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尝思之，人生气禀不同，得气之清，则心之知觉者灵；得气之浊，则心之知觉者昏。心之灵者，无有限量，虽千百世已往之事，一过目则终身记之而不忘；心之昏者，虽无所伤，而目前事亦不能记矣。刘河间谓水清明，火昏浊。故上善若水，下愚若火，此禀质使然……
乍一看，有点像《诗品》序里的文字，但这并非钟嵘论诗，而是戴太医论病。能够把枯燥乏味的医学论述写得如此生动而富有灵气，一定是个读过不少书的医生。
■许三少
壹
戴思恭出身在诸暨马剑（原浦江建溪）九灵山下一个亦医亦儒的家庭，从小即饱读诗书，晓知大义。父亲戴士尧医术精湛，系当地名医。叔叔戴良更不得了，乃元末著名诗人，与后来成为朱元璋首席御用文人的宋濂齐名婺中。不过，两人未能相交一生，因为人各有志，宋濂投奔了朱元璋，成了明廷的红人；戴良却做了个不大不小的儒学提举，依附于当时占据苏州的张士诚（名义上归顺了元朝），明太祖得天下后便跑去四明山中隐居，难忘故国旧君，当起了前朝遗老，终日与一帮耆宿做些悲凉诗歌，颇似杨维桢在松江的光景。后被爱才的明太祖发觉，“请”去了南京，诱之以利，告之以弊——顺我者官，逆我者牢。戴思恭的这位叔叔脖颈比杨维桢还硬，选择了后者，最终因为忤逆不赦之罪，自裁于狱。这样一个家庭背景，戴思恭从医而能文，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的儒家与医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只是济世的方式手段不同，一个以仁，一个以药，对象就是天下苍生。传统的儒生心忧黎民，大多通过功名取官，达到济世的目的；而医者诊治百姓病痛，救人于水火之中，如东汉方士费长房与南宋高僧济公，皆为悬壶济世的代表。儒家崇尚德治天下，医者借用佛界的一句话，就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也是功德无量之举。当然，一般的儒生或者医生，不会有那么高的道德标准或者思想境界，只不过藉此谋生活命，弄个一官半职或者一技之长，养家糊口而已。如果能上升到济世层面，那也差不多就是大儒或者大医了。明代著名医家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儒医》中说：“儒识礼义，医知损益。礼义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损害不分，害生民之命。儒与医岂可轻哉，儒与医岂可分哉？”
是故，后世先业儒后从医之人亦曰儒医。
值得一提的是，具有儒家基础的医者，可能会一生成就更大。以儒学打底的人，心怀天下，长存救世之念，这是思想上的先决条件，相当于立身之本。此其一；古之医技方诀，全在医书，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均用医古文写成，与四书五经没啥两样，农夫百工之属，不习儒学，就是送到他手上，能否看懂也是个问题。所以，现在中医职称的考评，仍有古汉语一科，便是这般道理，此其二；对儒学的理解，讲究悟性，要求举一反三，医家何尝不是如此，最尚辩证施治，一病千方，此其三。
相传戴思恭自身悟性极高，勤奋好学，天生乃医家之良才。稍长之后，母亲罹病，为庸医所误，更激发了戴思恭学医的决心，多方因素促成他后来得以在明代医坛大放异彩，成为一代宗师。
贰
