记载名称多以“寤”、“儆”为名，所谓寤，就是觉时道之；所谓儆，则是使人警醒，不犯过错。这些记载很有价值，因为从这些事实中不难看出，文王、武王、周公正处在由夏商“尊命”、“尊神”向西周“尊礼”文化的过渡时期，已经不同程度地开启了人文思潮和理性主义的大门。尤其周公，他的论述，已经十分注重社会现实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就整个商周时期而言，占梦作为一种预卜吉凶的方术也曾经十分流行，它属于宗教的领域。《周礼·春官宗伯》中的“占梦”之官负责占梦，而周公应该是周初宗教的首脑。在周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形象，一种是善于占卜的“大巫师”，一种是制礼作乐的政治家、思想家。这两种身份和形象，在那个时代集合于周公一人是十分正常的。
事实上，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恰恰是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周公。作为“大巫师”形象的周公只不过是历史的“孑遗”。不过，这种占卜、解梦的形象最终作为方术渗入民间，成为小传统的一部分。而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周公，则影响了后来的孔子和儒学，奠立了中国文化的大传统的基础。
历史上，所谓的“著名梦境”还有很多，比如文王梦熊、庄生梦蝶、黄粱一梦、梦笔生花、江郎才尽、南柯一梦等等。而所谓《周公解梦》，不过是流传在民间的解梦之书，乃是后人借周公姬旦之名而著。书中列举种种梦境，并对梦预测吉凶，它与其说是解梦书，不如说是解梦词典。孔子生于乱世，凝念注神，日思周公之德，夜即梦之，这属于后人所谓“意精之梦”。周公成为后世占梦文化的形象代言人，不能不说是梦文化与孔子结缘的结果，的确是“大传统”和“小传统”交互影响的结果。
二、周公及其历史功绩
1934年，历史学家夏曾佑先生在所著《历史教科书》中曾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孔子是东方圣哲。周公处在黄帝与孔子之间，是中华礼乐文明的奠基人。
作为周朝江山社稷的奠基人，周公辅国安邦，创立典制，制礼作乐，其稳定和巩固周王朝统治之功彪炳史册。然而，由于文献阙如，后人又理解不一，使周公事迹显得模糊不清，再加之上个世纪儒学地位的沉降，对许多现代人来说，周公这位伟大的圣贤居然还是一位比较陌生的人物。但披沙拣金，透过材料记载，还可以看到历史的真实，探寻出周公事迹的真相。
周公，姓姬，名旦。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当年，周公在谈到自己的这一身份时，曾说“我于天下亦不贱矣”。周公的身份岂止“不贱”，事实上，他是当时地位最为尊贵的人。
周公姬旦之所以被称为“周公”，是因为周朝以周原这块周人龙兴之地为其采邑。采邑与封地相近，受封者可以享受采邑的租税。在周族发展历史上，周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直到后世，他们的子孙依然眷恋着这块土地。这支姬姓部族的人居住在周原，从此，他们就被人称为“周人”。后来以这里为周公采邑，也可以看出周公在周朝的特殊地位。
在周文王的儿子中，周公与武王为同母兄弟，他们都是太姒所生。太姒的儿子共有十人，《左传》中说“武王之母弟八人”，加上武王兄伯邑考及武王本人，恰为十人。文王诸子中，最有资格继承周文王位置的当然是伯邑考，但文王时他作为人质在殷纣王那里，竟然被残暴的殷纣王活活烹杀。伯邑考早死，文王次子姬发便取得了嫡长地位继承了王位。在同母兄弟中，周公排行第三。除了即位为王的武王姬发，周公的地位就最为尊隆。据记载，在同母兄弟之中，武王发和周公旦最贤，他们是文王的左膀右臂，共同辅助文王。
周公的恭顺与谨慎是有名的，他独处时都非常严谨，后人形容他连夜里走路都注意自己的影子要正直。周公年轻时便渴求上进，十分谨慎地结交朋友，注意学习别人的优点。他想要兼学历代圣王，实践他们的勋业。他常常反复思考，甚至夜以继日，想通了便付诸实施。周公的切实努力，使他具有了出众的天赋和秉性，周公自称“巧能”，说自己“多材多艺”（《尚书·金縢》），周武王说他“大有知（智）”（《逸周书·度邑》），称赞他富于智慧，后来孔子也对“周公之才之美”（《论语·泰伯》）倍加赞赏。
