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礼拜之对象而被雕塑出来的宗教神像，因时代、国家和地域的不同，其形象、姿态亦千差万别。中国的释迦如来像着中式服装，而日本的玛利亚玛像则穿和服，这样的例子自不必说，而那些不问其宗派的尊像，常常如实地反映着信仰者的意志和思想。正如佛教有佛像、神道教有神像一样，道教中也有作为其崇拜对象的神仙造像，被不断地制造出来。那么，道教中的作为崇拜对象的神像，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形象制作而成的？本文就从南北朝至唐代的道教造像的形态和发展，按照地域予以分别介绍。这个时期的道教造像，似可以“佛像的模仿”来概括其特征。然而事实真是这样的吗？现在来做一一的考察，以弄清楚其特征和差异。
一、道教造像的出现及其形态
（一）文献中所见之道教造像
道教造像的出现要晚于佛教造像，现存最早的道教造像，出现在南北朝时期之北魏（五世纪后半叶）。实际上，在道教中并没有崇拜偶像的需要。南北朝时期，活动于江南地区的道士陆修静（406-477），在其所撰的《陆先生道门科略》中有“杂俗之家，床座形象，幡盖众饰……”的记述，由此可知，道教本来的信仰形态是不设置偶像的。
六朝末唐初的僧人法琳（572-640）在其批判道教的《辩正论》中，也载有“考梁陈齐魏之前，唯以庐成经本，无天尊形象。”又言“《陶隐居内传》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无像。”故称“乃学佛家制立形象，假号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其中指出，南北朝时代之前，是没有天尊像的。陶弘景（456-536）在茅山建有佛教、道教二所堂室，且交互进行礼拜，但佛堂中置有尊像，而道堂里没有。文章还详细论述了模仿佛教制造天尊之像，并在左右伴有二位真人，从而在道堂中放置了三尊像的情形。在此，第一次出现了道教造像模仿佛教造像的说法。
尽管陆修静同批判道教的法琳，两者所站的立场完全不同，但他们对于道教之尊像的制造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的认识却是一致的。从现存的史料来看，陆修静之所谓“杂俗之家”之偶像祭祀的状况，至少在五世纪末即已得到相当的普及。
（二）道教造像与佛教造像的关系
道教造像最初模仿佛像形象的观点，在今天似渐成定论，而且多数研究者亦持相同的意见。然而，这里必须值得注意的是，其所模仿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的佛像之问题。
实际上，佛教从遥远的印度传到中国，佛像必然是身着西方的服饰，即以作为主尊的如来造像而言，有身着袈裟右肩裸露的袒右肩，或是覆盖两肩的通肩之二种着装的形象。进入南北朝时代，如来造像有了“中国化”的较大变化。具体而言，即对袈裟进行了调整，仿效前接袖的汉民族服装，从而出现了着中式服装的形象，这在北朝（北魏）山西省云冈石窟第五、六窟，有着明显的表现。北魏鲜卑族的皇帝推行服饰的汉化，在“皇帝即是如来”的思想观念下，从而导致了如来造像亦发生了变化。在稍早的南朝（齐）就出现了汉化服饰的佛像，如四川省茂县出土的永明元年（483）铭碑像（四川省博物馆藏）中所见之着衣形式。由此可知，这种造像在服饰形制的变化，大概是在南朝进行了先行尝试。
再来考察道教的造像，就南北朝后期至唐代间的范例而言，尽管陕西省等存有部分模仿西式袈裟之通肩的造像，但其主尊几乎全部是中式着装的如来像。道教的神祇，是作为中国固有的神灵而存在的，因而道教的造像必然身穿中国的服装。所谓“中国化”，即是说只有身穿中国服装的佛像，才可能在制造道教造像的时候作为其仿造的“模特”。
（三）道教造像的属物
所谓“属物”，乃是指象征特定的尊格或其所指向的持物。这里，兹列出许多道教像中常见的麈尾和凭几。
1、麈尾
南北朝至唐代的道教造像的主尊，其手中的持物，多数为麈尾。所谓“麈尾”，为将鹿的尾巴以柄束在一起作成团扇状，即所谓“拂子”的一种。拂子原本是为了拂拭尘埃和蚊虫所使用的道具，佛教接受了它，使其后来成为了僧侣为了显示其威仪而指掌于手中的重要持物，因而麈尾被看做是高贵人物权威的象征，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隐者们，在清谈之际，手中便拿着它。作为实物，在奈良的正仓院里，收藏着麈尾以及放置它们的箱盒。（图1）虽然它们多有脱毛，但从其箱盒的形状来看，可知麈尾的上部是呈半圆形的。
