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了些，但足以看出纪晓岚一生阅读量同时代人无可与之比肩。
世事洞明皆学问
然而，人们在研究“红学”的过程中，对这个“曾读人间未见书”的“博士”无不“质疑”和“纳闷”，他对于曾经轰动京师、名噪一时、继而轰动全国乃至声扬海外的《石头记》又《红楼梦》为何缄默不言，一言不发，没有任何表示呢？也就是说没有个态度呢？这极为不正常。他究竟知道不知道《石头记》又《红楼梦》及“曹雪芹”？说不知道吧，《石头记》又《红楼梦》曾名噪一时，时人对《红楼梦》特有的“现象”，曾有“开篇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红楼梦》实才子书，……巨家间有之，然皆抄录”，“《红楼梦》始出，家置一编”，“遍于海内，家家喜闻，处处争购”，“每到一处，哄传有《红楼梦》一书”，“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行江浙，每部数十金”，“乾隆庚戌秋……‘有《红楼梦》……虽野史，殊可观也。维时都人竞称之”，“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的描述和记载。程甲本刊刻问世之际，程伟元于序中曾云：“《石头记》是此书原名，……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径而走者矣。”高鹗序云：“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
这就是说，《石头记》又《红楼梦》在乾、嘉时期极具影响。作为一代“文宗”的纪昀先生，何以熟视无睹？是他真的不知道有此一部小说？还是有什么隐情？还是由于《红楼梦》是“稗史之妖”，
[③]不值纪学士一哂？还是“恐其中有碍语”
[④]，自己身处宦海，饱经文字（狱）之苦，怕惹文祸而一言未发，未加评论？
人们或许会说，以上原因恐怕皆有：一是他从未接触过是书或未闻说过是书，也未闻说过“曹雪芹”；二是他根本无顾暇及、没时间去看《石头记》又《红楼梦》；三是因《石头记》又《红楼梦》是“稗官野史”不入流，他闻说后为保持“正统”文人形象而不去随声附和，或看过而未加评论。因纪先生身为正统文人，对“稗官野史”还是有所“另见”，至少在正式场合如此，其亦曾自题云“稗官原不入儒家”，“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
[⑤]之语；四是由于他为避文字祸害，压根不提此著及与此相关的话题和传闻；五是他也闻说过，也曾看过《石头记》又《红楼梦》及知道“曹雪芹”，只不过他应了他“观弈道人”的自号，未去对这些事加以“评头论足”。
这其中除第四、五点外，其它三点皆说不去。其中最明显的一点，那就是此书若当时流传为“稗官野史”纪先生“不去看”说不过去。因为他“无书不读”，这从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可以领略，纪先生博览群书，这就是说，“稗官野史”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并不忌讳。连他自己都说“文士倒好奇，八极思旁骛”，也多写神鬼之故事。再者，也不是他公务繁忙，编《四库全书》时没时间，但书成之后，纪先生还是有时间。曾“聊以消闲”，他在《滦阳续录·一》中如是说。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个“无书不读”的先师对《红楼梦》又“曹雪芹”守口如瓶，缄不作声呢？是他真不不知道《石头记》又《红楼梦》盛况？还是他为维护正统文人形象，怕沾“红楼”而未发议论？还是怕惹麻烦、遭不测未有支声？反正至今没发现有纪晓岚关于对《石头记》又《红楼梦》及“曹雪芹”的文字评论，是不是其观“棋”未语？这很容易使人想到他的省言警句：“岁岁容看温室树，惟应自戒口如瓶”,“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平生心力从销磨，纸上烟云过眼多”……是什么让“海内共仰望为宗臣”的纪晓岚对“时势”守口如瓶？