周公德才兼备，一生辅国安邦。在翦灭商朝的过程中，周公是武王的得力助手。在文王去世以后的七、八年中，周公尽心竭力，在武王需要的时候，他往往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及对历史与现实的敏锐洞察力，为武王出谋划策，献智出力，辅助武王顺利完成了灭商大业。
克殷之后第四年，武王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使得周朝的局势变得复杂和危急起来，周公也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武王去世后成王即位，但成王年幼不能主政，周公作为辅相，以冢宰的身份摄政，辅助成王，全面应对和处理方方面面的事务。他殚精竭虑，日理万机，但换来的竟是恶语中伤，他的弟弟管叔、蔡叔等人制造谣言，连召公奭也怀疑起来。成王年龄小，对辅助他的叔父也信不过。殷商旧势力趁机联合管、蔡发动叛乱。为此周公不得不做大量工作，以争取信任。并毅然调动大军，亲自率军平叛，消除了武庚以及管、蔡等“三监”的祸患，又率军大举东征。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终于彻底稳定了东方。
为进一步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周公进行了大分封，将宗室懿亲分封到各战略要地，以王室重臣、近亲把守要塞，作为王室屏藩，周公前后封建的诸侯国家有71个。周公又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东），修建王城（今洛阳市内），还将殷遗民迁到洛邑，驻军加以监守。洛邑和王城作为周的东都，用以统治东方，被称为成周。周公还着手建立了周王朝的一整套典章制度，使周王朝的政治统治彻底走上正规。他辅助成王，摄政七年，周王朝的统治彻底巩固下来。成王即位七年之后，已经可以独立处理政务，周公于是把政权正式交还给成王。
周公在成王初继位时暂摄国政，经略天下，对稳固周朝统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基本概括了周公的主要历史功绩。周公归政之年的岁末，成王对周公的辛勤于王室念念于怀，于是在洛邑举行了封命“周公后”（《尚书·洛诰》）的仪式，将周公之子伯禽分封到泰山之南，建立了鲁国，周公也就成了鲁国的始祖。
归政成王之后，周公依然极受尊敬。成王十一年，周公在丰地去世。周公病危时，他希望自己死后葬在成周，以表示不敢离开成王。周公去世后，成王心存谦恭，把周公埋葬在毕（今陕西咸阳北），随周文王墓葬，以表示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为了褒扬周公之德，成王还特许鲁国在祭祀周公时用周天子的礼乐。
三、周公与鲁国文化
在陕西岐山、河南洛阳、山东曲阜，都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周公庙，自西向东的这三处周公庙，自然都是为了奉祀周公。周公食采于周，故有岐山周公庙的建立；洛邑为周朝统治天下的中心，周公辅佐成王“定鼎洛阳”，周公庙大殿即被称做“定鼎堂”，象征着周人取得天下。
相比之下，曲阜周公庙却从两方面使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第一，周公被后世尊为“元圣”，追封为“文宪王”。周公庙为“文宪王庙”，其大殿为“元圣殿”，周公庙棂星门内两侧石坊分别是“经天纬地”、“制礼作乐”，都是赞颂周公的丰功伟绩；第二，周公是鲁国的始祖，鲁国是周公的封国。曲阜的周公庙因此又被称为“鲁太庙”，其中还以鲁国历代国君从祀周公。
在西周初年的分封中，鲁国是众多邦国中的一个诸侯国，但它却是非同寻常的一个封国。鲁国是诸侯中的“望国”，乃是姬姓“宗邦”。之所以如此，当然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周朝灭商以后，周武王曾经分封功臣亲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时期的分封还带有明显的“褒封”性质。武王分封时，周公被分封在鲁，初封时的鲁国可能在今河南鲁山。不过，周朝初年形势复杂，辅国大事更为重要，《史记》所说“伯禽代周公就封之鲁”，其地可能乃指河南鲁山。但无论如何，鲁至少名义上为周公封邑。