图1 麈尾与漆箱（奈良正仓院宫内厅）
从实际的道教像中所见之麈尾的形态来看，除了上部呈半圆形者外，还有呈菱形、三角形等各种形态的麈尾。在先行于道教造像的佛教造像中，如来手中并不持有麈尾，而是表现为在说《维摩经》之维摩居士手中的持物。
2、凭几
在许多道教的主尊坐像中，可以看到在其胸前中央有呈T字形的器物，这便是凭几。所谓“凭几”，从字面上理解就是“靠的桌子”，是一种可以供身体倚靠的扶手桌，其形状是支撑腰腹的桌面呈弓形的弯曲状，用三条脚来支撑。作为一种中国发明的座具，在三国至南北朝时期（3-5世纪）的墓室的壁画中，其所描绘的男性墓主像，多为伴随凭几的形象。而且从东晋至南朝的墓中，亦有作为明器（附葬品）的凭几模型出土。图2即是从东晋时期（4世纪）的南京象山七号墓出土之陶制的明器（南京市博物馆所藏）。这种形状之凭几的三个脚为兽足状，而在道教造像中，多数情况下只显露着正面的一只脚和桌面。
图2 陶制明器——凭几（东晋时期）（南京市博物馆）
从墓葬中的先例来看，凭几并不单单是作为倚靠的道具，显然，它更是男性在提振其威仪时重要的一件器物。在接受了此种传统的道教中，凭几逐渐被造型化了。不过，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与现存的范例相比较，凭几的应用同麈尾一样，亦呈现在比道教造像更为早些的维摩像中。
3、道教造像与维摩像
维摩乃印度的一个富裕的佛教居士，南北朝时期，最为世人称道的，就是在自家中呈抱病状的维摩与前来看望他的文殊菩萨进行对话的场面。传自于西方的维摩形象，在北魏佛教造像完全中国化的潮流中，已经变成了中国男性的形象，进而也没有了“抱病”的模样，到五世纪末，维摩变成了手执麈尾的“威严之形象”。所以，在六世纪初的洛阳龙门石窟等的造像中，便出现了伴有原为提振威仪时所用的凭几的维摩像。
图3 维摩坐像（奈良时期）（奈良法藏寺五重塔）
唐末道士杜光庭（850-933）所撰《道教灵验记》之“本文天尊验”中，记记载了一个僧侣不能分辨维摩像与天尊像的小插曲。由此可知，在唐代很少有人拥有能够分辨两种近似程度很大的造像之知识。譬如，就日本的范例而言，在奈良法隆寺五重塔之国宝“塔本四面具”塑像（奈良时期）中所见之维摩像，作为与文殊像成对的造像，其腹前就放置着带有兽足的大凭几，其中央部分就是呈T字形（图3）。从其轻轻握着的左手呈现出的小孔来看，可知当时应该是手执着麈尾等物件。而如果从其头巾有开口这一点来断定这就是表现维摩像的话，那么这是不是正好体现出其来自于与道教造像相似之形象？
比较现存之范例，可知凭几的应用在维摩像要早于道教造像，从而可以推测出，道教像受此的影响是始于西魏时期。随后，道教像中所采用的麈尾和凭几，便被确定为不可或缺的物件，从而伴随着道教像在各个时代被塑造出来。
二、道教造像的分布
从当前之研究和发掘报告等来看，从南北朝至唐代之间，道教造像的主要分布地域，是陕西、山西、河南以及四川这四个地区。遗憾的是，南朝时期之出土的道教造像范例，与同时代的佛像一样匮乏。不甚明了在南朝之都的建康（今南京），究竟造出了什么样的道教神像，于此，仅从已发现的文献材料上，对陕西、山西、四川发现之范例作一介绍。
（一）陕西
在陕西西安及其近郊，拥有数量众多的单体之圆雕，即所谓的“单独像”，其次是由长方形石材的四面作成的造像——四面像。
1、单独像
首先，北魏永平年间（508-512）的铭文道教三尊像（东京永青文库所藏）（图4）。该像的侧面呈极为单薄的板状形态，只在正面进行了雕刻。主尊为两手合于胸前的倚坐状，身着结有从双肩垂至手腕的左右两条特长之垂带的衣服。在如同一个下摆扩展开来的裙衣的全身，均匀间隔地雕刻着纤细的平行多线纹。左右是戴冠合掌的胁侍立像，并配有身有背光往返飞行的飞天像。因而，尽管除了在其正面基坛部刻有“永平”的纪年铭文外，还刻有“道民”的字样，但对其实际状况的确定仍较为困难。
图4 北魏永平（508-512）道教三尊像（东京·永青文库）
其次，即是北魏延昌四年（515）的铭文道教三尊像（大阪市立美术馆所藏），其与永平年铭文道教三尊像一样，是非常单薄的造像（图5）。因其主尊为蓄有胡须、头戴宝冠、右手执有麈尾、左手置于右足的坐姿，所以其形象呈现出肩膀的急剧地向下倾斜，左右两足部分显得极为单薄，表现出了歪歪斜斜的样子。身着系有大带、具有特长袖子的衣服，以其袖子和双膝为主，刻有纤细平行的多线纹。左右的胁侍立像，一位合掌，另一位手持水瓶和杯子。此外，在左右对称的背光中，还刻有圆盘状的纹饰和蛟龙以及想象中的怪兽。同时，在雕像正面的下方，有供养人的线刻和作为发愿者的盖氏的名字，在左侧面，还刻有“延昌四年”的纪年铭文。