不谈时势逞英雄
纪晓岚为人处世一向谨慎，仅从其著书的思想上便可洞察，这位无书不读的通儒并不轻易著书，也不保存自己的著作，这其中的原因，更多的还是为避文祸，在清乾隆时期，这实在又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高明之举。为此他亦曾讲过：“余自早岁即学歌咏，中间奋其意气与天下盛流相唱和，颇不欲后人，今年将八十，转瑟缩不敢著一语，平生吟稿亦不敢自存，盖阅历渐深，检点得意之作，大抵古人所已道，其驰骋自喜，又往往为古人所吟哦，拈须拥被，徒自苦耳”。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仅是一个“借口”。纪先生并不是不著书，而只是不直谈“时势”和“国事”而已。
这就是说，身处官场狰狞的纪先生对《红楼梦》又“曹雪芹”保持沉默或许有他的想法，这或许就是纪先生“不谈时事逞英雄”的处世之术，饱读史书的他对冯道的避祸之“道”甚为推崇，是不是为此而缄口未语呢？再者，在他的遗著中，也分明流露出他“天道忌盈”、“收敛锋芒”、“盖为子孙留些余地耳”诸类的思想，故有“置身岂不高，时有蹉跌虑”之叹。
然而，对于《红楼梦》这一轰动朝野的“大事”，他真的能对此心止如水，如随轻云，置于九霄吗？真的对此事甘心沉默，有所保留吗？诚如他所说“十八年来阅宦途，此心久似水中凫”，“人生事事无痕过，蕉鹿何须问是非”吗？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也正是纪晓岚绝顶之处，方圆之道。
不过，话说回来，这也包括一代名人、与他一直相友好的刘墉、王杰、董诰、王尔烈等等知名人士和较著名的“时人”，除袁枚和张问陶因误听、误信他人语，有过评《红楼梦》和“曹雪芹”的评论外，大多著名时人未对这一敏感话题有过评论。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中云：
“康熙间，曹练（楝）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道光四年刊本作“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雪芹者，曹练（楝）织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等款，成为早期有关“红学”评论人物。
另者，张问陶因有《赠高兰墅鹗同年》诗，其间有注云：“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成为“红学”史事，同时被列为“红学人物”，并作为支持高鹗续补《红楼梦》后四十回最主要的证言之一。此是另话，不赘。
他人对《红楼梦》又“曹雪芹”没有作过相关的评论都可能说的过去，这是因为他人对“曹雪芹”没有一丝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在没有资料和史料发现之前，笔者只能如是说），而纪晓岚先生则不同。
话又说回来，当时的《红楼梦》在京都曾风靡一时。据史料记载，自《红楼梦》刊刻问世后，仅就（当时）《石头记》八十回未完，百二十回《红楼梦》系他人所补，时人就有不同见解与纷争，如清宗室爱新觉罗裕瑞在他的《枣窗闲笔》中就有后四十回伪续说；与纪晓岚相差4岁的清人周春在他的《阅红楼梦随笔》（1794年撰就）中曾说：“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十回”。可见当时就盛传《石头记》与《红楼梦》一书贯二名之说。但纪晓岚却对此事缄默其口，他真的对此事一无所晓吗？
笔者分析认为，并非如此，纪晓岚先生和“曹雪芹”还真有一段“文字因缘”，一提起这些，世人恐怕闻所未闻，始料不及。他不但对《石头记》又《红楼梦》熟知，且对《红楼梦》内幕“了如指掌”。
可恨同时不相识？
纪晓岚，名昀，字晓岚，号春帆，别号茶星、三十六亭主人、观弈道人，晚号孤石老人、石云。生于雍正二年，即1724年，卒于嘉庆十年，即1805年，历雍、乾、嘉三朝。