戴思恭幼承家学，从小就跟随父亲诊疾问症，深知乡亲苦病久矣。他每日与父亲一道，在白屋蓬门下替百姓看病，不时还要去深山老林采掘草药。其父虽是他的启蒙老师，也算一方名医，但是聪明好学的戴思恭很快就把家传本领学得八九不离十了。戴士尧觉得再呆在家里，就要误己子弟了，于是在戴思恭二十岁那年，干脆带着两个儿子（戴思恭的弟弟戴思温），举家投师朱丹溪门下。时值至正三年（即1343年），而朱丹溪卒于至正十八年，所以戴思恭师之二十余年一说是有误的，实际学习时间也就十五年光景。
朱丹溪原名朱震亨，婺州义乌人，丹溪乃其乡间小溪，后人遂尊称其为丹溪翁，时年（指戴思恭投师于其那年）六十有二。朱丹溪早年为儒，后因母亲患有脾疾，目睹庸医乱搬方子诊病，劳命伤财，乃半路出家，有志于医，终得钱塘名医罗知悌真传，也是一个先儒后医的典范人物。罗氏医学源出金元四大家之刘完素，乃其二传弟子。
尽管半路出家，但二十余载过去，朱震亨医术早已独步江南，一时从者如云。戴思恭因为颖悟超群，又肯下苦功钻研，深得丹溪翁之心，便将看家本领悉数相授，逐渐脱颖而出，成其高足。等到十五年后师傅去世时，戴思恭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朱氏衣钵传人，德术闻名江浙。这一时期，他基本上为民间百姓诊治疾患，接触了大量的病例，与经书理论相互观照，揣摩思考，对疾病的症状、成因、疗法、用药等有了新的理解，进行了不少探索。宋濂《翰苑续集》记载多则戴思恭治病医案：
如留守卫吏陆某患病发烧，幻视见鬼神，手舞足蹈，多医无效，遂邀戴诊治，以为患者形神疲惫，面无光泽，并非实热，乃虚热之象，用李杲的甘温除大热之法，投以参芪等甘温之剂，不日病除；
……
戴思恭业医生涯大半在于乡间。师傅离世之后的二十八年，是他造福百姓、广为诊病的二十八年。多例医案里可以看出戴思恭诊病不被表象所迷惑，辨脉精准，“辩证”之功，远在一般医生之上；正因为他善于辩证，故也能善于施治，对症下药，效果奇佳。朱丹溪治病往往一帖见效，故称“朱一帖”，戴思恭也得师傅真传，用药大胆精当，疑难杂症，常常数味草药，便手到病除。许多人以为戴思恭虽宗丹溪滋阴之说，却没有门户之见，择其善者而从。他并不因信奉师傅的学说而排他，能在医疗实践中灵活吸收和综合运用刘完素、张从正、李杲等诸大家理论成果，师众之长，加以融会贯通，真大医风范。
戴思恭于洪武十九年（1386年）受诏入宫，当时已六十三岁。因朱元璋患疾，众太医久治不愈，戴思恭一番望闻问切之后，三下五除二，药到病除。于是，授迪功郎，成为八品御医。过去的御医选配主要有两个途径，即考试或者推荐。考试有着严格的程序，戴思恭无疑属于因人推荐而征诏之列，而且因为看好了皇上的病，直接辟为御医。他的大内生涯可圈可点，也有许多病例见诸史书或传说，现录其三于下：
其一：燕王患瘕，太祖遣思恭往治，见他医所用药良是，念何以不效，乃问王何嗜。曰：“嗜生芹。”思恭曰：“得之矣。”投一剂，夜暴下，皆细蝗也。
其二：晋王疾，思恭疗之愈。已，复发，即卒。太祖怒，逮治王府诸医。思恭从容进曰：“臣前奉命视王疾，启王曰：‘今即愈，但毒在膏肓，恐复作不可疗也。’今果然矣。”诸医由是免死。
其三：明太祖皇后马氏患骑马痈，请戴思恭诊治。身为国后，何况痈在下身，难免多有忌讳，但原礼独出心裁，使用特制椅子撒粉求影，断出痈情，削一篾刀，藏于消炎止痛药粉下，请皇后用力复坐，痈破乃治。
