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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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学，学术名词，是以全球客家为研究对象，涵盖文化、地理、历史、生活、社会、艺术、人物、经济、科技、体育等领域的有关客家的一门学科研究。
客家文化是中国文化中颇具特色的一部分，在世界上一直是作为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历史学等诸多跨学科研究的重点，美国
哈佛大学及日、法、韩的著名大学，均设有专门的研究部门。
[1]21世纪以来，全球化浪潮不断促进着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发展。客家文化由于其独特的文化特色，已经成为诸多学科研究的旨趣，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当今全球化的“情境”下，她的未来走向同样是学界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维护客家文化的多样性和顺利传承客家文化，开发和利用客家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是客家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1]。
至2017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批准设立的国家级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已有3个。
中文名
客家学
起源
清代中后期
研究机构
大陆客家学研究，台湾客家研究
外文名
Hakkaology
代表人物
徐旭曾，
赖际熙，
陈寅恪，
罗香林相关著作
客家研究文丛，客家文化史
目
录
1
缘起发展2
科研机构3
交流平台4
研究成果5
社会意义6
相关文献客家问题引起世人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中后期。自清嘉庆年间广东东莞、博罗两县边界的农民因争水田等发生土客冲突事件之后，土客关系问题便开始引起关注。到了道光末年（1850年），因为爆发了纵横全国大半个国土、持续12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起义，更使客家问题成为中国关注的焦点。这是因为，太平天国起义基本是以两广地区的客家子弟为主力，在太平天国内部，
客家话一时间成为“国语”。接着，在咸丰年间，又在广东西路6个县的地盘内，发生了持续12年并造成双方死伤50-60万人的特大规模的土客械斗事件。
一时间，人们对于这个动摇清王朝统治基础，搅动得南方社会不得安宁的客家群体，感到疑惑不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这一群体开始引起了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到了民国初年，客家人在中国政治舞台空前活跃，在孙中山周围的一批客家人，如
廖仲恺、
何子渊、
姚雨平、
黄慕松、
邓仲元、
邓演达、邹鲁、
张发奎、
薛岳、
陈铭枢、陈济棠、叶挺、
叶剑英等，在国民革命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恰逢此时，在国内又因为在教科书、杂志上发生了有辱客家人的交涉事件，并很快引起了各界客家人的抗议，于是，客家问题再度引起轰动。[2]
民国年间客家问题在政治舞台和社会生活发起的冲击波，吸引了中外人士对它的关注，人们迫切需要破译长期笼罩在客家群体身上的不解之谜。正是在现实需要的策动下，中国学界开始了对客家问题新一轮的集中探讨。一大批著名学者投身其中，成为客家研究的提倡者与支持者。
当时蜚声学界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历史学家
陈寅恪、
顾颉刚、
朱希祖、
洪煨莲，社会学家
潘光旦、语言学家罗常培、考古学家
李济等，都对客家研究倾注过自己的心血。但是，最终集大成者，却是当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客家青年
罗香林。[2]
客家学奠基人罗香林从罗香林开创客家学开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客家人对于汉族
客家民系的研究日趋活跃，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课题日益深入、研究成果十分丰硕。