众知，伟大的《红楼梦》前身《石头记》即出现在乾隆朝，除有“脂砚斋批语”于书中落款的“甲戌”、“庚辰”、“己卯”等纪年可作证外，还有时人如爱新觉罗·永忠等人间可证明
[⑥]，高鹗于程本中序言亦可以间接证明，其序云：
“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
亦就是说，以《红楼梦》贯名的奇著，大至应出自公元1760至1765年间。这已被大多学者和红学人士所证实。这就是说，自《红楼梦》以《石头记》八十回形式流传于世之际，时值青中年的纪晓岚定有机会看到《红楼梦》，至少闻说过是书的流传情况和“曹雪芹”一些情况。再者，《随园诗话》于公元1792年即付梓，纪晓岚因与袁枚交往甚厚，且《随园诗话》名噪一时，他亦有机会和“有缘”看到，该“诗话”里面就有对《红楼梦》及“曹雪芹”多条记述。
从来文字皆有缘
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事，人们大凡少不了对该著作者“曹雪芹”作细致研究，而对“曹雪芹”研究，首先是从“他”的好友、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曹雪芹”好友的清宗室爱新觉罗·敦诚及其兄爱新觉罗·敦敏的资料及记载研究起。另还有宗室、敦诚的堂弟爱新觉罗永忠，友人富察氏明义等人及其所留的资料研究起。因为《红楼梦》和“曹雪芹”的名字，除出现在《红楼梦》一书中及“脂批本”外，最早则出自他们一伙的著作及记载中。而这些人当中，对“曹雪芹”最为深知的，莫过于敦诚、敦敏兄弟。他们于诗文中，经常有同“曹雪芹”唱和之作并有赠挽之作。但敦诚、敦敏兄弟二人，始终对“曹雪芹”著《石头记》又《红楼梦》及脂砚斋评《石头记》的事也始终一言未发，成为人们研究的“疑点”。
敦诚有《寄怀曹雪芹霑》、《赠曹雪芹》、《佩刀质酒歌》、《挽曹雪芹》；敦敏有《芹圃曹君霑别来已一年矣……感成长句》、《赠芹圃画石》、《赠芹圃》、《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访曹雪芹不值》、《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等，该些资料成为人们对“曹雪芹”其人研究不可或缺的稀有资料。长期以来，人们通过敦诚、敦敏兄弟及明义还有张宜泉（此人暂不论及，详情互参笔者另行诸文）等人留下的遗墨中获悉“曹雪芹”一二，并经后人的大量考证对“曹家”略有了解。
以上笔者是说，清宗室爱新觉罗敦诚、敦敏兄弟首先与“曹雪芹”有“交往”，而纪昀、纪晓岚先生却对敦诚先生颇有“好感”，评价极高，称敦诚诗文“有桓谭五百年后之思焉”（详见《纪晓岚·四松堂集序》附后）。至于纪晓岚和敦诚、敦敏兄弟是否相识、相知，有没有过“交往”，在没有确切的资料下，笔者不敢妄断。但有一点值得肯定，他们曾有过“文字因缘”，这在敦诚的《四松堂集》中，著名的纪大学士、纪晓岚就曾给该书作序，且纪晓岚还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二）》（卷二十）当中，对敦诚先生之轶闻趣事一则加以备记（下详）。
这就是说，纪晓岚对敦诚至少是“知道”，因为敦诚的名字他曾经备记，并且曾为敦诚的《四松堂集》作序。此虽说“无关紧要”，也并不能证实纪晓岚与敦诚有直接“交往”。这是因为敦诚的《四松堂集》刊刻之际敦诚已谢世，书集是由其弟桂圃侍郎代为整理刊刻，纪晓岚并不一定非要认识敦诚为其书集作序。但有一点可以说明，纪晓岚知道敦诚其人，纪先生在他对《四松堂集》题序中对此作了备记，云：
“桂圃侍郎既然刻先德（即宜兴刊刻其父恒仁《月山诗集》事。笔者注，括号中内容为笔者所注解，下同）之遗集，复哀辑伯氏敬亭（敦诚之字）先生诗二卷，文二卷，笔录一卷，总题《四松堂集》，问序于余。余读之，遥情幽思，脱落畦封，多使人想像于笔墨外……”
这就是说，纪晓岚认识敦诚之同宗、从堂弟桂圃侍郎（即他于笔记中所说的“仓场侍郎宜公”），并“间接”知晓敦诚其人。至于其有无交往，不便谈及。不过有一点儿需说明的是，敦诚的诗文在宗室诗人中有很高的地位。