周公东征以后，原来的政治格局被打乱，周公摄政时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分封。《今本竹书纪年》记载说：“成王……八年春正月，王初莅阼亲政。命鲁侯伯禽、齐侯伋。迁庶殷于鲁。”这与《尚书·洛诰》所说正相印证，《洛诰》中说：“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纪年》中的“命”字多是“分封”的代称，这是鲁国分封具有确切时间的重要材料。
根据清代学者的解释，《尚书·洛诰》下文中“惟告周公其后”、“王命周公后”皆是指封命伯禽。“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则是“言四方虽进于治，犹未定尊礼功臣之事，亦未能抚循公之功绩”。以此观之，封建鲁国事迹就是尊礼周公、抚循周公的功绩。
鲁国此次分封之地在“少昊之虚”曲阜，真正意义上鲁国的第一代国君自然是伯禽。伯禽以“周公后”受封于曲阜。伯禽受封在“少昊之虚”，一个重要目的是大启周公之“宇”。《诗·鲁颂·閟宫》曰：“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史记·货殖列传》称：“泰山之阳则鲁”，有人曾对鲁穆公说：“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龟曰：作邑乎山之阳。贤则茂昌，不贤则速亡。”（《说苑·至公》）这里的“山”乃指泰山，“山之阳”即泰山之南。如果《说苑》的说法可信，那么始就封于曲阜者虽然是伯禽，但城邑的选择还是周公卜定的。
周公对伯禽要求十分严格，这在周公教育弟弟康叔、侄子成王时也能够看得出来。周公教育成王，也往往借机教育伯禽，有时又借教育伯禽以戒成王。武王临终前，托付周公辅佐成王，希望“克中无苗，以保小子于位”、“维中是以，以长小子于位”（《逸周书·五权解》）。所谓“克中无苗”，就是做到适中无邪；而所谓“维中是以”，则是唯中是用。周公以“世子之道”教育成王、伯禽。《礼记·文王世子》记曰：“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关于周公教子，《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荀子·尧问》、《论衡·遣告》都有记载，周公对伯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训导和教育。
周公首先教育伯禽要注意礼贤下士，具备谦德。据《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曾经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自己身份高贵，但为了接待来访的贤人，甚至洗头时多次束起头发，吃饭时数次放下饭碗，吐出口中的食物。《尚书大传》还记载了周公以自身经历与体会训诫伯禽。正因为他能够敬重来求见的人，所以隐居山林的贤者都出来了。周公所言，无非是为了让伯禽能够任贤使能，治理好鲁国。
伯禽到鲁国后，勤奋努力，利用自己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优势，对当地“商奄之民”的风尚进行了变革。《史记·鲁周公世家》记曰：“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伯禽对当地固有习俗进行了改革。伯禽受封时，周室为鲁国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鲁国居于殷商故地，于是他们便因其风俗，开用其政，而疆理土地时用周朝的制度。周室还分给鲁国“殷民六族”，使之“职事于鲁”。这样，伯禽一支所带来的周文化与殷遗民及当地土著固有的文化相互交汇、影响，共同形成鲁国的文化。
鲁为周公的封国，鲁国初封时因此受赐丰厚，相对于他国来说还得到了不少特权，鲁国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也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材料综合考察，这种记载是可信的。周王室的职官“宗伯”、“太宰”、“大司徒”等，鲁即有之。如“宗伯”，在周王室中，他是掌握礼仪之官，这也是周王朝的重要官职。其他国家只称“宗”或“宗人”，有“宗伯”之称的只有周王室和鲁国。鲁国初封时，特许鲁国享有天子礼乐，因而像祭祀之中的禘、郊、大雩等“重祭”礼仪，本为周天子独用，而鲁国也得以拥有这些“殊典”。之所以如此，正如司马迁所说：“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周室对鲁国的祭祀十分重视，作为姬姓宗邦，鲁国掌祭祀者称为“宗伯”便容易理解了。