在20世纪30年代初首版的客家学的开山之作《客家研究导论》中，作者罗香林开列了12个客家研究应有的“节目”，并称该书做的只是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即“就客家问题各个方面，作个统括叙述，使一般读者对于这个专题能有相当概念”[3]。
20世纪下半叶开始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和进步，为实现罗香林规划的客家学伟业，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施展空间。
无数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建筑学、谱牒学等众多学科门类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方向和角度，以不同的学识和素养，为建构客家学的巍峨大厦添砖加瓦。
2科研机构
编辑中国大陆的客家学研究，最早由
华东师范大学开始，后影响到大陆其他院校，如中山大学、
厦门大学、
深圳大学；而赣粤闽交界区的
赣南师范学院、
嘉应学院、
龙岩学院，位于客家地区，更积极扮演台湾学界窗口角色。
[4]台湾客家学研究是1988年“还我母语运动”后受到重视，民主进步党主政后在
国立交通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联合大学分设立客家学院，之后
国立台湾大学、
美和科技大学、
国立屏东科技大学、
国立屏东教育大学、
大仁科技大学、
明新科技大学等校也纷纷设立客家研究中心与研究所，进行客家研究。
学院机构名称成立时间所在地主办刊物下辖单位
国立中央大学客家学院
[5]2003年台湾桃园
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
[6]国立交通大学客家文化学院2003年
国际客家研究中心
国立联合大学客家研究学院2006-08-01
台湾苗栗客家语言与传播研究所、全球客家研究中心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广东梅州
嘉应学院中国客家文学院
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院（赣南师范大学）
江西赣州
厦门客家学院
[7]福建厦门
研究中心机构名称依托单位批准时间学术刊物
国立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一级研究中心）
国立台湾大学客家研究中心社会科学院2006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全球客家研究中心国际与侨教学院
美和科技大学客家社区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客家学研究中心
[7]江西理工大学红土地与客家文化研究中心
广西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龙岩学院客家学研究中心（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心）
华东师范大学客家学研究中
[8]赣南师范学院（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客家研究院2003《客家学刊》
四川客家研究中心
[9]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省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中心
[10]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研究所基地名称批准时间依托单位主要成果关键人物
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1999年人文学院
刘焕彬、谭元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中文信息数据库研究中心）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严修鸿
北京大学客家历史与文化研究所
龙岩学院客家文化研究所
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客家文化产业研究所
人文暨社会科学院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客家文化研究所2006-08-18文化研究院
博物馆机构名称所在地备注
中国客家族谱博物馆（原客家族谱馆）福建上杭县
中国·客家方志馆
[7]赣南客家博物馆中国客家博物馆
