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亲死了，哭不哭？

至亲死了，在葬礼上要不要哭？世俗的礼仪是必须哭——即使不哭，起码也要表现出难过的样子。

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背后起作用的，其实是他们的三观。

儒家作为礼的维护者，肯定是坚决主张“临丧以哀”的。但从孔子与宰我的对话中能够看出，儒家所说的“哀”是发自内心的情绪表达，而不是走形式。

孔子告诉宰我：之所以有为父母守孝三年，期间须简衣疏食、不事享乐的规定，是因为君子感念父母养育之恩，面对美食没有食欲，也无心放纵娱乐。

既然宰我没有这种难过，或者说，他的难过持续不了这么长时间，那孔子便表示：不必勉强，按你自己的意愿去做吧！

虽然可以看出孔子的不满和失望，但从中反映了，儒家所倡导的“礼”不是个空架子，更不是违背人性来约束人的绳子，它要的是发自真性、自觉自愿的遵守。

道家鄙视哭丧之礼，跟他们对生死的认知有关。

庄子坦承，妻子去世时他也是难过的，但很快，随着他想明白了生死是一个自然循环过程这件事，哀伤的情绪便慢慢消解了。庄子的“不哀”建立在超越凡俗的人生观的基础上，非常人所能及。

窃以为，儒、道的想法都不错。我比较反对的，是下面这两种：

一个就是孟孙才那样的。

他其实已经很接近道家的境界了，他知道“死亡”并不是一件值得惧怕或哀恸的事，他的母亲死后，他并没有“想哭”的感觉。

但是，他在意旁人的眼光，害怕外界的非议，敬畏世俗礼仪，所以，即使流不出眼泪，也要装成哭的样子，“以观众人之耳目”。

孟孙才害怕“特立独行”会给自己惹来麻烦，故违心而从众；可偏有一类人，与他完全相反——生怕自己“泯然众人”，所以时时事事都追求叛逆、怪异、不走寻常路。

阮籍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母亲去世，宾客来吊唁。所有人都哭，唯独阮籍，一丝哀伤之色也无，表现得冷漠、淡定、无动于衷。待众人走后，他突然吐血数升，可见心中之恸。

这是走了另一个极端：思想境界达不到庄子那样看破生死，而是有常人的情绪；但为了突显自己的与众不同以及对世俗之礼的鄙视，拼命压抑内心的情感——我再难过，也不让你们看到！

之所以说不赞同孟孙才和阮籍的做法，缘于我认为二人皆缺失了至关重要的一点——真。

这两类人都把葬礼当成了表演的场合，扭曲自己的真实情绪，以展示、强化自己“合群”与“不合群”的人设。

孟孙才是心里明明不难过却装难过，阮籍是心里难过得要死却硬装作无所谓——你说阮籍更“高端”吗？超脱世俗吗？我觉得不是。他的超脱是刻意摆出来的姿态，正因他的心里眼里有世俗，所以要强迫自己反其道而行。这“刻意”二字恰恰证明了，他终究是个俗人。

儒、道两家在处丧一事上的表现虽截然相反，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来行动。

像孔子这样的，亲人死了我就是难受，所以我吃不下过不好，我哭丧着脸面对这个世界。

甚至像颜回早逝，孔子不顾礼仪而“大恸”，即使身边人提醒他“违礼了”，孔子也不予理会：我最心爱的学生死了，还不许我哭吗？此时不哭，更待何时！

而像庄子这样的，觉得死又怎样？死不是坏事啊！不过是一些人比我们先走一步，进入生命的下一个阶段而已。

在他眼里，诸如喜怒哀乐这些情绪变化，本身就是看不开、活不透的表现，庄子推崇的至人状态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无喜无悲。

基于这些认知，他们面对尸体——即使这具尸体的主人是他们的至亲骨肉——毫无伤感可言，甚至显得很安适。

至于世人如何评价，说他们冷血也好、不懂礼也罢，他们是连听都不屑于听的。

不得不说，这世间的芸芸众生，没有几个能达到庄子的境界——凡夫俗子，就是畏死、恶死，亲友去世就是难过。

这没什么对错，我的主张：你难过就痛哭好了！管他有没有人看！

换个角度讲，虽说道家认为诸般情绪是人的累赘，但道家的核心主张是“遵循自然”。

如此，则无论强装或强抑悲哀，都是逆本性、逆自然的矫饰行为，这个境界比坦然流露正常情绪低多了。

即使是出于“做给别人看”的目的，正所谓“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只有发自内心而表现于外的情绪，才能打动别人。

死亡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如果面对亲人的死亡还要“表演”，还时刻惦记着自己的人格预设，那实在是很没有意思。

在妻子尸前“箕踞鼓盆而歌”的庄子和抛掉礼制规定为颜渊恸哭的孔子，都非常可爱；

相比之下，孟孙才和阮籍的“装”，既为难了自己，也难以赢得他人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