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老婆生子，与男人谈情：西方贵族式光棍
「看过英剧《故园风雨后》、《莫里斯》与《同窗之爱》的人都知道，在19世纪那些聚集着贵族之子的英国公学与大学之中，互相欣赏并坠入爱河的事总是发生——在这个上层社会未来绅士的聚集之处。」
___于青___
看过英剧《故园风雨后》、《莫里斯》与《同窗之爱》的人都知道，在19世纪那些聚集着贵族之子的英国公学与大学之中，互相欣赏并坠入爱河的事总是发生——在这个上层社会未来绅士的聚集之处。
英式公学总是在不遗余力地将这些10-18岁的孩子与家长隔绝，在不同年级之间制造等级，在学生宿舍中建立一个森严规范的自治系统，按照严格的“荣誉”规则将他们培养成人的同时，也让他们或者对女性一无所知，或者干脆歧视女性。
基督教严苛的婚姻制度，造就了历史上为数众多的著名单身汉。
除了男孩之间的互相欣赏与爱恋，在这三部均带有自传性质影视剧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基督教对于爱情与婚姻的绝对影响。在早期基督教伦理中，一对夫妇在生育了一两个孩子之后，就应该尽可能虔诚地跟性说拜拜，保持一种禁欲的圣洁式婚姻生活。而那些不能够完成生育的性行为，则全都应当被划为罪大恶极。
对于经历过基督教教义洗礼的西方绅士来说，早婚绝对是一个自己应该具备的品德——这样能够减少婚外情的数量。尽管基督教义依然认为“妇女是诱人的妖妇，是恶魔的帮凶”，妻子的利益也必须得到保障：结婚前，应征得男女双方的共同应允，任何一方都有权利拒绝家庭安排的配偶。
在禁止离婚的同时，教会去除了基于阶级或身份的障碍，任何人都有权利结婚。与此同时，教会还对独身进行了赞美，认为基督徒想要让自己的灵魂获得拯救，就必须压制身体对于舒适的渴望，否定对于欢乐的追求——简言之，否定性欲。如此严苛的婚姻制度，造就了中世纪结束后为数众多的著名单身汉：哥白尼、达·芬奇、笛卡尔、帕斯卡、牛顿、伏尔泰、康德、贝多芬、安徒生，以及诺贝尔。
“毫无疑问，把男人之间的关系正当化的惟一理由是，
它终属纯粹的精神恋爱。”
虽然在经历过文艺复兴之后，基督教已经不再是影响婚恋关系的关键因素，但在英国的上流社会中，出身良好的单身汉依旧像个幽灵般存在于婚姻之中、社会之外。
英国盛行的公学制度让这群出身贵族的男孩只懂得欣赏男人，并让他们有了成为光棍的风险。而这也几乎就是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贵族男子习气”：“除了经济赡养外，丈夫对自己妻子的法定责任就限于一个月有几次性生活，以及不把另一个妇女带进家中。而男子在性爱上为男孩吸引，这不构成问题，但是他要自制，不要用身体表达他的爱”——苏格拉底除了在《会饮篇》中将此立场写得非常清楚，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做了一辈子的单身汉。
罗宾·毛姆、昆廷·克里斯普、塞西尔·比顿、戈兹沃希·洛斯·迪金森都曾回忆过他们在公学之中所遇到的同性性行为——日后成为作家、诗人、演讲师与演员的昆廷·克里斯普，把《莫里斯》当做自传来写的E.M.福斯特，以及成为英国20世纪最伟大摄影师之一的塞西尔·比顿，都伴随着他们或者公开或者模糊的性向成为了“终身光棍”——可以恋爱，但是一生不婚。
从公学与大学毕业之后，这群绅士、同性恋、光棍扎堆组成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他们甚至在圈中又组成了一个名为“使徒”的秘密社团，其中聚集着大量学界明星与单身汉：伯特兰·罗素、德斯蒙德·麦卡锡、伦纳德·伍尔夫、E.M.福斯特、利顿·斯特雷奇、克莱夫·贝尔、H.O.梅瑞迪斯等。他们一方面将男性恋情定义为人们所能体验的爱情的最高形式，另一方面依旧将妇女从精神和肉体上划为较低等的一方。这大大惹怒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的一位“已婚妇女”：弗吉尼亚·伍尔夫。
