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政效率低下改革
针对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办事效果差的现象，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推恩信”、“重命令”三项对策。
1. 明黜陟
明黜陟就是改革政府官员的选拔制度。在宋仁宗时候形成一套官员的选拔制度，就是政府官员按照资历来排序，并不是看官员的政绩，只要在官场混够时间即可，文官每三年可以升迁一次，武官每五年升迁一次。
这个制度使得官员好混日子，不论官员工不工作，只要混够时间，就能够升迁，官员的行政效率就很低，同时对其他努力工作，勤勤恳恳的官员很不公平，最终整个官场就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败坏整个宋朝官府。
范仲淹提出必须加以改革，根据官员的实际能力和在位期间的实际政绩，进行KPI考核，优秀者升迁，淘汰不合格的官员。如此，政府的行政效率会提高，官员数量在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就相应的减少。
2. 推恩信、重命令
推恩信，指要地方政府要落实惠民政策，对违反的人或者行为要加以处罚。
重命令，是指中央政府颁布各项命令以及措施的时候，要深思熟虑，一经颁布，就不要随意更改。同时，要提高行政办事效率，删繁就简。
五、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
上面对庆历新政进行了逐条分析，发现范仲淹主要是从政府的财政支出较大进行改革，就是从各个方面为国家省钱，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不同于其他改革大都是以扩展政府财政收入为出发点。范仲淹进行的庆历新政的确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在当下也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比如这几年我们国家一直进行减税降费，都是尽量减轻民间负担。那么为何这么好的一个改革，却以失败告终了？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侵害士大夫阶层的利益
范仲淹在推行改革过程中，侵害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最直接的就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这几项措施。
古时候，读书其实是花费成本较高的，一般读书的都是士大夫阶层，老百姓读书的不算太多，最平常百姓来说，连书都买不起，更没有多少钱能够支持教育，故而，古时候读书让你一般都是世家大族，士大夫阶层有相对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这个阶层中考中进士的人数也是最多。科举考试一经改革，意味着很多读了十数年的士大夫阶层中的人就白读了，还得重新学习，整个阶层的教育体系都得需要改革，成本是很高的。
另外，士大夫阶层也可以通过恩荫制度，不需要苦读十数年参加科举就能入仕为官，而现在改革的结果是不能在享受恩荫制度，可定是不愿意的。再有就是，对官员进行考核，考核就是带来竞争，就会带来压力，不能在混日子了，另外，当官并不一定就是为国为百姓，北宋官员有很复杂的师生、乡友、联姻等等在其中，士大夫阶层要为自己的阶层谋取福利。如今进行改革，这些权利以及利益都没有了，大家肯定会群起反对，而这个阶层在古时候的任何朝代，都是最大的群体，在政治权利中都拥有很大的权利。范仲淹以及他的追随者与之相对比，还是弱小很多。
2.改革面较广，操之过急，没有可行性方案
庆历新政涉及到当时北宋政府的方方面面，改革内容极广。范仲淹提出每一项的改革的目的以及改革的好处，却没有形成一套可行性的改革制度，比如考核官员的升迁，如何考核，考核的指标是什么，就如同现在企业进行考核都有详细可行的KPI，而范仲淹并没有设计出这个考核体系。不同的执行者来考核，考核的方法不一，考核的标准不一，这就给主持考核者留下很多作弊的空间，主持考核者可以借机升迁自己相关利益者，排挤对手，反而导致新政改革不公平，难以推行。
加上，改革过程中，实施者或者说执行者是很重要的，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关乎改革的公平与推行效果。可是，当时这个官僚体系中，绝大多数人反对改革的，在推行过程中是不积极的，甚至是抵抗的。所以，一年时间内推出这么多的改革措施，根本就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
3.触犯宋仁宗的底线——朋党
宋仁宗是以为仁慈的帝王。仁慈的人，都是对身边人极好，不论身边的人是好是坏，是年长还是年弱。
宋仁宗知道国家财政吃力，国库空虚，需要改革，所以宋仁宗支持范仲淹改革。只是，宋仁宗没有想到，改革带来的是身边的亲人、身边的大臣、身边的宗亲……来来回回的在身边哭诉，时间久了宋仁宗动摇了，心里怀疑。
朋党问题就是让宋仁宗彻底动摇放弃庆历新政的那根稻草。宋仁宗不同意改革兵役制度，那是因为府兵制的结果很可能走出向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的局面，导致政权更迭。宋仁宗不再支持范仲淹改革，是因为保守派，也就是士大夫阶层为主的权贵，在宋仁宗面前说范仲淹以及支持者拉帮结派，结党私营，扰乱朝堂。在改革过程中，这个群体排除异己。
宋仁宗于是问道“过去小人我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范仲淹回答，在防守边疆的时候看到能打仗的人聚集在一起，胆小的人聚集在一起，都是各称一党；朝堂上也是，分为正邪两党。皇上要是能够用心分辨，一定能识忠奸。宋仁宗对这个答案肯定是不满意的。
庆历新政的支持者欧阳修更是激进，直接在《朋党论》来分辨这个问题，“修乃作朋党论上之，曰：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这就直接向宋仁宗表明，我们就是朋党，我们是结党为朋，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宋仁宗对这个答案肯定是震怒。
任何帝王都是不希望大臣有结党，宋太祖时期就严禁结党。结党就会形成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就会动摇国本，一不小心就出现“黄袍加身”事件。所以宋仁宗也是一样，禁止任何人结党，管你是谁，权利是我的，也只能是我的。
公元1044年11月，宋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
公元1045年，罢免范仲淹的参知政事职位，罢免韩琦枢密副使职务，外放，欧阳修贬到安徽滁州。
庆历新政实施一年左右，彻底失败！
六、总结
范仲淹从减少政府财政支出的角度，实施庆历新政，用当下的观点来看，这个改革对应当时存在的问题，是可以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的，是一项很不错的改革。
失败的原因，就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对抗的群体过于强大，自己的支持者在改革过程也不够坚定，加上改革人才的缺乏，导致庆历新政匆匆结束。
况且，千年以前的人，已经有如此的胸怀，为国为民，不曾为自己谋取任何一分利益，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论成与败，我们又有什么可以苛求的！
参考文献：《两宋财政史》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宋史》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