[11]客家民俗博物馆龙岩连城县江西赣州市赣县广东梅州市梅城广东深圳龙岗区
联谊会组织名称所在地主办刊物主要人物
福建省客家研究联谊会福建大型双月刊《客家》杂志
林开钦委员会学术团体所属单位备注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客家学专业委员会
[12]嘉应学院
促进会组织名称所在地备注
厦门客家经济文化促进会
[7]福建厦门
3交流平台
编辑主要平台：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客家文化高级论坛
[13]、客家文化发展战略高峰论坛
学术性团体：国际客家学会
其他互动平台：海峡客家旅游欢乐节
大陆对两岸客家学术交流，除借重高校（大学）作为窗口，也利用召开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或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时，同时举行客家学学术研讨会。在台的主要窗口是由饶颖奇担任会长的中华海峡两岸客家文经交流协会。
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斯坦福大学，
日本东京大学，
韩国汉阳大学、大田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的
香港中文大学、
澳门大学、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
清华大学、成功大学以及内陆的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
浙江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深圳大学等有关大学、科研部门的专家学者参与。
历届客家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时间主办单位主题规模
1992香港
1996-11新加坡
1998（第四届）台北
龙岩“客家与21世纪”
2003-11
郑州大学[14]嘉应学院“客家文化与全球化”10多个国家和地区100多名专家学者
国际客家学会组成人员姓名职务所在单位
谢剑首届会长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
郑赤琰首届副会长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
刘义章会长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房学嘉会长
李如龙理事
厦门大学中文系4研究成果
编辑广东、江西、福建、广西、四川等省的客家学研究有不少成果。在江西等省，客家文化研究成为高校省一级的重点文科基地。载至2006年，广东省的《客家研究文丛》是中国高校中唯一列入国家“十五”重点规划图书的同类研究著作，已出了18种，居中国之冠。广东的客家学者也正积极推动出版中国第一部《客家通志》与《客家文化史》，补充学术上的重要空白。
[15]客家学研究成果（客家学学者专著）学者著作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客家史料汇篇》等
[16]林开钦《论汉族客家民系》
谭元亨《客家圣典》《客家文化审美导论》（合著）《客家与华夏文明》《客家文化史》《客家魂》等
[17]谢桃坊（1935~）《成都东山的客家人》等
孙晓芬（1939~）《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等
罗英祥（1940~）《印度尼西亚客家》等
谢重光（1947~）《客家源流新探》《客家形成发展史纲》《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福建客家》《客家文化述论》等
马重奇（1949~）《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
邬观林（1952~）《客家古邑探源》
陈支平（1952~）《客家源流新论》等
罗勇（1954~）《客家赣州》《赣南客家姓氏源流研究》《客家故园》等
黄发有（1969~）《客家漫步》《客家原乡》等
严奇岩（1971~）《四川客家“崇文重教”的历史重构》
刘义章（1976~）《客家宗族与民间文化》《香港客家》等
李如龙《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合著）《客家方言研究》（合著）等
丘桓兴《客家人与客家文化》（与任继愈合著）
丘昌泰《台湾客家》
丘菊贤《客家历史与传统》《漂洋过海的客家人》等
王东《客家学导论》《社会结构与客家人教育》
古小彬《海南客家》
陈世松《四川客家》等
客家学大型丛书从书名编写机构
《红土地与客家文丛》
江西理工大学5社会意义
编辑“认同汉族
客家民系，是客家研究的核心问题。
