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淡与峻烈的相反相成
---谈戴明贤先生的书法艺术
邹 欣
汉字是具有造型功能的表意符号,实用与审美兼而有之。古人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之永之;歌永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把这个意思移到汉字上去,将“形”成之“言”笔录于纸,就成为文章或诗词,是文字表意功能的体现。而“歌之永之”“ 舞之蹈之”,强调的是与所“言”之“意”相辅相成的文字的形象与状态,那就属于造型的范畴了,我们会用“笔歌墨舞”一词来形容一件酣畅淋漓、气象万千的书法作品,未辨文意之前先就被笔形墨态所打动,乃是书法欣赏之中常有的事。如果说书法绘画同属一源的话,那么书法与文学简直就是一枚钱币的两面了;笔砚之于文人,有如斧凿之于木匠,锄犁之于农夫,是劳作的工具;在写作的过程之中,思想托意于文辞,情感托迹于书法,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所谓“一言乃成其意,一字已见其心”,“心”“意”本不可得见,托文辞书迹而发露之。《书谱》称王右军“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复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意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书圣挥毫时的绝代风神,瞬间凝固于尺幅之内,难怪后人片纸诧为神迹,奉为典范了。古人法帖中,数量巨大的文稿尺牍题跋便笺在在证明:高超的书法技艺乃是行文过程中的自然流露。历史上书法大家同时又为文坛巨子者比比皆是,书学与文学相互砥砺,在一件书作之中创造出词、翰各臻其妙却又水乳交融的大美之境,因此
形而上者谓之道,在书法领域中,“道”是对书法本体的某些根本性的观念和认识,以及建立在对书法本质理解基础之上的方法论和治学观。
先生的书作各体皆备,面貌多样,趣味广博,一言难以述尽。我拈出“峻烈”二字,非概其全貌,乃言其内质也。在中国的传统美学类型里,讲求典丽恬适、疏淡玄远是为正宗大宗,褚遂良、智永、赵孟頫、董其昌、文征明等为代表性人物,多兼画事。此类书作极意于书法的形式之美,点画字形务求妍媚润秀、圆转流丽,讲究纸笔之精良、技艺之娴熟;书写时意态矜持、闲雅,把七情置之度外。其作品或赏心悦目、富于装饰性,或潇洒清远有出尘之姿;然而也有功深意浅,能怡悦眼目而不能震撼心灵之弊。另一类书家,以书法畅其性灵、抒其怀抱、传其幽愤,乃至浇其块垒,技艺只是凭借,纵情达意才是目的;作品依托于书家的思想人格、学识志趣、才华以及强烈的现实感受,风格则发迹多端、触变成态、不问妍媸、不主故常,折射出丰富的精神世界。其中坚分子如杨维祯、祝枝山、徐文长、傅青主等,都是情感浓烈的作家诗人。前一类茹远洁适,体现优雅、和婉、清逸的静态之美;另一类则雄直怪丽,表现出震颤的、挣扎的、艰难的乃至狂放的动态之美。中国自来独尊中和温婉的古典审美标准,对后一类风格鄙夷排斥,目为支离丑怪的野狐禅。这种恹恹无生气的一元化审美观念,至傅山已倡“四毋”矫其病;道咸之际以碑学强其骨,今人更已冲决桎梏,各趋所好。
先生自号适斋,他说“人贵适意,书贵适意”。适意者,顺乎天性,适其自适,澹宕自足之谓也。他在书法集自序中说道“生性疏放,不耐绳墨,虽于诸体皆所涉猎,醉心乃在草圣,篇临百家,永无餍足。即作篆隶亦以草意出之,方觉适意”。八面出锋的行草笔法是他用来书写一切字体的手段,即使篆隶、甲骨、真书这样一些静态的书体也是如此。先生草书的美学取向,可概括为“表现主义”一路。在他所开列的书家名单之中,我个人以为章法布局主要宗法王铎,且用力最勤,旁参祝枝山、杨维桢,以空间错综、行气茂盛为依归;笔法近于傅山、张瑞图,参以黄道周、倪元璐,强调笔势多变,众体咸备以及书写的自然状态和线条的弹性等等;而风神气韵则追慕张旭和徐渭,而晚年尤其对徐渭心有独钟,对天池道人的《春雨》长卷,草书千字文和多方搜求得来的杂帖,均有深入的临习和揣摩。徐渭以无双的天才,悲惨的身世,超绝的书画,长歌当哭的剧作,造就了中华文化史上的奇迹。徐渭之于书法,犹如凡高之于绘画,摇滚之于音乐,或者还甚而过之。古人说作狂草书“张旭悲喜双运,怀素悲喜双遣”,徐渭则是将悲喜之情张扬到无以复加的极至之境。其书法技艺炉火纯青,法度精严、笔势变化莫测,无迹可求,贸然临之如对神龙,不茫然失措者几稀。先生曾对我说,他认为在书法上真正达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距”这个境界的,惟青藤一人而已。
古人评论书法,常说“书如其人”、“人书俱老”等等。大概没有哪一种艺术理论,会如此强调作品背后的个人存在;也没有哪一门艺术,和一个具体的人生之间有着如此广泛、深切而又含义丰富的关联。书法是提供了一条自我表达之路,同时也是一条自我观照、自我认识之路,“人书俱老”标示了书法与人生共同到达的境界,近乎于哲学上的“至善之境”。从这个角度讲,书法是一种老年的艺术,不是说老年人才有资格写书法,而是书法创作需要某种“终极态度”作为一种哲学上前题和搦管挥毫时的心理准备,这是观念意义上一种微妙的内在状态,几乎属于潜意识的范畴,说则不中、抟之不得,但又确实存在。只有在个体的生命阅历、生命体验、生命状态达到清明澄澈、从容自在时方可能获得。在这个时候,人会体验到自我与书法浑然一体、融合无间的喜悦。我读《陶渊明集》,记得有一篇他为其外祖父所作的传记,说他过天命之年后已达到“行不苟合,言无夸矜,融然远寄,旁若无人”之境,我觉得适斋先生庶几不远。在我看来,他既是刚毅之士、又是温良儒者;既是热血丈夫,又为谦谦君子。他有自律的一面,却也有自在的一面;他有孤高冷傲的一面,却也有单纯快乐的一面。特别是,他真正具有艺术家的敏锐直觉和善于发现的眼光,他随意搜集的各种小玩意,每样都各具性格、意味隽永、可堪把玩,其审美态度体现在生活的各个细节之上。我记得小时如果四、五月间去他家里,总能在客厅茶几上看见一只注满清水的大白磁盘,四五只小蝌蚪,游动在几粒晶莹的雨花石和几缕嫩绿的水草之间。只要人影靠近,蝌蚪们就摆动尾巴,四处逃窜,像几滴灵活而又化不开的浓墨,在纯白的背景上摆出瞬息万变的布局,仿佛白石老人的画一下子活动起来,令我惊喜不置。甚至家庭轶闻、幼儿琐语、子侄辈们小时候的糗事,等等别人不会留意的生活细节,只要有趣,他永远记得,于家庭聚会时讲出来,令当事人窘笑、同席者喷饭。他自谓儒、释、道“三不粘”,实则儒的仁心、释的悲悯、道的超脱,似乎都沾了一点。他的一位老朋友说他是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人。我觉得他的生命态度尤其近于儒家,不过非理学心学之儒,而是原初的、朴素的儒家态度,从生活的平实处修养人格。他说平生追摹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