人们或许会问，纪晓岚与敦诚的“文字因缘”又和《石头记》又《红楼梦》及“曹雪芹”有什么关系呢？大家不要忘了：因为敦诚是“曹雪芹”的“好友”，他的著作《四松堂集》里面就有与“曹雪芹”相关的文字记述，纪晓岚对该著的题序，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应附差事之“题跋”，而是他亲自对敦诚先生的遗集作了整理和“校雠”，二人之“关系”，或者说纪晓岚对清宗室桂圃侍郎的关系非同一般。另根据资料示显，纪晓岚与敦敏亦可能有交往，因“传说”敦敏与董邦达有交往（现有实际文献，但不知真伪），敦敏曾任宗学总管之职，纪晓岚曾受业于董之门下，该问题因与此文关系不切，暂不谈及。
对于敦诚的记述，纪先生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二）》中如是说：
“宗室敬亭先生，英郡王五世孙也。著《四松堂集》五卷，中有《拙鹊亭记》曰……案此记借鹊寓意，其事近在目前，定非虚构，是亦异闻也。先生之弟仓场侍郎宜公，刻先生集竟，余为校雠，因掇而录之，以资谈柄”。
通过以上我们得知：纪晓岚曾为敦诚的《四松堂集》作过序，这种作序，又并非一般意义上、敷演了事、文人之间相互捧喝之题序，而是对敦诚之作品，作过“校雠”。所谓的“校雠”，即是对文字的校对、整理和修改。其间，他本人对敦诚著作及作品的思想、内容应是相当了解和熟悉。而《四松堂集》中，就有敦诚关于“曹雪芹”此人风貌的描述。也就是说，敦诚与“曹雪芹”交游的事迹，在《四松堂集》原稿中“尽有体现”。如红学研究人士耳熟能详的《寄怀曹雪芹（霑）》、《佩刀质酒歌》、《赠雪芹》、《挽雪芹》等，尤其是《寄怀曹雪芹（霑）》诗间小序“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纪晓岚不可能不知敦诚作品中的“曹雪芹”是谁人
[⑦]，也不可能不知、不问“曹雪芹”与“江宁织府”到底是怎样一回事，特别是一代织府长官曹寅，纪晓岚亦不可不知。即使他不知底里，也会从侍郎桂圃处得知一二，何况当时敦诚之兄敦敏还在世，这在《四松堂集》中敦敏为其弟敦诚作《敦诚小传》为证，时为1795年前夕。（因敦敏卒年问题不清，人们疑是卒于嘉庆元年，待考）。《四松堂集》中，和敦诚有“交游”人较多，其他人纪先生可能不必去细加理会，而对于“曹雪芹”此人，又不可不加理会，这是因为敦诚在此著里与“曹雪芹”相关文字不止一处。也就是说，他对“曹雪芹”的名字应相当熟悉。
既然纪晓岚对这些情况熟知，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发表任何见解呢？至少他可以于“笔记”当中略述一二，以晓世人不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缘由皆因文字狱
据笔者分析，纪晓岚不但对敦诚熟悉，且对《石头记》又《红楼梦》情况亦非常熟悉，只是他对此事未发议论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红楼梦》一书隐密之极，传奇之极（关于《红楼梦》之“传奇性”详参笔者另行诸文），是一部极具“传奇”的小说，纪晓岚为敦诚著作写序的风险性亦“极高”，之所以他对《石头记》又《红楼梦》及“曹雪芹”、高鹗和程伟元等敏感话题采取“回避”态度。
关于《红楼梦》究竟是怎样一部传奇之著，其主旨是何，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定论。学贯古今的纪晓岚当时知不知道《红楼梦》到底写了什么，作者于书中都是说了些什么呢？笔者有理由相信，他完全知道《红楼梦》是怎样的一部书，其主旨为何，且深知“作者底里”