图5 北魏延昌四年（515）道教三尊像（大阪市立美术馆）
此外，同该像近似的范例，还有大村西崖氏著《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中所载之拓本，就是北魏延昌二年（513）的铭文道教三尊像（图6）。两座造像从形态上看，都具有主尊身着极其修长之衣服以及背光和蛟龙纹样的图像构成，并在上面刻有纤细的平行多线纹等诸多共同点。关于该尊造像，在清代孙星衍所撰的《寰宇访碑录》中，有“陕西泾阳所在”的记述，可以认为，上述两座像都是出土于西安附近之地域。
图6 北魏延昌二年（513）道教三尊像（拓本）
2、四面像
在西安及其近郊所分布的四面像，无论是佛教造像还是道教造像，都是在一块石材上将佛教造像和道教造像合在一起而雕刻，此即所谓的“佛道混交像”。它们当中的大部分，现都被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临潼博物馆、耀县药王山博物馆中。
北魏熙平二年（517）铭文佛道四面像（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为总高超过两米的大型雕像，也是佛道混交像中的规模最大的范例之一（图7）。1960年，这尊像由富平县的小学校迁往西安碑林博物馆。该像之前后两面，各开有一个大龛，分别配置有道教三尊像、如来三尊像。在左右两面的小龛中，分别是交脚像和坐像。其中道教三尊像的主尊坐像，面部特别狭长并戴有高冠，在前面没有开口的衣服整个部分，装饰性地刻着浅细的平行多线纹并系有长长的飘带，同时右手握有小型的麈尾，在龛外设有狮子样的猛兽和骑狮的人物、日月以及应该是一对圆形的花纹和蛟龙等，充满着中国式的传统图案。因而就该像雕刻之精美，可以说是同地域内四面像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例。
图7 北魏熙平二年（517）佛道四面像（部分）（西安碑林博物馆）
3、福地石窟
福地石窟位于铜川北部的宜君县福地大坝中的岛上，现在已被分解转移，以断片的形式被保存于宜君县文化馆中。该石窟现今只存有一窟，其平面图为方形、平顶，是为深、宽、高都不足两米的小型石窟。然而，由于其为佛、道造像并行雕造的佛道混合的石窟，且其有正面大龛外侧的纪年铭文，记述着其营造于西魏初年的大统元年（535）的情况，因而，可以说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石窟。
在石窟内部的三面开有大龛，正壁的龛中是如来三尊像，左壁的龛中配着道教三尊像（右壁龛内的造像缺失）。其中的道教三尊像，其主尊头大肩窄，可以说是设计很差、不合比例，头戴冠且外罩着斗篷样的大衣（图8），其右手执有很小的麈尾，并可见从悬垂的长大的衣服下露出的右脚尖。两尊小型的胁侍立像，呈双手持笏状，而且在大龛的两肋和上部刻有题记。除了小龛之外，还刻有蛟龙与圆形花纹、骑马供养人、两个坐在屋中的人物、似乎是进行相扑运动的人物、山岳与动物、仙鹤等之鸟类等各种各样的图画。
图8 西魏大统元年（535）福地石窟道教龛（宜君县文化馆）
以上，是有关陕西省的造像。如今在这些地域中，属于隋唐时代的东西，比较稀少。
（二）山西
山西省的分布地域，主要是同陕西和河南接壤的被成为“河东”的晋西南（运城一带）地区。此外，在太原附近，亦有著名的道教遗迹——龙山石窟。
1、单独像
北周天和三年（568）铭文道教三尊像（东京艺术大学大学美术馆所藏），其基座上刻有铭文和供养人的形象，其上是雕出的背有巨大背光的三尊像，是南北朝时代道教造像具有代表性的范例（图9）。主尊为露出右脚尖的如来结跏趺坐样的坐像，其头戴大冠并蓄有长长的颚髭。在该主尊的前面，放置着供倚靠身体的凭几，在抬于左手上方的右手中执有麈尾。按照铭文所言，本像的主尊为“老君”。因此，从本像完全具备冠、凭几、麈尾等所谓道教造像的重要物件来看，可以说是为研究者所青睐的作为道教造像典型范例的造像。
图9 北周天和三年（568）道教三尊像（东京艺术大学大学美术馆）