鲁国受封的同时或稍后，周王室在东方又分封了一些小国，这些小国有的就是鲁的附庸，有的则以鲁国为“宗国”。春秋时期，王室衰微，礼坏乐崩，但许多小国依然纷纷朝鲁，还至鲁观礼。鲁国较完整地保存着周礼，并且周代的礼乐传统深深影响了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左传》襄公十年说：“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宋国保留的自是殷礼，鲁国保存的则是典型的周礼，即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时人视礼为国家的根本，周礼似乎是周王朝统治的象征，因此，鲁国作为宗周东方代表的形象更加突出。
春秋时期，“政由方伯”，但在诸侯国会盟等的班次上，鲁国却位居前列。《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周之宗盟，异姓为后。”鲁既为姬姓，又为周公之裔，故在诸侯位次序列中有“班长”（《国语·鲁语上》）之称，在会盟中为班次之长，被列为首席。例如，春秋初年齐遭北戎侵犯，齐向各国求助。战后答谢诸侯，在馈送粮饩给各国大夫时，齐国人请鲁国按班次代为分派；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时，在各会盟国进行的歃血仪式次序上，除主盟的晋国外，鲁也被排在各国的最前面。既然周室对鲁国寄予厚望，把鲁国分封在商奄旧地，那么，在推行周代礼乐制度时，有“望国”地位的鲁国也就不能不以表率自居了。
鲁国为东方的宗周模式，担负着传播宗周礼乐文明的使命，如在周王朝治国政策的贯彻上，鲁国即堪为典范，周公的保民思想、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等都似乎在鲁国当政者身上有明显体现。当然，说鲁国为“宗周模式”，绝不是说鲁国完全排除其他的文化因素，使鲁国全盘周化，而是在政治统治上为周王朝的东方代理人，在鲁国上层贵族中完整地保存着周代礼制。
四、孔子“取法”周公
孔子时代，许多周代典籍记载尚在，孔子比今天的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周初历史。当年，鲁哀公向孔子问政时，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礼记·中庸》）所谓“文武之政”，自然包括周公之法。何为“方策”？方，版也。策，简也。这里是说文王、武王的政治主张与措施，都在木板或竹简上记载着。周初的历史记载，春秋时人还可以见到。《中庸》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说：“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法，即法则、做法。不难察见，孔子一定十分重视周初文献，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条件可以“法则周公”。
孔子年轻时“入太庙，每事问”，对此，《论语》中《八佾》、《乡党》都有记载。古代开国之君称太祖，太祖之庙称太庙。这里的“太庙”指鲁国周公之庙。孔子自称“学而知之”，对于自己不懂的礼制、礼仪、文物，以实事求是、虚心求教的态度待之，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最终成就了博学知礼的孔子。
孔子还实地学习考察，曾经到当时的文化中心东周洛邑参观访问，《孔子家语·观周》篇专门记述了相关情况。这一次，孔子在洛邑参观游历了国家重要政治文化设施，流露出对周朝政治制度的无限向往，极大地增强了他对周公的倾心仰慕。他除了“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他喟然叹息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
在参观周的明堂之时，孔子看到四个门口的墙上分别画有尧舜和桀纣的肖像，各有善恶不同的形状，以及有关王朝兴盛与灭亡的诫语。孔子还看到周公辅佐成王，抱着年幼的成王背对屏风，面向南接受诸侯朝拜的图像。孔子对“周公之圣”感慨良多，他徘徊观望，对跟从的人说：“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
