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当年虐待孩子的狠心父母们如今已经渐渐老去，他们让自己孩子的童年变成了人间地狱，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欠他们什么？
插图：查理·鲍威尔
用什么去报答曾经让你痛苦的人？对于那些被忽视或剥夺了童年，或是受到父母其中一方或双亲精神、肉体甚至性虐待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个相当苦恼的问题。尽管起点非常可怕，但是很多人都成功地挺了过来，继续努力去构建令人满意的人生。而如今他们的父母已经老了，可能年老体衰，或许身无分文。已经成人的孩子们怀着既内疚又恐惧的心情进行着心理斗争：该不该、又如何去赡养这些当年没有关爱他们的亲人。
我在《石板》杂志“亲爱的普鲁登斯”专栏当值时，37岁的萝谢尔顶不住朋友们劝她接触她母亲的压力来信。萝谢尔是中西部地区的一名宴会服务生，有男友但是独居，没有孩子。她和她的弟弟是跟着母亲长大的。母亲易怒而且酗酒，虽然领着社会救济，但因为要还债，家里一本书也没有。萝谢尔的双亲没有结婚，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萝谢尔写到，她的母亲一直告诫她不能要孩子，“她的生活会变成现在这样都是因为我们。”她还对萝谢尔说她太蠢了，所以必须要找个有钱的丈夫才能养她；她说她等不到萝谢尔长到18岁然后滚出她的家。萝谢尔的弟弟生下来就有些障碍——回忆起来，她觉得弟弟可能是患有孤独症。她的母亲曾经用皮带拴住他，还叫他“魔鬼”，说她希望他从来没出生过。
萝谢尔15岁开始做服务生，到了18岁，她已经真正脱离了家，与一位比她年长的男性开始了一段充满虐待的感情。后来她与对方分手，找了新的公寓、正派的男友，开始打工支持自己完成大学的学业。接着，她的弟弟在18岁那年被杀了，在一场为了女孩的愚蠢争斗中被一枪打中心脏。萝谢尔挺身而出，负责了整场葬礼的安排。她的父亲来了，并且在离开之前拥抱了萝谢尔向她告别。萝谢尔回忆说，“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抱我。”当天晚上晚些时候，母亲打来了电话，带着醉意说萝谢尔的父亲是想趁着拥抱她的机会骚扰她。萝谢尔给母亲写了封信，告诉她她有酗酒的问题、需要帮助。作为回报，她得到一封回信，写着她是一个可恶的女儿，总有一天会因此遭到报应的；她弟弟有毛病，就应该去死。
那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接下来的13年里，萝谢尔再也没见过她的母亲。尽管萝谢尔自己也是勉强度日，她还是会不时给母亲寄一些钱作为租金，也知道钱可能都被拿去喝酒了。时不时会有朋友去看她母亲，然后向萝谢尔报告她的情况。到了去年，龙卷风袭击了母亲居住的城镇，萝谢尔赶去确认她是否安好，母女之间开始恢复“友好交往”，萝谢尔开始每两周周日带母亲出去吃一次午餐。萝谢尔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她觉得亏欠母亲什么，“绝对不是。”而是有着她自己的道理：“对我来说，做个好人的就是能帮别人的时候就帮。”
与母亲的见面带来了负面影响，萝谢尔描述了一种听起来类似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生理反应。“所有那些我想忘记的事又都钻入脑子里。一些小事——她的香烟的味道，她的某个特殊习惯，甚至是一句话——都能冲回所有的那些可怕的回忆。”萝谢尔开始嚼着口香糖开车去见她的母亲，“因为我是咬紧牙关，死死地握着方向盘不想松手。”
萝谢尔发现，对母亲“当好人”是如此的劳神费力，她开始失眠，对着她爱的人大喊大叫。母亲的恶语相向再度开始，她的要求开始升级——她想要更多的关心、更多的钱。萝谢尔找到一位治疗师，在她的帮助下已经再次切断了与母亲的联系。萝谢尔说，“我不能为了想拯救她牺牲我自己的生活和理智。”
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精神病学家理查德·弗里德曼写道：成人和他们的粗暴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在标准教科书或者精神病文献中都鲜少得到关注。”但是萝谢尔的遭遇并不是个案，多年来，我一直收到遭遇与她类似的成年人的来信，那些已经成年的子女们一直在考虑：是否要重新和几乎毁了他们的生活的父母恢复联系。有些来信者，比如“舒适的麻木”（ID名），已经切断了和父母的联系，但现在受到来自家庭成员，甚至是配偶的压力，劝他/她与父母和解、原谅他们。也有些来信者，比如“她的儿子”（ID名），一直和家里保持着一线联系，但是现在在害怕会在感情上或经济上被逐渐老去的父母进一步束缚住。