[18]”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谢重光、
赣南师范学院教授罗勇则直言，大陆的客家研究除了学术，还关系到台湾与海外客属同胞对大陆的认同，关系到统一大业，亦有统战意义。
6相关文献
编辑从围龙走出的客家人
《史记·秦始皇本纪》岭南为秦军略取，其统帅为屠唯。
《淮南子·人间训》“乃使尉屠唯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谭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守南野之界，地望为今赣南南康至粤北南雄始兴。
《广州记》“五岭有揭岭之名，揭岭，即揭阳山，今揭阳县北一百五十里，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秦始皇伐百越，命史禄转响，禄留家揭岭。”
《地名大辞典·揭阳山》“秦县揭阳，地括潮梅，跨至江西石城。史禄之后人，为汉揭阳令史定。”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读史方舆纪要》“筑任嚣城放乐昌拢口，赵佗又在隔河二里筑城以控武水，筑万人城于中宿祯山。”赵佗又在龙川筑城居之。这批筑城者人数不详，但同期徙往北方边郡筑城可考者，少者三万户，多者五万户。
文帝诏曰“徙中县人与越杂处，粤人好相攻击之俗益止，中县人不耗减。”这是滴徙民以军屯的形式进行生产，保证其不减员。在屯区内，以中县人为主体，保持并推广中县语言、文化、习俗。
汉武帝元鼎五年“吕嘉等反，令罪人及江淮楼船十万师以讨之。”
《史记·南越列传》揭阳令史定降。又大批中原士卒南戍岭南，分驻于郡县及军事要冲。时南海郡领县六，番禺、四会、博罗、中宿、龙川、揭阳。而龙川、揭阳为今惠、潮、梅之地。1956年梅州市北门岗发现的西汉古墓，墓砖上有太始三年，说明汉南来军人，在岭东屯驻。
唐干符五年龙川翰林学士韦昌明《越井记》“南越赵佗氏，昔令龙川时，秦徙中国之民于南方三郡，而龙(川)有中国之民四家(四族姓)，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凡三十五世矣。”
《唐诗纪事》“李桑与征客循州，宿韦思明家，思明年八十，与集征谈论至李涉诗，酷称善。”以上说明，闽粤赣边秦徙民之后裔，长时间繁衍发展，至唐代已形成保持中原语言，传统文化的社区，有些已诗书传家。
《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晋书·地理志》“永嘉之际，豫州沦于石氏。元帝渡江，于春谷县侨立襄阳郡及繁昌县。成帝又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阳，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口。又以当阳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南下，最后一举灭掉西晋，中原震动，世家大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场大变动中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是京畿豫州一带的士族。随着东晋政权在南方的建立，他们纷纷迁移南下，而东晋政权为了延揽和照顾这些士族，开始在南方设立这些外来移民的居住侨郡，并以北方地名来命名这些侨郡，以照顾他们的意识和心理。
《资治通鉴·卷八十七》“怀帝永嘉五年曰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这次北人南迁，人数众多，延续时间长达百年，而江淮地区则是最主要的移民接受地，这些移民被称为侨人。这种南迁是由世家大族领导的，这些世家大族以曹魏和西晋的中原名门，如王、谢、袁、萧等高门名族为首，南渡后形成了侨姓士族，掌握着政权，高居于社会的顶层。此外还有大量的普通北人也迁入江淮，形成了侨姓庶族。侨姓庶族不像侨姓士族那样享有特权，其中大部分人成为士族的佃客和私属。
《南齐书·卷十四·志第六·州郡上·南兖州》“南兖州，镇广陵。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东晋元帝太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而江北荒残，不可检实。”作为一种制度，给客制度的创立，其目的是在规定官员、大姓收容或庇荫免除赋役的佃户或佃客的户数，以增强皇朝国家的赋税徭役控制。给客制度的客指涉的则是脱离本贯的失籍流民。
至于客户一词虽然也出现在曹魏时代，如《晋书·卷九十三·王恂传》“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但相对罕见，并不普遍。直到入唐以后，客户等名称才逐渐增多。