前两例乃《明史》所载，说他为朱元璋两个儿子治病的事，已显神医深功。后一例乃马剑民间传说，事关私密，上不得正史，故只能付之逸闻。平常疮痈之类，对御医也许就是纤芥之疾，治疗上没什么难度可言，因为人物特殊、部位特殊，不允许医者用常法治之，所以治疗也需特殊，心思机巧的戴思恭马上想到了家乡马剑漫山遍野的毛竹，于是便有了竹签为刀刺痈疗病的创举。
叁
戴思恭为后人所称道者，除了医术高明，还有医德高尚，就连皇帝也对他礼让三分。据《明史》，朱元璋去世之前，患病久治不愈，迁怒于为他看病的医生，却对戴思恭好言相慰——“太祖不豫，少间，出御右顺门，治诸医侍疾无状者，独慰思恭曰：‘汝仁义人也，毋恐。’”建文帝即位，其余御医治罪，却唯独提拔戴思恭做太医院使，成为当时全国首席医生——“已而太祖崩，太孙嗣位，罪诸医，独擢思恭太医院使。”被戴思恭治愈瘕症的朱棣则待他更好，也更少他不得，告老还乡三年复诏入朝，免跪拜之礼，当已经八十二岁的思恭老人再次请求回乡时，朱棣还要求他“朕复招汝，汝即来也”，戴离世后又下诏遣人致祭——“永乐初，以年老乞归。三年夏，复征入，免其拜，特召乃进见。其年冬，复乞骸骨，遣官护送，赍金币，逾月而卒，年八十有二，遣行人致祭。”
今天我们习惯上称呼在医院里坐馆看病的医生为大夫，走村上街游访施医的人为郎中。在以前社会，大夫为高官，屈原便是三闾大夫，还有刑不上大夫之说；郎中也是介于侍郎与员外郎之间的官职，比知县大多了，以大夫、郎中谓之，足见自古以来人们对医生的一种职业尊重。供职太医院做个御医，对许多医生极具诱惑力，看好了皇室成员的病，皇上一高兴，可能会赏赐无数。但是伴君如伴虎，皇帝大多喜怒无常，弄不好事情的风险也显而易见，殃及鱼池的情况常有发生，祸福只在旦夕间，随时要有准备做替罪羊的打算，这也是许多医家不愿身入太医院的原因。华佗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欲替曹操开颅治病，使操疑其有害人之心，遂遭杀戮，恐是传说，华佗真正死因乃是看不惯曹操的做法，不服从其征召。祖国中医的祖师爷扁鹊，治好了秦武王的病，依然命丧妒才忌功的太医李醯之手这样的事，亦常见于戴思恭的身边。《明史》里有一件吴江人盛寅逃医之事。洪熙年间，盛寅为御医，以善治闻，他与袁忠彻（袁珙之子，承父之业，见信于朱棣，乃其御用相师）两人本不为东宫所喜，袁能相面，告诉他仁宗（时为太子）有不寿貌，盛寅害怕牵连自己，等到朱高炽即位，立马上书自求外放去南京太医院，宣宗时才诏还北京。
从史料记载来看，戴思恭赢得了朱元璋、朱允炆以及朱棣三代皇帝的一致信任，目之为“仁人”，可以说得到了整个朱氏家族的认同，这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说朱戴乃世仇之家，也是不错的。戴思恭的亲叔叔戴良，被朱元璋逼死，总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戴思恭若是一念之差，于朱氏仨治病疗疾之际，稍微做点手脚，来个玉石俱焚，应是举手间事。但他们却君臣相得，似乎早已恩怨忘却，丝毫没有为此事所累，医患关系之和谐，堪称世间楷模。戴思恭可以算得上一个纯粹的医生，他的眼里没有仇恨，只有救死扶伤，此乃天职。
肆
戴思恭为当时全国最好的医生，系“明代医学之冠”，这是比较公认的，诚如朱国桢所言乃“国朝之圣医”。
古往今来，无论以何为业，集大成者均以著作传世，医亦概莫能外，唯如此方能惠及后人，达到济世的目的。书于今人，乃平常之物，弃之如敝屣，在于古人，却奉之若圣明，让人顶礼膜拜。朱丹溪就是北上期间得到了刘完素的《原病式》和李杲方稿，又得钱塘罗知悌指点，才脱胎换骨为一代宗师；明仁宗时“逃”往南京太医院的盛寅，实际上为戴思恭的再传弟子，他的师父王仲光遇戴思恭于婺中，时已年老，心里羡慕戴的医术，却又不甘屈尊为徒，遂于戴外出之际，窃其书而去，算是个偷师之徒，不期“雅贼”竟成大家，亦医坛千古佳话。