成长在这种可怕的家庭里的孩子们有一个特点，就是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当他们长大成人，知道了还有很多人也同样经历了可怕的童年，他们可能也不会把自己的遭遇的细节透露给任何人。“强加给人的强烈的孤立是非常痛苦和极具破坏性的。”儿童时期不良经历研究的调查员文森特·费利蒂博士说。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报告，在2010年大约有330万例虐待或忽视儿童的案件被报告给儿童保护服务机构。这个数字应该大大少于遭受可怕和痛苦的童年的孩子的实际数量，因为大多数案例从未进入任何官方记录。疾病防治中心指出,一些研究估计，有20%的孩子曾经受到过类似的虐待。这意味着不少人都在与这些后遗症搏斗。
力劝他们与父母恢复联系的人——可能是亲人、朋友，有时甚至是治疗师——经常会说宽恕是心灵的芦荟汁，一剂镇痛软膏，将会治愈过去的伤痛。他们还警告说，如果那些加害的父母们真的孤独地死去，负罪感也一定会紧紧尾随着受害的孩子们。这些人没有考虑到的是与父母恢复联系、深挖那些痛苦的回忆和重建那些破坏性模式的潜在的精神代价。
《The Wizard of Oz and Other Narcissists》的作者埃莉诺·佩森，一位密歇根州的婚姻和家庭治疗师见到过一些客户，他们觉得抛弃现在年老力衰的父母是不道德的，无论他们会有多大的破坏性。佩森说，她建议他们在寻找照顾父母的方法的同时要保护自己免受进一步的伤害。“我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人们不被虚假的罪恶感欺压或忽视他们自己的痛苦和需求，”她说。设定限制是最重要的：“你可能需要让自己就像和鲨鱼关在一个笼子里，不能让对方有任何机会咬你一口。”安慰性的交谈也可以，“你可以说一些带着尊重、充满善意的话。‘我希望你好好的。’；‘我继续这么做是因为我已经宽恕了你们。’”
没有准则来规定人们对于没有履行他们自己的义务的父母的责任。名人与他们粗暴的父母的故事揭示出可能出现的反应的巨大范围。亚伯拉罕·林肯无法忍受他的粗野的父亲托马斯，他恨亚伯拉罕写的书，并送他出门做一种契约佣工（契约奴- -）。成年后，林肯偶尔给父亲送些钱帮他摆脱困境，但在父亲最后病重的期间，林肯无视了那些告诉他父亲死期将至的信。最后，他没有写信给父亲，而是写给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解释他不去看父亲的原因:“告诉他，如果我们现在见面，我没法确定见这一面的痛苦不会多于幸福。”林肯没有参加他父亲的葬礼。
沃伦·巴菲特对他的母亲保持着冷淡的义务性的孝顺，她让她的孩子受到了无休止的偏激的言语攻击。母亲临终之际，巴菲特前去探望她，他成了一个焦虑的“遇难者”，在女伴们谈话时沉默地坐着，一言不发。母亲在他66岁那年逝世,享年92岁。巴菲特在他的传记《雪球》中写道，他在母亲葬礼上流的眼泪不是出于悲伤或怀念，“是出于浪费。”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失意、抑郁的父亲把很多的愤怒发泄在了自己的儿子身上。在《纽约客》上的一篇传记中，大卫·雷姆尼克写道，当斯普林斯汀的家人已经搬离了那个充满着他不幸童年的家很久，他还是会像着了魔似地不断开车路过那栋老房子。一位治疗师对他说，“有些事情出了错，所以你不断地回到那里去，看你是不是能修复它，或以某种方式使它恢复正确。”斯普林斯汀最终接受了他不能改变过去。当他功成名就，他给了父母足够的钱去买他们想要的房子。但当斯普林斯汀说起这种表面上的和解，“当然，那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并没有说出口，所有这一切本来都可以有些不一样的。”
我们都承认，孩子和父母之间有一种持久的联系。十诫之一便是“尊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虽然这对一些孩子——比如亚伯拉罕、利百加、雅各的孩子们来说一定是一道困难的训诫。然而孩子们对父母的忠诚，即使是对最糟糕的父母，也有着完美的生物学意义。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父母，即使是那些糟糕的父母，都是孩子寻求食物、庇护和生存的最好的机会。
（最后两句我是真的要崩溃了。。。Or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