《论语》中还直接记载了周公的言论，这些应该是孔子经常引用的周公的名言。如《微子》篇记载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是用周公之言说明执政者应该如何选拔人才，意思是君子不应该离弃自己的亲人，不让大臣怨恨得不到任用。老朋友、旧相识如果没有大的错误，就不要放弃他们。不要要求一个人具有所有的才能。这些，在孔子思想学说中都有体现。
孔子十分重视为政治国之人的德行与榜样作用，他推尊圣王“化成天下”的力量。如《孔子家语·致思》篇中孔子说，能称王的人就好像万物生长的季节一样正确，他认为，文王有王季历做父亲，有太任做母亲，有太姒做夫人，有武王、周公做儿子，有太颠、闳夭做大臣，所以他的根基很好。周武王首先使自身有了很高的修养，然后使自己的国家得到好的治理，天下得到好的整治，由此讨伐暴虐无道的国家，惩罚有罪的人，所以自身一动功业就能建立。因此，孔子说：“春秋致其时而万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万民皆治，周公载己行化而天下顺之，其诚至矣。”对周公的赞美溢于言表！
孔子有一句名言，这便是《论语·学而》所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所谓“无友不如己者”，就是不结交没有品行的“不仁”之人。其实，这句话也来自周公。《吕氏春秋》引曾子《制言》曰：“吾不仁其人，虽独也，吾弗亲也。故周公曰：‘不如吾者，吾不与处，损我者也。与吾等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吾所与处者，必贤于我。’”按照刘宝楠《论语正义》的说法，“不如己者”即不仁之人。周公、孔子的本意都是远离缺乏仁德的人。
孔子对周公事迹以及“周公之制”非常熟悉。例如，《孔子家语·冠颂》记孔子谈论天子、诸侯的冠礼，其中说：“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摄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见诸侯，亦（当为‘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颂……此周公之制也。”
据《孔子家语·正论解》，鲁国的季康子想以井为单位征收赋税，派人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说自己不懂这些。孔子弟子冉求被派去问了好几次。孔子对季康子违礼的做法很不满意，他没有正面回答，私下对冉求说到：先王确定土地制度，后人应当自觉遵奉。君子的行动必须合乎礼的要求，施与要力求丰厚，做事要适中把握分寸，征收赋税要尽量得轻。如果这样，以丘为单位征收赋税也足够了。如果不按照礼的原则做事，贪得无厌，就算以田为单位征收赋税也不会得到满足。所以孔子特别说：“子孙若以行之而取法，则有周公之典在。”“周公之典”是周公后世子孙行事的法度，孔子认为，如果想违背法度行事，那么随意而行就是了，何必要来询问呢？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这就是孔子对待“女子”的态度。《论语·阳货》记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传统上，人们以此章是孔子告诫世人要修身就必须去谗远色，而今，人们对该章的理解仍有颇多争议，不少人以之为孔子“轻视妇女”的铁证。其实，孔子斯语，包含了“女子难养”和“小人难养”，而在《尚书》、《逸周书》中都有“小人难保”一语，所谓“保”，《说文解字》明确说：“保，养也。”“小人难保”即“小人难养”。这里的“小人难保”对正确理解孔子的话很有价值。
《尚书·康诰》记周公告诫康叔之语曰：“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当时，周公刚刚平定管叔、蔡叔与殷人勾结的叛乱，《康诰》就是这种背景下对被封于卫地的康叔的嘱告之辞。这里，“小人”指百姓、小民。孙星衍疏引《释诂》云：“保，康，安也。……小民不易安也。”小民不易安，应当在治理时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因为“天威之明，惟诚是辅”，在民情中可以得到应验。欲安其民，就应当尽心尽诚，而不能苟安逸乐。总之，因为“小人难保”，就应当重视“小人”的力量。《逸周书·和寤解》记周武王的话说：“呜呼，敬之哉！无竞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难保。”与周公一样，武王同样也是要求重视百姓。这里说因为“小人难保”，故应“惟事惟敬”。这正是周人传统的“敬德保民”思想的体现。不难理解，孔子强调“小人难养”，也一定是秉承周人的牧民思想，针对各层各级“养民”者（即所谓统治或管理者）而说的。孔子思想与文王、武王、周公等一脉相承，由周初文献可知，孔子说“小人难养”不仅不含有轻视“小人”的意义，反而反映出他对这一群体的重视。