“已婚妇女”伍尔夫毫不避讳地在《到灯塔去》中将婚姻
视为“丧失自我身份的灾难”。
作为不畏世俗的女性主义先锋，伍尔夫毫不避讳地在《到灯塔去》中将婚姻视为“丧失自我身份的灾难”。
尽管她经常与那位被叶芝奉为“英国最英俊男人”的诗人鲁伯特·布鲁克在剑桥的池塘中共同沐浴、在没有女伴的陪同下与他外出宿营，也依然掩盖不了她在婚姻之中的性冷淡倾向——她的丈夫，同为剑桥毕业的雷纳德·伍尔夫曾经在小说《智慧的童贞女》之中谴责“那些长着白皮肤和金色头发的苍白的女人……是冰冷的，同时也使人冰冷”。而这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在过着婚姻光棍生活的同时，也基本没有掩盖过自己对于一些同性的欣赏与爱恋。
按照江西财经大学黄荃的说法，视婚姻为粪土的伍尔夫“一直在试图探索一条重塑女性自我、恢复女性社会地位和树立女性坚强自信的道路。首先，要拒绝臣服，要克服自我贬抑和妄自菲薄的心理。其次，要建立女性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表现为一种复杂的力量，一种独特的创造力。最后，要走出封闭的、狭小的个人世界。”而这种探索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更多的女性走出家门、走向城市的工作岗位之后，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实践和回应。
如果说19世纪的绅士光棍，大多是蔑视和拒绝了女性，
那么20世纪的绅士光棍，已经出现了萨特这样被女性拒绝的范例。
两次世界大战除了带给女性走出家门、独立于外部世界的机会与权利，还带来了大量廉价且有效的男性与女性避孕用品。宗教权威的衰微，以及婴儿死亡率的下降——这些技术和社会变化将女性从为寻找依托而结婚、为维持家庭而怀孕的命运之中解放出来。
按照理查德·A.波斯纳在《性与理性》之中的数据分析，1920-1980年间，西方社会的婚前性行为发生率以及离婚率、结婚年龄都乘直线上升状态，而与此相对的是，结婚率和两性初次发生性行为的平均年龄则均处直线下降状态。
从1920至1980年间，也是西方社会各式社会运动的高峰期。从摇摆女郎到街头匪帮，从民权运动到反战狂潮，从嬉皮士到性解放……社会阶层的被割裂让“绅士”一词不再成为上流社会的专业术语，制度藩篱与道德禁忌的被打破也让人们突破了原属的本来阶级，并有权力对生活做出更多选择。
这其中出产了一对较为著名的“单身拍档”：排斥上层阶级生活方式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以及20世纪最为重要的女权主义知识分子之一西蒙·波伏娃。
不同于一般的男女关系，在萨特与波伏娃之间，萨特是曾经提出结婚意愿的一方，而波伏娃则明确的保卫了自己的光棍身份：“婚姻使两个人遭受更多家庭的束缚以及社会的劳役。相反，为追寻自身的独立而受的困扰远不及此沉重；对我来说，在空洞中寻找自由是如此的做作，因为这种自由仅仅从存在于我的头脑与心灵。”——如果说19世纪的绅士光棍，大多是像E.M.福斯特一般蔑视和拒绝了女性，那么20世纪的绅士光棍，已经出现了如同萨特这样被女性拒绝的范例。
当然，波伏娃也只是看起来洒脱。在她与萨特的“非婚姻情侣关系”走到第十个年头时，这位承受住了学术界诸多诋毁的先锋女性，最终因嫉妒而终止了与萨特之间的恋爱关系。
然而，比波伏娃晚出生半个世纪的苏格兰贵族蒂尔达·斯文顿，则彻底地摆脱了婚姻以及伴侣关系之中的两性差异——她同时拥有两位伴侣。
可能要出乎广大直男癌患者的意料，这位站在两位男人之中的蒂尔达·斯文顿，是一位身高180CM，不仔细看压根分辨不出男女的中性美人。她除了是一名演员，还是母亲、情人、制片人、行为艺术家和作家。
摘自《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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