关于该像的出土地点并不明了，不过从分布于山西南部的范例来看，譬如，在认为是隋唐时期之范例的道教三尊像（永济市博物馆所藏）中，其主尊就是戴冠且蓄有三角形的颚髭，腹前倚靠着凭几放置于左手之上方的右手中握有麈尾的形象。（图10）值得注意的是，莲瓣衬托下的圆形头光、胁侍立像中所见之U字形悬垂长袖的表现等，这样的尊像容貌，总的来说具有同先前的北周天和三年的铭文道教三尊像相通之点，由此似可以推断出它的制作地。
图10 隋唐时期道教三尊像（永济市博物馆）
唐开元七年（719）铭文道教坐像（山西省博物院所藏），1957年由运城安邑移来太原，是山西省西南部具有代表性的唐代圆雕的大型造像（图11）。该像总高超过2.5米，宣字形的台座上，俨然端坐着双肩张耸的主尊像，头戴小的莲华形冠并蓄着漂亮的颚髭，腹前置有凭几、位于左手上方的右手中握着麈尾和拂子并呈振动状。该像值得注意的是，其大型的台座上不仅刻有铭文而且还刻有供养人像。由铭文可知，该像是以观主赵思礼为中心所造立的“常阳天尊”像。
图11 唐开元七年（719）道教坐像（山西省博物馆）
2、四面像
北周建德元年（572）的铭文道教四面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为总高约1.5米的大型造像。关于该像的出土地点，神塚淑子认为其出自山西省西南部的芮城地区，而且在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书道研究所所藏该像的拓本的付笺中，有“民国三年（1914）在曹家村出土，弃置村庙，后民国访得之”的记述。该曹家村，可能就是芮城永乐镇所在地之村名。
该像顶部呈台形状，上半部开有垂着帷幕的大龛，下方是刻着供养人的浮雕和铭文。龛内的诸尊像，一看就知其宛如佛教的造像。在装饰着莲瓣的高高的大台座上，表现着头戴大冠的主尊（依据铭文为“元始天尊”）（图12），在其腹前置有凭几，右手中执有麈尾。在其左右，是用高浮雕刻画的手持朝笏等的侍者和供养人、力士和狮子。
图12 北周建德元年（572）道教四面像（部分）
3、龙山石窟
龙山石窟是位于山西省省会太原西南部的道教石窟，石窟的位置在相当于晋阳古城的南侧，其附近还分布着天龙山石窟、童子寺址等佛教遗迹。现存的石窟只剩有九窟且规模比较小，是为数极少的倍受关注的道教石窟之一。有关石窟的开凿年代，不同的研究者持有俨然不同的观点，一般推定第四、五窟为唐代（八世纪），其余的则为元代所开凿。其中的第五窟被设计为方形、平顶，其深、宽、高分别不超过2米。造像只造于正面之壁（里壁）中，台座上雕塑着威风凛凛身着中国式袈裟结跏趺坐的如来模样的主尊像（图13）。除了头戴冠外，几乎是同佛像一模一样的形象。
图13 唐（八世纪）龙山石窟第5窟正壁（太原）
（三）四川
报告显示在四川省以成都盆地为中心分布着许多道教造像，如今该地属于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造像的范例数量极少，就唐代以降的范例而言，其数量的增长特别大。
1、单独像
1995年在四川成都市西安路的道路施工中，发现了一个窖藏，从中出土了九尊造像，其中有一尊道教造像。该范例为高60厘米的圆雕造像，有不少的缺损部分，但很好地保留了原有的色彩（图14）。其主尊坐像，戴冠，背负顶光，身着前无开口的长袖大衣，但胡须无法辨认。其左手握着麈尾之柄，右手位于其上；在麈尾的下方，可以看到兽足的凭几。并且在台座正面，中央是博山炉和狮子，左右两端配有戴冠、身着前无开口的长袖衣服、双手执笏的立像。在台座后方的两端，有双手捧着盒样东西的立像。该像最大的特征，就是那大幅度摇动的麈尾。尽管手执麈尾的道教造像在北朝数量很多，但其完全是单手执掌的形象，此处执法不同的特点值得关注。在同时发现的佛像上，所刻有的纪年铭文，为从南朝的齐永明八年（490）至梁太清五年（551）的年代间隔。关于该像的年代，报告书推定为梁（502-557）。对此，尽管还存有商榷的必要，但其无疑是在成都所见的道教造像中最为重要的范例。
图14 梁（六世纪）道教坐像（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玉女泉摩崖道教龛
玉女泉摩崖位于四川盆地之西北部的绵阳地区，在有水涌出之池面的上方的岩壁上，现存有数量众多的小龛，小林正美和肥田路美两人曾作了详细的研究报告。其营造的年代为隋唐时期，并几乎全部为道教造像。譬如，公元二年铭文道教龛，虽然开头的文字无法辨认，但似可判定为唐上元二年（675），其内部雕有二尊坐像（图15）。两像都是坐于莲华座上，且腹前置有凭几，双手握有麈尾，但左右像的握法不同且呈对称状。就二体的主尊像而言，首先不由得会想起依据佛教之《法华经》“见宝塔品”之释迦、多宝如来之二佛并坐之像，但依据铭文，该龛所表现的是“天尊”与“老君”。