五、周公奠基儒家学说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不仅奠定了周王朝八百年基业，把我国的古代文明推向新的巅峰，而且还是中国儒学的先驱，被后世尊为儒家“元圣”。他的“敬德保民”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儒家学说的基础。《淮南子·要略》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汉儒扬雄在《法言·学行》中也说：“孔子，习周公者也。”清楚地指出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与周公思想的直接联系。正因如此，后世称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为“周孔之学”或者“周孔之教”、“姬孔之教”。
在社会关系激烈变动的春秋末年，孔子“崇周”，向往“郁郁乎文哉”的“周公之治”，他孜孜以求的便是周公的事业。在孔子心目中，周公是最为令人敬服的古代圣人，他甚至常常“梦见周公”。孔子后学也都推崇周公，如孟子常提到周公，把周公与大禹、孔子相提并论；荀子认为周公乃“大儒之效”，他的作为“非圣人莫之能为”。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尧、舜、禹、汤以及文、武、周公思想是儒学体系的主要来源。唐朝韩愈以后的儒者在排列“道统”时，总是自尧、舜到周、孔相续相连。不过，尧、舜、禹、汤时代久远，文王、武王集成于周公，对孔子和早期儒学影响最大、最直接者还是周公。
周公去世后，鲁国建太庙奉祀周公。鲁人自不忘祖述“先王之训”，追忆“周公之礼”。唯其如此，后人才赞叹周礼尽在鲁国。鲁地本来就有极其深厚的文化积淀，鲁国建立后，周人又以此为经略的重点。鲁国因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而成为周代的“文物之邦”，儒家孔子之学则由于鲁为“文物之邦”而兴而盛。明人陈凤梧《元圣文宪王像赞》曰：“天生元圣，道隆德备。制礼作乐，经天纬地。上承文武，下启孔颜。功在万世，位参两间。”清朝乾隆帝手书曲阜周公庙周公像对联则曰：“官礼功成，宗国馨香传永世；图书象演，尼山统绪本先型。”孔子之学导源于周公，难怪汉代以后的人常常“周、孔”并称，“周孔之学”几乎成为儒学的代名词。
周公的顺天应时思想对儒学影响很大。《逸周书》集中体现了周公的天命观以及政治主张。周人“受命”，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接受了天命，即天命已经转移到了周人这里。周公看清楚了历史大势的发展变化，多次说到“天命”、“天道”，他希望“顺天”、“敬命”。《逸周书·小明武》篇说：“凡攻之道，必得地势，以顺天时。”文王就十分注意循时而动，武王与周公论及文王之政时还谈到“务在审时”。周公也常常说到“时”、“势”等概念，这其实也是周公天命观的体现。周公讲“顺天得时”，又讲“时候天视，可监时”，是说应当顺势发展，遵从上天的昭示。他反对不顺应时势的做法，认为应当“明势”，应当“应时作谋”，反对逆“时”而动。包括孔子在内的原始儒家，恰恰十分主张“时变”，“时中”，与时偕行，反对“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儒家主张在变化了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这是其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