[⑧]，也就是对《红楼梦》的“处境”十分“知底”，之所以其“三缄其口，默不作声”。经笔者研习，《红楼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世情小说”，而是一部“回味曲包”传奇式的“讽谏之作”、一部“隐语小说”（详情互参笔者另行诸文《再论红楼梦之主题——〈红楼梦〉是一部讽谏小说》、《〈红楼梦〉说隐》等文）（一），小说所针对的被说、也就是被讽谏对象也不是别人，正是与纪先生长期相伴的、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一代大帝乾隆皇帝，这恐怕是世人始料不及的，“讽谏帝王”才是《红楼梦》一书的真实宏旨（详参笔者另行《红楼梦主题揭隐》、《再论红楼梦之主题》诸文）。正是由于这种特殊关系和处境，纪晓岚才对《红楼梦》默缄其口，不作贬褒和任何议论。
关于大清“文字狱”对文人的桎酷，世人莫不深知：时人李祖陶语：“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即使在乾隆朝后期文网渐驰后，不少人仍心存余悸：“行事之间，动遭蹇难，议论所及，娄从谗讥，故人旧友，或相告绝，幸为太平之人，不撄网罗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普通读书者尚如此，身经乾隆朝无数文字血腥的纪晓岚，其感受世人恐怕万不能与之比及。对于《红楼梦》及与“曹雪芹”相关的评论，他自然知道自己说出会惹下什么麻烦，故闭口不谈。他对于对于帝王的严酷和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曾留下“立久心茫茫，悄然生恐惧”的警心之语。
那么，他为什么还帮敦诚《四松堂集》、这个里面备记“曹雪芹”人物的集子写序呢？他就不怕什么吗？对于这个，纪晓岚先生也十分清楚和有预见：一是在敦诚出《四松堂集》之前，社会上已经流传有“雪芹系曹寅之后”的说法儿，即通过《随园诗话》（1792年刊本）及其他民间传说的传播，社会上已经有了对“曹雪芹”此人的评论；二是即使《红楼梦》日后被列为“禁书”，大不了被查禁，至于《四松堂集》里面备记了“曹雪芹”，这也不能说明敦诚与“曹雪芹”之间有什么“大逆”和直接“违碍”，只不过是文人之间的唱和，且这又与他纪先生本人无关；再说敦诚及“曹雪芹”先生已与世长辞，查也无用，也无从查起；再者《四松堂集》中亦无甚“碍语”，且多有“恭贺”之作；还有，敦诚是宗室文人，只要没有明显的碍语，亦不会遭什么不测。另一重要的原因是《红楼梦》小说主题一般情况下不易被发觉，这自《红楼梦》小说问世以来，无人能够真正明白作者“讽谏帝王”之匠心即是最好的说明。即使统治者对《红楼梦》的查封、收缴，也绝不是因为此事。再说，统治者即使追究起“相关人员”责任，也绝不会查到纪晓岚本人的头上，且亦查不到“江宁曹（寅）家”头上。当统治者对此事追查时，将会“大海里捞针”。这无不是纪晓岚先生“方圆”之策，智慧之举，做事从不留下把柄。何况，他为敦诚《四松堂集》作序时已七十有三，为嘉庆元年，当时的“文字风波”已作缓和与停息。
一个神密的交游圈
笔者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对于《红楼梦》流传情况曾做过细致的分析，该著究竟出自于何人之手，又是怎样一回事，都是谁参与了此事件等等相关始末，笔者始终认为现今人们对《红楼梦》之“内府”知道的还甚少，这又不在本文叙述范围。但不容忽视的是，这里面就有一个神密的交游圈，即：
一是由纪晓岚为中心，涉及敦诚、敦敏、桂圃侍郎、瑶华道人弘旿
[⑨]，怡亲王弘晓等宗室诸“皇亲国戚”。
二是由纪晓岚为中心的一帮文人士子、御用文人，诸如董邦达（1699——1769，纪晓岚曾师从董先生，据传发现“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中有董达序，并有敦敏作《瓶湖懋斋记盛（残文）》记“曹雪芹、董邦达、敦敏等人聚会情形”）、汪由敦、裘日修、董诰、陆锡熊、姚鼐、李楘（字沧云，与程伟元同学，曾事“四库”分校官）、翁方纲、程晋芳、任大椿、汪如藻、邵晋涵、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王尔烈（1727——1801，字君武、仲方，号瑶峰，翰林院编修，“三通馆”纂修，程伟元曾绘《双松并茂图》为其献七十大寿，现有文物实存。）、朱筠、彭元瑞、刘墉、陆耀、陈光禄、窦元调、刘补山，蔡季实、刘西野、李应弦、王昶、董元度（曲江）、王文治、钱大昕、胡牧、卢文绍、曹学闵、袁枚等人，不一枚举。而李楘、王尔烈、袁枚等三人，因分别与程伟元、明义有“交游”（袁枚与明义有无谋面不清楚，但有书信往来和诗词答和等文字因缘），被列为“红学”研究人物。
