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黄河流域地区剪纸

黄河流域地区的剪纸，就像黄土高原上遍野盛开的山花，美丽可爱，质朴而倔强自生自灭上千年。

中国艺术素有“北雄南秀”之说，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民间剪纸多是豪放粗犷，而灵秀典雅的较少见。地处黄河中上游的甘肃是周先民的发祥地，又是戌、狄、羌、月氏、乌孙、匈奴等古老民族活动和聚居的地方。这里蕴藏着大量的古文化遗俗和丰富的民间美术。甘肃剪纸基本属于中原文化体系，其用途、内容和品类，最大特点是依附于民俗和体现民俗观念，在当地流行的扣碗花葫芦崇拜最早见于《诗经》记载：“绵绵瓜瓞，人之初生”。扣碗，是将碗盖上下扣合，再饰以“蝶恋花”或“石榴生子”等纹样，隐喻男欢女爱，意味着子孙连绵的内容，揭示出中华民族古老的繁衍习俗观。古代婚礼大典的过程在《礼仪·昏义》中有详细记载：“婿揖以入”礼罢，夫妇“共牢而食，合卺而醑”。东汉郑玄·阮湛注释：“合卺”，破匏（葫芦）为之，以线连两端，其制一同匏爵。这就是演化到现在的交杯酒，饮罢扔于床下，恰遇一仰一合，则合欢大吉。西北地区至今流行着一首民谣：“桃榴佛手碗中栽，鱼戏莲花贵子来”。合碗与合卺有关，匏，又是葫芦的古写。闻一多先生在《诗与神话》一文中说：“我想是因为瓜类多子，是子孙繁衍的最妙的象征，故取以相比似。”

甘肃剪纸的粗犷浑厚，流露出杂居民族和游牧民族，丰富内涵的风情，构成了河西走廊民间剪纸地域性风貌。在封建时代的观念中，人生大事莫过于传宗接代。恋爱、怀孕、生子等一系列活动尽现于民间剪纸里，构成了一系列庞大的歌颂着生命和民族繁衍的主题。

甘肃天水有一种民间窗花，吉祥方形，外围镂空成各种几何花纹，张张不同，细密精巧。中心部位采用半剪半绘相结合手法，突出表现人物或吉祥花鸟。天水地区，山清水秀，剪纸也从敦厚朴实中看出其灵巧，当地艺人总结了“细窗花，粗遮檐”的制作特点。窗花《买水》、《放牧》形象简练夸张，造型质朴稚拙，具有健康、原始的生命力，体现出陇南民族气质独特的审美情趣。“遮檐”是悬挂在碗橱上的一种剪纸，当地农家一般在墙上留一个空间放碗筷，“遮檐”剪纸起到了防尘、防蚊蝇和美化环境的作用。为了方便使用，“遮檐”以大面积阴刻为主。

陕西位于黄土高原，黄河从西边流过，哺育着陕北大地。自周至唐有十余个王朝在西安附近建都，历代是中国西北乃至东亚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古代民俗、民间艺术、宗教的扩散地之一。汉唐雄风的传承文化，在这里影响着后来的民艺发展和审美取向。其地偏远、干涸、贫瘠，导致文化东移，当地因高原、气候、生存条件的严重恶化，近千年来很少受到外界文化的影响。强大的传统文化惯性使然，这里的民间剪纸仍保持着汉唐时期雄浑博大的气息，以其粗犷、古朴称雄于中国民间剪纸之林，成为中国“北雄”艺术的领头羊和典型北方剪纸派系的代表。研究陕西剪纸对了解我国早期剪纸的产生、发展和内涵，有着深远的意义。

陕西的民间剪纸，非常广泛，其中以陕西的三边地区（定边、靖边、安边）、陕北的延安、米脂、洛川、宜川，关中的凤翔、朝邑，汉中的周至、乾县，岐山等地较为丰富多彩。

陕北的三边地区剪纸较西北剪纸粗犷一路的风格有所不同，风格类如河北，打毛、线条细致挺秀，这与明初戍边的江南移民带来的艺术作风和遗传有很大的关联。三边，自古以来那里的主题不是安民乐业，而是战争，是以戍边为核心的屯垦，是卫戍中土的前沿，也是戍边将士带来中原文化的结合地。