《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三零八》“盖自汉末建安至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人士避地人岭表，子孙往往家焉。”进入岭南的流民多安置在粤东，晋咸和六年分南海郡置东官郡。《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二九七》“永嘉之际，中州人士避地岭表，多止兹土。”是言中州流人止放东官郡。由于流民不断涌入潮梅之地，东晋义熙元年分东官郡立义安郡。
《南越志》“义安郡有义招县，昔流人营也。”
《宋书》“义招以东官五营立。”又新设绥安县以安置流人。东晋南渡，士族集结大量宗亲部曲流徙南来，立营屯垦，中原流人集中居住，对保持中原语言、礼俗、传统文化是极其有利的。首领人物是士族，而绝大多数宗亲部曲则是人身依附的营户佃客。
《江西通志·舆论略·风俗》“自永嘉东迁，衣冠避地，风气渐开”、“衣冠所萃，文气儒术为盛，闾阎力役，吟咏不辍。”可见客家地区重文教，讲究读书，与南来的中原士族带来华夏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
南北朝时，南北对峙，中原移民又一次大规模南迁，迁移人口约96万，大部分稳定在长江中游两岸，其中一部分入江西赣南，部分又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边州县。
陈朝建立，为了增加江东腹心之地的人口，下诏流落岭外的人回迁江南《陈书·卷三·世祖记》“天嘉六年三月乙末，诏侯景以来遭乱移...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义安郡是今潮梅地区，而梅州大埔亦设置流民营，说明很多人还到了岭南东部。
《临汀汇考》“唐初置汀州，徙内陆民居之。”由此明显可见汀州称为内陆民实为中原汉族之移民。
《永王东巡歌》“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安史之乱造成的南奔有如永嘉之乱般。
《旧唐书．秦彦传》“自毕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
《九国志·卷二·安仁义传》“儒军大败，破五十余寨，以功奏授检校尚书左仆射、润州剌史....初儒之乱，士庶多奔豫章。”唐末江淮大混战，杨行密、朱温、孙儒等人长期在江淮之地割据厮杀，来回反覆践踏，导致东晋迁居江淮的大量人口逃往距离江淮最近相对安宁的江西，改变了江西的居民结构，奠定了客家人的形成基础。
《九国志·卷一·秦斐传》“天祐三年，洪州钟传率州人立其子匡时，江州刺业延规传之养子，忿不得立，以其郡纳款。因授裴西南面行营招讨，使攻匡时。”镇南军节度使钟传立其子钟匡时，钟传养子江州刺史钟延规忿而投奔杨行密之子南吴第二位国君杨渥，杨渥使秦裴率军进占洪州。
《九国志·卷二·谭全播传》“遣使诣梁，俄授万胜军防御使、五岭虔韶二州节度、开通使、检校太尉、开国侯，在任七年人物殷盛。”由于防守严密，兵灾和战火很少波及赣南，成为了承接大量人口涌入的地区。
《九国志·卷四·周本传》“指授诸将戮力急攻，大破其军，擒全讽，诸郡之兵皆溃。”周本在象牙潭擒获危全讽，彭玕逃往湖南，而虔州维持了十二年才被南吴征服，其间有很多人从赣北迁往赣南，使得虔州在唐宋之际人口增幅较大。
《新五代史．卷四十一》“卢光稠、谭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状貌雄伟，无佗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识略。”唐末群雄纷争，盗贼蜂起，民不聊生。赣南卢光稠与邑人谭全播高举义旗，组织义军，兴兵捍敌，保境安民。为客家先民在赣南的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及远播闽粤桂及海外等地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兵火之余，十室九空....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八世纪中期所发生的安史之乱，战火连年，哀鸿遍野，黄河流域又掀起了一次人口大批南迁。衣冠士庶多避处江淮间，不久到了唐末在此定居未安，杨行密和孙儒争夺淮南频繁的战争，使人口又一次渡江而南。
安史之乱后，唐朝末年的战乱一直延续到了五代时期，长时间的战乱使人口的南下脚步继续深入，比如福建汀州在唐代初辟，户口稀少，唐代中晚期元和年间《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户数2618户，到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二年间《太平寰宇记》所载汀州增至24007户，增幅高达817％。这是汀州户数的第一次大幅度增长，与唐末至五代战乱时期人口的批量迁入有密切的关系。