所以，若能将实践成果总结为通用法则，布之于书，传之后世，那么就是医圣一级的人物，扁鹊的望闻问切四诊法、张仲景的辩证施治法等均如是；退一步，若能在先人的基础上独辟蹊径，成一家之言，也堪称宗师；再退一步，若能晓诸家之治，活一方百姓者，亦名医矣；余下，皆为稻粱谋而已，不“杀人”已算有功于当时。对号入座，朱丹溪开创了滋阴学说，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金匮钩玄》等，无疑可以跻身宗师行列。
朱丹溪生活于元朝，他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即滋阴论写在《格致余论》当中，此书与《局方发挥》，均成于1347年，戴思恭在他身边已有四年，而《金匮钩玄》成于1358年，即其去世那年，在这些著作的创作过程中，朱丹溪可能还会与学生开展某种形式的探讨，这样戴思恭不但是一个旁观者，或许还是一个参与者。由于从医于中年之后，朱丹溪没有时间对自己学说中的不足之处予以修订。这些事，许多年之后均由戴思恭来完成。戴思恭的主要著作有《证治要诀》、《证治类元》、《证治用药》、校补《金匮钩玄》、《推求师意》等，前三者乃以自己从医经验阐述老师学说之旨，第四本是对老师著作的订正，第五本更直接是用自己的理解对老师未尽之言的补充、发挥。戴思恭几乎用了自己一生的时间去实践、总结、完善、阐述、宣传老师的滋阴学说，有徒若此，朱翁无憾矣！“人谓无愧其师云”——这是《明史》的最后评价。
伍
在马剑戴氏祠堂门口，一位年老的族人告诉我，当年戴太公之所以要写下这些书，一方面是要完成恩师的心愿，至于当年丹溪翁有没有在生命的最后对他有所嘱托，我们当然不得而知；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己的心愿，受教于丹溪翁之后，戴思恭大约有四十多年的时间服务于百姓，后来身入宫廷，不能让一身本事造福于民成了他最大的遗憾，于是遂留之于书。他的这些著作成于入宫之前还是之后，有些难考，但其活天下人之心愿却从来没人怀疑。戴思恭的《推求师意》差一点失传，明史亦无记载，幸亏祁门著名医人汪机及其门人不忍其埋没世间，以为“医乃仁术也，笔之于书，欲天下同归于仁也。今若刻布以广其传，则天下病者有所益，而天下医者有所补，其仁惠及于天下大矣！”（《序一》）乃录而刊之，才使之行于后世。
其《序二》曰：
……予展诵之，见其所论，阴阳变状，并所原病脉，以酌厥剂者，直下膜见，参《素》、《难》以出玄。详其所着，知其为丹溪未竟之意，其门人戴原礼者阐之……奚其医丹溪，授千古医学之心法，弗能巧人也。原礼乃能冥会其意，而推阐其所未尽……广丹溪之志者，原礼也……所学于丹溪者众，专其论著为原礼也者。何姬曰∶丹溪之门称高第者，原礼也。理邃以玄，论微而着。微原礼，吾弗知其有也，是故以是归之也。