三是以另一清宗室人物晋昌为中心，交友有敦诚、刘大观（松岚，其曾为《四松堂集》作序，且与张问陶、吴云等人相识）、程伟元（与晋昌相识）、李楘（与程伟元系同学）等人。
四是以敦诚为中心，其交游圈有怡亲王、冰玉主人弘晓，永忠，明义（都统傅清之子，明仁弟弟），明仁（明义之兄），傅雯（画家凯亭），墨香（额尔赫宜，敦诚之叔，）孙灏（通政，虚川，敦诚业师，宗学稽查）、卜宅三（邻），嵩山（永奎），寅圃（敦诚宗兄，敦诚集中称“敏诚宗兄”），复斋（吉元宗叔），龚紫树，贻谋（宜孙从堂弟），杨秉钧（玉琢），元圃（玉宝宗叔），汝猷（敦奇，敦诚四弟），汪易堂（苍霖），罗泰（西园、介昌、曾任恭领、参领，自御史擢大理少卿），蒋千之（号良骐，又号螺峰，编修），敏亭（索禄，曾任监察御史），李迂甫（李情），怡斋（和仁，敦诚内弟），和都统（和邦额，敦诚之岳丈），朱渊（字大川，号桐崖），筠亭（策卜坦），璞翁（席特库，字璞庵）黄西江（黄克显，字去非，比部，官本省教职谕），以宁（穆靖安堂妹丈）陆解元（起潜），李随轩（廷扬），周立崖（于礼，号亦园），杨梦舫（杨芳，杨明府，）丁君（不详），龚荇莊（协），芦庵（和顺武，敦诚宗侄），松溪（恩昭宗兄），筠园、郭澄泉（郭洁？高鹗师），李仲青，陈筠巢，筠圃，仰斋（方体祖）钱南园（沣，视学湖南），虚斋（德满宗侄），朱珪，王礼亭，荇庄，霈斋，芝亭，何博士，谦斋（福善，任兰州），杨念园，徐明府（秋园、培先生），朱广文（泗水，宗儒先生）等。以上人等行迹均见于《四松堂集》，但该集中未曾见敦诚与纪晓岚有文字答和，仅见纪先生《阅微草堂笔记》备记敦诚轶闻一则……
以上笔者期许，通过其他资料，我们若能进一步发现这“四库文人”集团，与“宗室文人集团”的“交往”，去进一步发现和了解纪晓岚及敦诚交往情况，我们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我们只有拭目以待，这就需要人们加以关注，去挖掘和发现相关资料，以期共赏、共享。
此外，笔者还有一个设想，那就是在《红楼梦》又“曹雪芹”背后相关作者“交游”的问题上，这两个“文人集团”最直接的交往便是：纪晓岚与怡亲王弘晓、瑶华道人弘旿、永忠、敦诚、敦敏兄弟、桂圃侍郎、王尔烈、晋昌、与程伟元、高鹗等人，他们之间或多或少有直接或间接关系。随着新的资料发现，人们不怕不知《红楼梦》的前前后后及内府。我们将拭目以待。
留于世人常索玩
话外话：经笔者多年对《红楼梦》研习，认为：历史上并不存在“曹雪芹”其人，“曹雪芹”只不过是敦诚、敦敏等一帮文人在“大无可奈何之日”，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政治、人文环境下，杜撰出的一个“传奇”人物，其目的就是在创造“传奇”（详参笔者之《政治高压下的人文语境》——从《有关曹雪芹七种》清宗室文人亦庄亦谐的诡谲笔调说开去）为《红楼梦》作“庇护”；传奇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歇后离合”之作，通部书前后文均出自爱新觉罗敦诚（及其一帮宗室文人）同人之手（笔），所谓的“后续”四十回，实是作者“故意设置”的传奇妙文，是作者自站在“续补者的立场、一个‘续补人’的角度，以一个‘续补人’的身份将前文八十回“补完”（其中“机括”实是作者“匠心设置”，故意为之，不存在“续补”的问题，通部一百二十回文成罕见的歇后离合状，浑沌合一，阴阳成对），使《红楼梦》终成人间奇观！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未彻底弄明白《红楼梦》百二十回前八十回与“后文”四十回“关系”的重要原因！是书创自公元1756年左右，约成于公元1765年前后，以《红楼梦》贯名的百二十回《红楼梦》完成于1784年前后，其间内容作者曾作多次增删，故有内容不一的情况。从创作到告峻，整个“红楼”工程历时近30年，至刊刻出版，历时达35年，此期间《红楼梦》一著作者始终在“增删披阅”。关于“脂研斋批语”及“曹雪芹”，又实是《红楼梦》原创作者“假作真时真亦假”的高超笔法（详参笔者另行诸文《谁是真正的脂砚斋》）。