儒家仁的思想也与周公密不可分。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不仅从方方面面论述“仁”，主张为仁行仁，而且希望整个社会都相互仁爱，上下协调。在研究孔子时，学者们都能看到孔子思想的这一特征，但由于种种原因，却忽略了孔子这一思想的源头。据《周书序》，《宝典》为武王告周公以仁德为宝而作，此篇应该属于武王之政的重要典籍。它通过武王与周公的对话，讲述了所谓“四位”、“九德”，讲述了所谓“十奸（干）”、“十散”，还讲述了所谓“三信”。武王与周公在往返对话中多次说到了“仁”。这些内容涉及到王者修身、择人、敬谋、慎言的原则，重点讲信、义、仁，而其落脚点在于“仁”。从文王到武王，由武王而周公，再由周公到成王，他们谈论“仁”，重视仁德，可谓一以贯之，《宝典》篇之被称为“宝典”，可谓名副其实。当然，孔子仁的思想内容或与《逸周书》的论述有所不同。但毕竟《宝典》篇最根本的思想还是谈论“仁”，不难想象，孔子的仁的思想与之会有重要联系。
说到周公与孔子思想的关联，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关于“德”的思想。殷商时期，帝王盘庚就提出“施实德于民”，把“德”作为一种伦理政治理念凸现和系统起来。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思想，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正式实施“德治”主张。周公认为，皇天辅佐那些谨慎地奉行道德以保有其民的人，“德”是凝固天命、使其不再转移的根本原则，要保持统治的永固，必须“敬德”，因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此他提出了“以德配天”与“敬德保民”思想。他要求为政者要做好楷模，要勤政无逸，反复强调“君子所，其无逸”，必须“先知稼穑之艰难”，必须深入生活，体察民情。他的“尚贤”思想以及“慎罚”主张都是其具体体现。
周公的“明德”、“保民”、“勤政”、“尚贤”、“慎罚”等德治思想，无疑是孔子“德治”思想的资源，孔子剔除了周公政治思想中的宗教成分而使之更加人文世俗化。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在孔子那里，“德”是政治的根本保障。孔子反复强调“仁”，“德”则是实践“仁”的过程，因此，“德”的内涵侧重强调个人道德修养，是君子所应遵守的各种伦理道德准则。孔子的政治思想与周公德治思想一脉相承。
德治思想只是周公为社会政治生活描绘的精美图画，要保障它的实施，必须有一系列制度和措施，这就是“礼”。周公制礼作乐，使礼制更加完善和具体化，这使周人的政治体现为道德与制度的合一，礼成为治国治民的大法，规范着全体社会成员的言行。
可是，到春秋时期，却出现了“礼坏乐崩”、“天下无道”的局面。孔子向往文、武、周公之治，向往“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政治。于是，他主张人人“克己”以“复礼”。对于礼，孔子把握住了其中的内核与实质。作为“道德之器械”，周公所制订的“礼”，贯穿到了孔子的礼治思想之中。孔子要求为政者对社会民众“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不难看出，孔子的“德政”思想实际就是他“礼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认为自己“志在《春秋》”，其中孔子礼的思想与周公一脉贯通，所以有人说：“周公制礼乐，名垂而不灭；孔子作《春秋》，闻传而不绝。”（《论衡·书解》）
孔子学习古代文化，尤其钟情于周公开创的“礼乐文明”，把“为东周”（《论语·阳货》）作为人生追求，为了“得君行道”，他不惜颠沛流离，周游列国。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何况孔子对周公倾心诚服，夙夜思考恢复周代礼乐文明之伟业，因此才会经常梦见周公。孔子晚年，理想几近破灭，遂退于洙泗之滨，教授生徒，整理六经。此时，他的心志不同于以往，但也表明自己确然衰老，是以浩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朱熹《论语集注》说：“孔子盛时志欲行周公之道，故梦寐之间如或见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则无复是心而亦无复是梦矣，故因此而自叹其衰之甚也。”孔子发此慨叹，一则可能确是实情的描述，但更可能的是，这是孔子对“道”之不行的隐喻性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