已经讲得非常透彻了，戴思恭（字原礼）以自己本身的学说为填充，完善了丹溪学术的不成熟之处，之后滋阴说才被人们广泛认可和接受。完全可以这么说，没有朱丹溪就没有戴思恭，同样没有戴思恭，也没有朱丹溪。从学术方面衡量，师徒之间完全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事实上，朱丹溪当时虽然享誉南边，却未完全为人所识，他能够入选金元四大家却是宋濂的功劳。宋濂在给朱丹溪的《格致余论》题词时说：“金以善医名凡三家，曰刘宋真、张子和、李明之，虽其人年之有先后，术之有补救，至于推阴阳五行升降生成之理，皆以《黄帝内经》为宗，而莫之异也。”接着又说朱丹溪《格致余论》“有功于民生者甚大，宜于三家所著并传于世。”金元四大家之说由是起。
当今中医的尴尬在于没有新的医学经典诞生，也鲜有大师诞生，更没有诊治技术方法上的革命，老是拘泥于千年以前祖先的《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祖传法宝，甚至最后归于《易经》，思想禁锢，诊断、用药经验主义至上，带着一定的盲目性，跟着感觉走，不用数字说话，缺少明确的具体标准，弄得神秘莫测，玄而又玄，非但使西方人一头雾水，也让国人如坠五里云中，不能与时俱进地吸收现代科学发展成果，为中医所用，做到定性与定量并重，推进诊断、治疗的标准化建设；中医的尴尬还在于南韩忙着为它申遗，针灸又走俏美国，日本医生靠开汉方发了大财。在其故乡国粹却被西医完败而蒙羞，就算是在中医医院，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西医，这是中医的悲哀，也是国人的悲哀。长此以往，中医的命运恐怕真的犹如紫微斗数、奇门遁甲等算命技术一般，不但难以推广，而且逐渐失传，甚至枯萎消亡。《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无论多么经典，必定有其不科学的成分，需要去粗取精；现代医学无论多么先进，也有其局限性，并不能取代传统中医，这本身就是到达同一目标的两条通道，路上各有风景，无法非此即彼，也不能厚此薄彼，正确的态度乃是有此有彼，相辅相成，两条腿走路，所以，我们期待现代版扁鹊、张仲景、朱丹溪、戴思恭的出现，使千年国粹再放异彩。
戴思恭的家乡马剑的边上就是五泄，从五泄禅院走出去的良价禅师在江西宜丰洞山开创了禅宗新派。他晚年遇到了弟子本寂，深得其旨，遂以心法相授。良价圆寂后，本寂去了曹山寺住持三十年，开门课徒，阐述师父的洞山五位说，终使禅风大振。之后，人们遂将五位君臣说名之为曹洞宗，彰显师徒共同开创了禅门新派。曹洞宗的诞生过程几乎与滋阴说一模一样，有所不同的是，戴思恭放弃了冠名权，把新学说的创始之功全部记在了老师头上，自己做起了无名英雄。
戴思恭对朱震亨之尊敬发自肺腑，并且贯穿一生，也是感人至深的。当他再次向朱棣乞骨还乡，回到马剑时，离其去世也就十来天时间了。就在这十来天时间中，他还去恩师的墓前拜祭。
现在的义乌市有丹溪路、丹溪社区、丹溪陵园、丹溪纪念堂、丹溪纪念亭等，丹溪痕迹遍地；嘉靖间游历北京的王典，因为治愈了皇子的疾病，圣命敕建五凤楼于其家乡，至今亦尚在。而戴思恭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为朱氏家族贡献了业医生涯最好的二十年，治愈了朱元璋以及许多皇宫贵族的病，换来的只是他离世之际朱棣皇帝亲撰的一道诏书和数语褒奖，在故乡只留存下浦江独秀山的一方孤墓，今天的族人们只能在马剑戴氏祠堂一角（大其名曰“戴思恭纪念馆”）给出他生平事迹的展览。
但是，大爱无形，大德无形，戴思恭自己选择放弃了历史定位，却在祖国的中医发展史上矗立起了一座爱民尚德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