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二年间，梅州共1568户，比唐代元和年间414户增长了278%，但不及唐代开元年间1979户、唐代天宝年间2189户。说明梅州的户数自唐末五代以来虽有了一定的增长，但增幅远远低于汀州，主要是属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外来移民所占的比例比闽西汀州要低得多。
而汀州在北宋太宗时期到北宋神宗时期《元丰九域志》所载汀州户数增到81454户，是汀州户数的第二次大幅度增长。北宋末到南宋中期庆元年间，历时七十年户口增幅达168%，而这个地区为代表的区域正是后世福建客家土楼的主要分布地区。
汀州人陈本起兵造反，陈本的兵马大多是江西本地的土人，但是战争打到第三年时，陈本的人马越打越多，而且这些人都是来自两淮之地的汉人。
《资治通鉴》中多次有“淮汉入汀”、“掳淮汉为前驱”等记载。可见当时大量人口的涌入是客观存在的。
靖康之难后南北分裂，在此期间，两淮地区又成为南北政权争夺要地。金人南侵，两淮是必经之地，南宋北伐，也多由江淮北上。元末明初两淮为义军首发之地，太平天国时期，江淮间战争尤烈，即以国共内战而言，三大战役也以淮海战役为最大。综观历史，两淮的地理位置，决定其战略地位。北方势力占有，可以进而取东南。南方政权占有，进可以问鼎中原，退可以固守东南，这就决定了在乱世江淮地区不安定。
南宋隆兴二年，汀州的户数为174517户，比北宋元丰年间户数增长了114%，到南宋宝佑年间汀州户口数增到223433户。北宋后期靖康以来，汀州户数的持续增加，与这一时期中原和江淮大量人口迁入相吻合。
《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等记载的人口数来看，唐朝末年，赣南人口增加了一倍多。
《赣州府志》记载，南宋绍兴年间赣州的户数是120985户，淳熙年间赣州户数增至193339户。在汀州，崇宁年间汀州的移民户数达到172432户，庆元年间的汀州户数是达到218570户。在虔州，崇宁年间人口从172432人，迅速暴增到272400人，短短一年时间之内人口暴增了10万人。
宋代中期之后，赣南之地聚集的人口达到上百万人，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区。由于赣南之地不产盐，百万人口逐渐向南方的两广、福建一带迁移。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宋嘉祐七年二月·己卯朔·更江西盐法》“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这段话，证明大量人口从赣南迁到广东一带掳掠钱财和盐，最后甚至结成一个团体对抗官府的事实。
唐代的循州到北宋初已拆分为循州、惠州二州，宋代的循州只领龙川、兴宁二县。唐代元和时期兴宁、龙川户数为1224户。循州在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二年间增至8339户，据此北宋初龙川、兴宁二县户数比唐代元和户数净增了7115户，增幅为581%。到元丰年间，循州更增到47192户，比北宋初又净增了38853户，增幅为466%。而梅州增到12372户，净增10804户，增幅高达689%，显然是外来移民的结果。
客户具有侨寓他乡的含义《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二之一九》“干道九年，十月一日，司农少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蔡洸言，镇江共管三邑，而输丁各异。有所谓税户，有所谓客户;税户者有常产之人也，客户则无产而侨寓者也。”无产而侨寓的外乡人，由于居无定所，常随租佃的耕地而转徙，故又称为浮居客户，或称客人，并成为国家提供田地，以供安插定居的对象。
《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八·职田》“天圣元年七月诏诸处职田多不依条召浮居客户，却令公人及税户租佃。”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仁宗》“天圣元年七月戊寅又诏天下职田，无令公人及主户租佃，召客人者听，所收租仍不得加耗。若水旱，其豁租如例。”
比较二则同出于宋人之笔的描述，陈一新《跋赡学田记》中言汀州“闽有八郡，汀邻五岭，然风声气息颇类中州。”而刘克庄《木绵铺》中言漳州“风烟绝不类中州”。可见在宋人眼中汀、漳二州虽境土相连，但方言文化迥然不同的现象已十分明显，汀州客民类中州，而闽南漳民却和中原有明显差异。早在唐代《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海曲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可见直到唐代闽南泉州还有大量闽越人。