笔者观点：敦诚等人不但写出了《红楼梦》，且自下批语，《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均出自于敦诚等人之手，“脂砚斋评本”（即带有批语的抄本。批语署名为“脂砚斋”、“畸笏叟”、“绮园”等未知名者，多为《红楼梦》原作者即敦诚、敦敏等一行人“炮制”和“假托”，批语多为模糊之笔），是一部“自写自批自传自推自印”的传奇；关于《红楼梦》前期仅留下八十回，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是“曹雪芹”采取了“断法”，而笔者研究认为：原创作者采取的是“歇后”，并非是“断法”（详参笔者另行诸文《论〈红楼梦〉的间架结构——兼谈〈红楼梦〉究竟应是多少回》等），根本不存在“书未成，雪芹泪尽而逝”等情况，这皆是“假说”。随着人们对《红楼梦》进一步深入研究，经进一步的“去伪存真”，笔者有理由相信世人会对《红楼梦》一著重新审视！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结束语：笔者认为，纪晓岚先生不但对《红楼梦》深知，对这个仅比自己小10岁的清宗室爱新觉罗敦诚亦深知“底里”，并且暗知敦诚著就了伟大的《红楼梦》，之所以他对这些机事儿“缄口不言”，而为敦诚的的专著题序，并亲自对其著作整理、校雠，即是为了让世人在后世能通过对《四松堂集》的研究，能对敦诚此人加以认知，从而去认知“曹雪芹”、认知《红楼梦》。（敦诚留下《四松堂集》的本义亦是如此）。诚如敦敏在他的《敦诚小传》中所引其弟桂圃之言：“二兄诗文既付枣梨，但其平生之作人行事无从而知，未免缺焉”，这就是要达到一种“知人论事”的效果。《红楼梦》几乎耗尽作者毕生心血，作者一行人等虽崇尚“无名”，但并非不想让世人去真正了解《红楼梦》的真实旨义，之所以特意留下种种“遗墨”以期“同人”能解。这就是要对“曹雪芹”加以认知的同时，对敦诚的平生予以历叙。因“著作”即思想，一个人的思想，在其的著作里即有集中体现。
纪晓岚先生在为《四松堂集》的序中，也分明作了这样的感慨，先生云：“……能立言以传于后世，有桓谭五百年后之思焉，……为因人以存其文，后之读斯集，睪然高望，慨然远想，固可因文以见其人矣”。大意即是在告诉后人，要“知人论事”，对敦诚此人、此集能作出一个客观评价。唯有如此，人们才有可能去真正了解、认知伟大的奇著《红楼梦》。
在该序中，纪昀先生对敦诚其为人、为文作了简要的“概述”，而纪先生更多的感慨则是：敦诚先生的文章，当世人恐怕未必能解，只有遇“知音”才能阐其“宏论”。因敦诚之特殊之“经历”，人们日后未必能详知，且其轶闻趣事有“湮灭”的可能性，人们亦只有通过其“卓绝文章”，即《四松堂集》“慨然远想，固可因文以见其人”。这就是说，纪昀先生亦是想让世人能够通过《四松堂集》更好地了解敦诚其人，了解他干什么——先生并没有说，给世人留下一片遐想——因为“此人”给世人留下一部旷世之作——《红楼梦》。
这些话纪先生没有直接从口中说出，自有深意。为此笔者亦曾想，纪昀先生对《红楼梦》一著“颇有研究”，且深知该著的“价值”，同时对敦诚的才略推崇备至，以至于发出“其亦人杰也哉”的感慨。说过来，说过去，还是那句话，有道是——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为人做事一项谨慎周密的纪先生不对《红楼梦》一著及“曹雪芹”其人阐发议论，始终以一个“观奕”者的态度坐看其静，这个问题实让人深思。从这一方面，我们仿佛能窥见纪先生“道家风范”。纪先生曾经说过：“连环可解，我不敢解，知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这又是纪晓岚的一大人生智慧。“以不解而解之”，这才是最好的解释。这或许是他对《红楼梦》又“曹雪芹”的根本态度。笔者疑谓：纪晓岚先生对这一“敏感”问题的“沉默”，就是对此事的最好“说法”！随着人们对《红楼梦》文本的深入研究和对敦诚其人思想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便会真相大白！