陕北的延安、安塞、米脂、洛川、榆林、宜川、延川剪纸，具有淳朴、粗犷、稚拙的特点，在艺术上极其简练概括，大胆夸张变形和装饰的随意性，有浓郁的剪味和浓厚的生活气息。陕北剪纸图腾文化十分丰富，作为天与太阳内涵的炎帝部落集团的图腾虎，作为东夷南蛮天与太阳内涵的鸟（凤）图腾；作为地与水内涵的黄帝部落集团的图腾蛇（龙）鱼，多民族图腾文化在这里融合发展。靳之林先生在《中国民间剪纸与高凤莲的剪纸艺术》中提到：“中国本源艺术形态是观念艺术形态，它不是自然形态的模仿，而是哲学形态的观物取象，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艺术体系与艺术造型体系”。中国民族艺术与陕西的民间剪纸艺术，就是这样一个完整体系的艺术形态。是以“信天游”的手法，围绕着主体形象，随着自己的感受和想象，想到哪剪到哪，依次推出平面空间和层次。以借喻手法表现作者对生灵万物拟人化的处理。以程式化的手法，对哲学内涵现实形态形象到哲学内涵的几何符号，表现他们的中国本源宇宙观。

延安地区处于西北黄土高原上，有史以来受着黄河的哺育。曾经有过灿烂的文化，存在着多处的仰韶、龙山文化和商周文化遗迹。由于西安很早就成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也使这一带的文化得到发展，成为古代民俗、民艺、宗教的扩散地之一。《史记》中记载了一个西周（公元前1027-771年）初期用树叶剪纸的史实——“剪桐封弟”的故事，发生在长安一带，剪纸一词有确凿记录最早的要算杜甫的诗句。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时，杜甫逃至洛川和白水交界的彭衙，写下了“暖水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的诗句，说明当时此地剪纸已很流行。这是用于巫术活动的，而这种招魂用“抓髻娃娃”造型剪纸，至今在陕西还能看到。安塞民间剪纸“抓髻娃娃”的造型，

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青玉女佩完全一致，保留了其他地区已经失传的民俗和文化传统。他不仅承袭了古代造型和受汉文化的影响，而且与剪纸艺人惯用的平视构图和注重影廓的表现有着密切的关系。延安由于交通的闭塞，地处偏僻，较少受外来文化影响，民间剪纸至今保留着汉画像石风格。西北剪纸艺人承袭的古代这种遗俗，爱用大剪刀拿起来就剪，从四五米的史诗般宏伟巨篇，到即兴拈来的随意之作，胸有成竹，从不起稿，大刀阔斧一气呵成，表现出艺人们的审美情感，且又是那样的真挚和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气，这正是延安剪纸人的精神所在。

世界上没有一个画种像剪纸拥有这么多的作者，也没有一种艺术像剪纸一样有这么广泛的群众基础。春节窗花的展示，便是朴素审美观对剪纸起到的自然竞争和促进交流、发展的作用。到过延安的人都会听到当地流行着“一看窗花，二看绣，三看新娘蛮不蛮。”的说法，村民们是最基本的观众和评审者。在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分工下，妇女必须能剪会绣，才能赢得大家赞颂。具有浑厚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的延安地区剪纸，是真正具有中国民间剪纸特点的剪纸之一，在国内外颇有名气，是地道和货真价实的剪纸作品。

关中凤翔是西周（约公元前1066-前771年）发祥之地，为秦王朝（公元前221-前206年）之古都，唐晚期称为西京，因而凤翔在历史上曾成为陕西关中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凤翔堪称关中乡俗艺术荟萃之地，民间艺术之乡。外乡人赞誉凤翔说：“西凤酒（香）、东湖柳（美）、女人手（巧）”。手巧并非指作品的粗与细，而指想象力的独特，即完美的形式创造和熟练的剪功，主要的还是想的巧。每年进入腊月，集市上布满着五光十色的窗花摊位，把集市装点得像“花市”一样。妇女们也是走家串户，赛巧比能，显露剪纸技艺。

合阳位于陕西东部，距黄河二十余公里，隔河即晋南地区。然而合阳的窗花确与其他地区窗花有异，它以平面与浮雕二种形式而构成。内容基本上以戏曲人物为主，尺幅也不大。其作法，人物头部用细布包棉絮制成扁圆浮脸型，服饰则以剪纸或纱绸完成，最后用彩笔开脸。这需要把纸扎、剪纸与勾绘三项技艺融合于一起去完成这项民间艺术。这剪纸贴到窗上，微风一动，长带舞动，犹如一台戏曲在演出，所以当地人称这类窗花叫“出花”。