《方舆胜览》“汀州虽居南粤之穷辄，实有中州之雅俗。”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靖康之难后的南宋已有很多逃难人顺赣江到达了郁孤台所在的赣南地区。
南宋时期赣州、汀州大量人口向广东迁徙《方舆胜覧·卷三十六·梅州图经》“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借汀、赣侨寓者耕焉，故人不患农田，而田每以人力不给废。”可知梅州的汀、赣客民侨寓之多，而对旁边使用闽方言的潮州《方舆胜览》则描述为“潮州夷獠遂生”。
而广西东南成为宋代客家移民迁入的主要地区，南宋为躲避战乱迁入岭南西部的移民很多。《舆地纪胜》“容县介桂，广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这些移民包括来自中原地区的士大夫亦包括大量的普通客家人，他们是较早迁入广西东南的客家移民。《容县志》“宋南渡后，北客避地者多，衣冠礼度并同中州。”而《南齐书·州郡志》“广州，镇南海....而狸獠猥杂。”直到南宋《舆地纪胜．卷八十九．广州风俗形势》“逖彼番禺，去都万里，境接群蛮，地居海淞”可见岭南不同族群间方言文化等差异很早就已经存在。
南宋时期广西东南户口增长迅速，有力地促进了土地开发和生态环境的变迁，甚至多次出现老虎因栖息地缩小而四出伤人的事件。据宋人蔡绦《铁围山丛谈》“岭右顷俗淳物贱。吾以靖康岁丙午迁博白，时虎未始伤人，村落间独窃人家羊豕，虽妇人小儿见则呼而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常过复甦井，系马民舍篱下，虎来阿富汗篱笆，客为惧，民曰：此何足畏？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日益众，风声不断变，加百物涌贵，而虎浸伤人。”
元末明初期间，复有大批客家移民自汀、赣二府转徙广东境内垦殖定居《嘉应州志》“故今之土著，多来自元末明初，以余耳目所接之人，询其所自来，大抵多由汀州之宁化，其间亦有由赣州来者，其言语声音皆与汀赣为近，其传次亦相上下，约在二十余世之间。”
明代嘉靖年《常德府志．卷六．食货志》“土民日敝，而客户日盛矣。客户江右为多，膏腴之田，湖泽之利，皆为彼所据。”
明代嘉靖年《炎徼纪闻》“后秦始皇徙中国万家于岭南，中国人生息渐繁，彼遂衰弱，故反主为客，名曰客籍。”
明代万历年《永安县志·俗产志》“琴江割自长乐，俗亦同之。宽得，古名，宽缓訾窳，好气而知足；琴江之民地，诗书仕宦惟数大家余皆力农。石膏壤沃野，自昔以为上田，无事粪之种，常七、八十倍，下亦二三十倍。县中具五民，庶民在官。近乃长、兴、和、埔。远则江、闽。”永安居民近的来自附近长乐、兴宁、和平、大埔，远自江西、福建。
明代万历年《实政录．卷四．民务．查归流民》“州县卫所军民，除属里属甲祖籍祖居者，是为主户，虽系流来，而本州县卫所置有产业，但必入籍，是为客户。”
清代康熙年《永安县次志》，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早出现真正意义上客家的文献。该志由永安知县张进箓修，屈大均纂，其卷十四《风俗》“宽得人习勤俭，衣裘罕缺，然不无外柔而内诈。琴江好虚礼，颇事文学。散佚逋赋。县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闽、潮、惠诸县迁徙而至，名曰客家，比屋诵读，勤会文。”
在屈大均《入永安县记》一文中，另有如下记载“自归善水东，溯东江而行。凡三日，至苦竹泒。取轿历桥田、月角岭至义容屯......县中多闽、豫章、潮、惠诸客家，其初高曾至此，或农或商，乐其土风，遂居之。风气所移，大抵尚勤俭，务敦朴，有淳古之风。”
《入永安县记》记载了屈大均受邀编纂县志，在永安各地走访的见闻。正因为是见闻，更能代表作者的所见所想。在这里，名曰客家变成了诸客家，并不具有自称的含义。考虑到受迁海复界的影响，当地人已形成对于来自惠、嘉地区外来者“客”的观念。
屈大均在完成《永安县次志》的编纂后，对其业已完成的《广东新语》进行了增补，继续论述永安的风土人情。与《广东新语》并称为清代岭南史料笔记两大名著的《岭南杂事诗钞》中同样论及客家，文后自注中写到“惟语音与土著迥不相同，故谓之客家。”
赣南方志中的客籍与《永安县次志》成书几乎同时，赣南地区的方志中也出现了客的称谓。康熙五十年《潋水志林》中，兴国知县张尚瑗：“岭峤四冲，土著少而客籍多。民俗买田则立户，立户则充役。侨寓流移，襁负担簦，春来秋去，着之以名籍，惴惴乎？”
清代乾隆年《石城县志》“邑大户土著为多，万干恐势不能胜，又要联客纲头目郑长春、李诚吾、连远侯，结党惑众。名纲义，约王振，初名集贤会，纠宁都、瑞金、宁化等处客户。”将移民称为客纲、客户，再次表明了在清前中期的赣南，客是作为一种他称而存在。
清代嘉庆年《新安客籍例案录》“新安县复界后，地广人稀，招徕异籍民人，佃垦地亩，其时有本省韶、惠、潮、嘉及闽省漳、汀各府属民人，亦各先后踵至就耕。”
清代嘉庆年《钦定学政全书．卷四十一．寄籍入学》“查客童等祖父于顺治年间，因招垦军田，自惠潮来莞，入籍一百余年，滋生已七千余户。”