[①]因笔者研究认为，历史上和现实生活当中，并不存在“曹雪芹”其人，《红楼梦》的原作者亦并非“曹雪芹”，“他”只是清宗室爱新觉罗敦诚等一行宗室文人，为创作《红楼梦》之需而杜撰出的一个“亡是公”，即“曹雪芹”仅是一个说小说“寓言”人物，一个“理想”的化身，敦诚、敦敏一干人等与“曹雪芹”的“交游”与唱和、赠挽之作，均为“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艺术手法，全为“假托”。《红楼梦》的原作者实为敦诚等一行人。详参笔者另行《〈红楼梦〉作者新证-----寻找真正被迷失的天才----再论谁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诸文。
[②] 参《纪晓岚研究会刊》2003年第四期《纪昀—一个古典文化穴结时代的代表人物》，周积明。
[③]参《红楼梦大辞典》主编冯其庸李希凡，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1月第一版，1189页：吴云语。吴云，生卒年不详，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翰林，嘉庆己卯1819为石韫玉的戏曲《红楼梦》作序中云“《红楼梦》一书，稗史之妖也，不知所自起，当四库书告成时，稍稍流布，率皆抄写无完贴，已而高兰墅偕陈某足成之，间多点窜原文……”。
[④]参《红楼梦大辞典》。永忠有《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姓曹》，诗上有其堂叔弘旿语：“《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亦，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
[⑤永忠著《延芬室集》中有《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姓曹》三首，所署年期为乾隆戌子即公元1768年，据此可知《红楼梦》出现在1768年前。
[⑦]因敦诚诗中有“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故后有研究者认为此是敦诚晚年编集中误记，或认为有人作伪，非是。实是敦诚于“大无可如何”下故意设歧的“幽默经典”，即亦庄亦谐的“隐语”，是敦诚“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荒唐言”，“诡谲”之词。“曹雪芹系江宁织府曹寅之后”源自于此。隐意为：“曹雪芹”此人，追随着曹辈先祖担当起写文章的大业和重任”，是说“文章”写的好之意，“织造之任”即是写文章意（现成之典），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此语一出，后经明义的进一步“渲染”和设歧，和袁枚的误听误记，即定了整个“曹学”的诞生，人们将“曹雪芹”和江宁织府曹寅联上了宗。这实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段“谬误”。详参笔者另行《红楼梦作者新证》、《政治高压下的人文语境》诸文。
参《阅微草堂笔记》《滦旭消夏录（一）前序》）。
[⑧]“作者底里”：这里，笔者是说，纪昀先生对《红楼梦》之“内府”是深知的，他之所以不言不语，是因为他不但参与了《四松堂集》的校雠，且深知其中的“个究”，即他知道“曹雪芹”的底里，并知道“曹雪芹”系敦诚杜撰。纪晓岚先生对“敦诚”应当是非常熟悉。
[⑨] 《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第四十则有“宗室瑶华道人言”一则。
原载《纪晓岚研究会刊》2008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