山西的民间剪纸，是既丰富又多彩，是全国民间剪纸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司马迁《史记》中记载周成王“剪桐封弟”，其封地就在山西。从剪桐叶、缣帛、彩绢、金箔直到蔡侯纸的出现，剪纸艺术世代相袭、传承，不断演变、创新，延续至今。浮山、新绛、孝义、忻州、广灵、闻喜、湿县等，每当逢年过节或婚嫁生子，都根据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风格，剪出一张张、一幅幅剪纸，粘贴在门窗、墙壁、家具、礼品、纸扎、面食上……以表达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

地处黄河流域的山西吕梁地区民间剪纸有着经久不衰的关键原因在于它与当地的民俗民风息息相关。吕梁剪纸本身就是民俗活动中的一种独特的审美行为，从残存的先民图腾崇拜中我们可以看到巫术信仰习俗的精神功用和使用范围。剪纸中有大量的蛇、龙、鱼、蛙等动物为主题的纹样，而且世代相传，绵延不断。以蛇、龙为图腾的夏文化特征在吕梁地区民间剪纸中占有重要的比例，大都以吉祥纹样的形式出现，显然是黄河流域的夏族龙、蛇图腾文化的标志和延续。如剪纸中的“蛇盘兔”、“鱼莲蛇盘兔”、“龙凤合欢”等大量的生殖崇拜纹样，不仅其内容耐人寻味，庄严神圣，而且表现手法也超凡脱俗、夸张大胆，充满了黄河流域远古氏族部落融合兼并和外婚制的原始野味原型。其它如“蛤蟆扑砖，养下孩子做官”；“兔含灵子草，生下孩子满街跑”等寓意的剪纸，都具有地方特色。《汉书》说：“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元代李果《风俗通义题解》的解释是“上行下效谓之风，众心安定为之俗”。两者意思基本相同，都是强调自上而下的推广教化，使之像风一样遍布四面八方，人人所习，成为风俗。而风俗一旦创造出来，就为民所传袭，并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自周代至今，凡事都要举行仪式，这种礼仪行为，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思想、灵魂之中，成为一种固定的民间风俗。风俗的庆典活动中，人们总是要借助于某些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神灵的信仰和愿望，民间剪纸作为民俗活动的内容之一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也随着礼仪活动而衍生出岁时节令剪纸、人生礼仪剪纸和服饰习俗剪纸。山西剪纸艺术中的传统题材，仍存“绘画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成教化，助人伦”的教育功能。

晋南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经济优势，文化昌盛，使得各种民间艺术异常兴旺。“戏曲之乡”的新绛剪纸，以其戏曲人物见长。例如绛州北苏村的剪纸艺术家苏兰花，她的剪纸以构思精巧，于幽默中寓严肃，于自然中出新邃，寓巧於拙的艺术风格著名。《空城计》

以T字型构成垛口与城门，诸葛亮与城内二位老兵又组成三角形，以两种几何组合为单纯而富于变化的平衡美，达到凝练、概括、传神的艺术境界。她善于观察生活，博采众长。认为人物开脸要“男有男像，女有女貌，一个人儿一个样，眉毛眼睛不一家”。说得非常贴切、概括。忻州的代县素有艺术之乡的美誉，城西关有位巧人王拉弟，老人性格开朗、幽默风趣“不怕样样丑，全凭剪剪的手，东西出自心里头，有情有趣有看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平素留点心，铰时不费劲，十斤狮子九斤头，一斤尾巴吊后头；先铰外，后掏内，牲灵的毛毛尖朝外。”这些朴实的剪纸话语，就是老人多年的铰花经验总结。