广东和平人徐旭曾作于嘉庆二十年的《丰湖杂记》被认为是客家人的宣言。文中写到“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而从之，寄居各地......有由赣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天不祚宋，崖门蹈海，国运遂终。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徐旭曾为嘉庆四年进士，辞官归里后先后掌教广州越秀书院和惠州丰湖书院。他称客家人为中原衣冠旧族，徐旭曾的《丰湖杂记》是客家文化精英主动论述自身的开始。
清代道光年《佛冈县直隶军民厅志．卷三．土俗》“其方言有土著、有客家，自唐宋时立籍者，为土著。国初自韶、惠、嘉及闽之上杭来占籍者，为客家。”
清代同治年《客说》“而客于是乎滥觞焉。递于东晋元嘉，五胡乱华，冠带数千里之区，腥膻塞路，于是乎豪杰之徒，相与挈家渡江，匡扶王室。....及帝昺南迁，遗民益蔓延于南海之疆，与土人望衡对宇，往来交际，迭为宾主，或联婚媾，长其子孙，盖既千数百年于兹矣。由是观之，大江以北，无所谓客，北即客之土，大江以南，客无异客，客乃土之耦生。今之世，而欲求唐虞三代之遗风流俗，客其一线之延也。”
嘉应州人黄遵宪《梅水诗传》序言中写到“余尝以为，客人者，中原之旧族，三代之遗民，盖考之于语言、文字、益自信其不诬也。”此外，在《己亥杂诗》《古香阁诗集序》等著作中，黄遵宪反复论述客家的来源和历史。
《己亥杂诗．二十四》“筚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尤留三代前。”
《己亥杂诗．二十五》“男执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崖山舟覆沙虫尽，重带天来再破荒。”
清代光绪年《石窟一征》“大埔自晋置义招安置流民，中州民族接踵南下，以迄南宋诸臣息从行在，播荡闽粤间椒聊于以蕃衍，变流寓而成土著。至有明光复，故物人才辈出，始为国人所注目。”
清代光绪年《嘉应州志．卷三十二》“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文信国引兵出江西，沿途招集义兵，所至响应，相传梅民之从者极众，父老流传松口卓姓有八百人勤王，兵败后只存卓满一人。”随文天祥，起而勤王，与元兵凄战，至宋帝已沈海，仍无一降元者。
清代光绪年《嘉应州志·方言》“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各因水土之异，声音高下亦随之而变，其间称谓亦多所异同焉。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由以上各州县人迁移他州县者所在多有，大江以南各省皆占籍焉，而两广为最多。土著皆以客称之，以其皆客话也。”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刊印，由洪仁玕撰写的《资政新篇》中，直揭当时接受韩山文传教而信道的客方言人群为客家“惟瑞国有一韩山明牧司，又名咸北者，与弟相善，其人并妻子皆升天，各邦多羡其为人焉，爱弟独厚，其徒皆客家，多住新安县地也。”
清代光绪二十七年《兴宁县乡土志·人类篇》是一篇极具客家意识的论述“邑中人类，本中原衣冠旧族。宋南渡时，播迁转徙，多由闽赣而来，语言风俗与土著异，故当时土著称为客家。厥后由县转徙他方者，遂自称客家，而并无改其语言风俗，示不忘本也。考据家谓其语言多存古音，风俗犹有古礼焉。”
《清稗类钞·客族》“四川成都多广东嘉应人，其入蜀也，始于粤寇石达开之率众西行石败，众溃散，石军多嘉应人，遂旅蜀不返，娶妻生子，比于土著矣。惟其语言则数十年来沿用不改，故成都人群称之曰客族，然嘉应人在其本州岛所操之语，粤人谓为客家话，盖亦非嘉应土著也。”
《清稗类钞·方言类》“广东有客话，广东之南雄州，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州五属，及广州之花县，龙门，清远，潮州之大埔，丰顺等县，均操客话。盖土著以其后至，故称其人曰客家，乃遂以其言为客话。其语之节凑句度，较之内陆不甚相远，实与六朝音韵相合。”
章太炎《客方言·序》“广东称客籍者，以嘉应诸县为宗。大氐本之河南，其声音亦与岭北相似。”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
朱德《回忆我的母亲》“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
《国父家世源流滙述》“与客籍同志讲客家话，与广东各地同志相聚讲白话（粤语），与别省同志及集会时通常讲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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