图15 唐上元二年（675）玉女泉摩崖道教窟（绵阳）
以上，就陕西、山西、四川的南北朝至唐代的范例，作了一些示例。通过对道教造像进行地域性的整理，显露出它们在地域性的差异。这种道教造像的地域性问题，乃是今后应该选取的重要的课题。通过深入各地进行细致的调查，将会得到明晰的结果。
结语
目前所能见到的道教像，四面像龛内所包含的几乎都是三尊像、五尊像以及独尊像。现今，我们所参访的道观中祭祀着的三清像即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之主尊的三体一组，乃是始于唐代的造像。然而，除了四川之外，唐朝时期之三清像的范例几乎完全不存。这种三体主尊像并列的造像构成，并不见于佛教的造像当中。这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其不是佛像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就南北朝至唐代的造像而言，对于道教造像与佛教造像的区分，可能并不容易。因此，一言以概之，在求得依据道教造像的雕出的形象时，并非仅仅是通过对佛像的模仿来进行，其中通常是把中国高贵的男性的形象也投射了进来，因此那些具有中国化形象的如来像、维摩像，便成为了造像雕出的先例。
原文为日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雄峰翻译。作者斋藤龙一，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学艺员，研究方向为以中国南北朝时代为中心的佛教、道教美术，编著有展览会图录《道教的美术》（2009年），论文有《关于中国南北朝时代之“宫县样式”佛教、道教造像的再检讨》（曾布川宽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中国美术之图像学》，2006年）、《中国云冈石窟之中心柱窟的展开及其影响》（《美学美术史论集》第14辑，成城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2年）等。
图版出典
（图1）正仓院事务所编《正仓院之漆工》，平凡社，1975年，图68。
（图2）南京市博物馆《六朝风采》，文物出版社，2004年，图250。
（图3）《奈良之寺四 法隆寺 五重塔之塑像》，岩波书店，1974年，图14.。
（图4）斋藤龙一编《道教之美术》，读卖新闻大阪本社·大阪市立美术馆，2009年，图65。
（图5）前揭《道教之美术》，图67。
（图6）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佛书刊行会图像部，1915年，第621图。
（图7）史蒂芬·里陶《道教与中国艺术》，芝加哥艺术研究所，2000年，第30图。（Stephen Little, 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 Arts Institute of Chicago,2000,No.30）。
（图8）王子云编《陕西古代石雕刻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图70。
（图9）前揭《道教之美术》，图72。
（图10）张国维《晋西南地区发现一批小型佛道造像》，《文物》，1994年第八期，图12。
（图11）《山西省博物馆藏文物精华》，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图285。
（图12）笔者摄影。
（图13）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图14）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图版19。
（图15）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第十一期，彩色插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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