阳泉煤名扬中外，阳泉的民间剪纸《月廓》也久负盛名。月廓是以多种图案纹样组合而成的圆形剪纸，专门用于为新婚夫妇祝福。艺人们将尊崇生殖、繁衍，而又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愿望和理想，以自然物、吉祥物作为象征手段来表达心中蕴积的激情与深刻内涵。月廓剪纸的结构形式似太阳系，以中心为轴层层纹样向外辐射延伸，组成日月同辉，花木生灵，天地同生的生命图。晋中祁县的杨庵贞(1886年—？)，一生行剪不辍，留下不少精巧作品。她的剪纸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生动活泼的特点，线条优美、纤细、秀丽、圆润，成了她独有的风格，她一手培养的学生段改芳，在为祖国的民间剪纸的挖掘、抢救、搜集、整理、传承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塞外的广灵、灵邱地接河北，剪纸艺术风格及内容形式与冀西北相近，彩色点染窗花已成为群众性家庭副业。农闲季节，男女童叟，刀刻笔染，形成风气。花卉、窗花，若与河北蔚县相比，难分高下。

综上所述，山西的剪纸，不乏世代延续传承的古老纹样，反映民俗题材者也饶多古趣，而以世俗生活为题材的剪纸大多是妇女们身边的生活体验。总的看来，山西剪纸艺术还是有着北方较浓的朴实淳厚之感。

河北以蔚县和丰宁两地的剪纸为最著名。蔚县在京张、京广铁路未通车之前，一直是沟通关内与塞外的重要通道，南来北往的人特别多。他们不仅带来了各地的土特产，同时也带来了各地的先进文化。蔚县民间剪纸艺术也在这样的融会交流中，广泛的借鉴、吸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很早以前，蔚县在改用品色点染之前，与其他地区剪纸一样，盛行一种用刀雕刻的花样，供鞋头、枕头、衣袖、荷包刺绣之用。蔚县一带称窗花为“天皮亮”。所谓天皮亮，原是云母片，用薄薄的云母片粘贴在窗格上。旧时，农村没玻璃，人们就是通过窗上的“天皮亮”，以窥院内的动静，以防家禽走失，财物被盗。作为节庆的装饰，最初的窗花，是彩笔直接在“天皮亮”上绘画，内容也是大众喜爱的花鸟、戏出人物等。清朝末年，塾师王先生与一张道士合作经营一家剪纸坊，二人用剪子和刀子刻制窗花，分单色和染色两种，工愈精，活亦细，使得蔚县窗花名著一时。民国初，南张庄以王老赏的窗花最著名。他一生刻制二百多出戏，总计在千幅以上。他将晚清一位民间画师韩文业的线描刀马人物画稿转换成剪刻纸语言，并完善了传统刻纸及染色的技法。他的作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欢，卖花样的艺人都来临摹他的样子，因而王老赏将窗花推向了一个成熟阶段。

蔚县剪纸尺寸不大，题材内容丰富多样，除戏曲人物，民间神话传说外，于花卉草虫、鸟兽鱼虫、鲜果飞蝶等，无不取作题材，且形态生动，适应了北方人审美需求。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蔚县剪纸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专业美术工作者与民间老艺人相结合，继承传统，大胆革新，突破原有题材的局限，创作了不少反映人民现实生活的作品。并在刻制传统戏曲人物的基础上，革新创造了戏曲人物脸谱、

独幅的古装人物和富有新意的翎毛花卉。

丰宁地处河北省北部燕山深处，从目前收集到的清代传世的剪纸作品来看，就已有相当高超的技艺。长期以来，山区人民把剪纸广泛运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企盼生活安宁。当地的房子顶棚许多是用秆秸做架，用白纸糊面，房间的装饰主要靠剪纸，特别是过年和新房，整个房间糊的琳琅满目。丰宁戏曲剪纸人物受到民间木版年画的影响，人物多是八分以上的脸型，极少全侧面。造型上丰宁剪纸以阳刻和线条为主，打毛细长，细而不弱，流畅圆润，即可单色用，也可染色表现。

河南剪纸历史比较久远，从文献记载上我们可略见一斑。南宋周密《志雅堂杂钞》中记述了汴梁城（今开封市）里瓦肆出售剪纸的盛况：“向旧都大街有剪花样者，每剪诸家字皆专门。其后，忽有一少年能衣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更精于人，于是独擅一时之誉……。”同时代的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都有详尽、真实的记述。说明宋代的开封便出现了以剪纸、镞影戏、镞花样、闹娥儿等剪纸作坊。河南的民风淳厚，四季节令、婚丧嫁娶、刺绣底样、物象装饰都离不开民间剪纸，民俗与剪纸水乳交融，结合的是那样密切和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