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受西方科学主义影响，一改传统经史之学的书写模式与思维习惯，追求现代的学术规范与学术理念，试图将中国的学问与世界的思维接轨。更重要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整个的中国旧有体制与思维被认为已完全过时，甚至阻碍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学界在这样的环境下卷入，成为政治的副手，甚至是推手，因此可以说，自近代意义的学术研究奠定之初，我国的学术前辈既已开创了学术与经世的传统，而且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与单纯学术齐头并进的一股潮流。客家研究之兴起，是与民国以来学术界的参与有着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创造与族群建构方面的作用向来是值得关注的。客家的问题，也是在学术与经世这样一种双轨思维下的一个问题，是大学术之下一个典型的案例。
一、学术与情绪
历史学在近代的中国学术是界扮演了一个核心的角色，怎样重建对中国历史的叙事，引导新的历史研究，是近代学术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而其中，民族史更是地位独特，她介于政治与学术之中的双重身份使其承担了更多的历史使命，中国近代的学术，尤其是民族史，很大程度上是深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在对现实社会的改造上，急切地向西方学习，但同时，在对国人心理的引导上，则力图建构一个黄帝祖先叙事下的同一民族认同，大中华民族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心理追求与学术引导下进行了。
民族主义本质上说就是一种情绪，民族主义情绪下的学术研究，或多或少总带有些认同的倾向。民族史的研究肩负着解释版图内国民的来源发展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它具备引导不同族群间的人心向背的能力。客家研究的兴起，是结合了时代民族主义大潮流与自身族群发展历史的一个产物，罗香林的客家研究，从长远广阔的学术视域来说，他首先是解决了中华民族多个支系中微小一支的认同与叙事，他将客家的发展历史置于长远的民族迁徙史中来梳理，从源流上解决了分歧的可能。客家人非但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客家人更是汉人中的独特的一支。罗香林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则是，客家人与周边其他族群人群的区别，而这区别不是别的，正是其中原移民的“正统性“，从此，客家在学理上与中原确立正当性，客家人在源流上被认为是中原移民的后裔，这也奠定了后代客家人叙事的基本要素，成为客家人言说自己的最好说法。无论后世的研究有怎样的反思与创新，提出哪些石破天惊的想法，那都只在学术圈本身流行，而在众多的乡民心里，那种对正统的青睐与对中原的情有独衷一直成为他们认同的动力。罗香林的客家研究是在大民族主义潮流下的一个小民族主义的努力，因此，他在对客家的认识与研究上，必然多少带有些个人情感的，这必然影响到他研究中的措辞与观点，而这一基调也影响了其后的许多学者与乡亲。
二、本质化的族群抑或建构的认同
传统民族史研究日益衰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其对历史的解释存在某些不足，也就是说，传统民族史将民族本质化的倾向导致了它缺乏动态的眼光，对历史中的族群现象理解出现僵化。回过头来看，传统民族史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版图内的各民族/族群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其勾勒的民族/族群形成发展史给人以清晰的脉络，但问题也正出在这，我们不禁要问，民族/族群发展的历史真的就这么一清二楚，有界可寻吗？历史上的那群人与今日称为同为一族的一群人真的就一直没有变化吗？我们不否认，任何一群人都有其源流，但我们质疑的是，其最初的源流与当下的族群之间有多少联系性？其源流在当下的族群构成中到底居于一个怎样的地位？
族群定义的出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提醒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那么多可能的原因导致人们对其身份的重新界定，尽管人群历史在族群的形成过程中常常会有多方面的作用与影响，但同时，一群人之所以形成一个族群，也有许多偶发的因素与具体的境遇，在面对具体的事件与环境时，人们作出的决定才是关键的因素。客家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客家人的形成发展史固然重要，其祖先是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今我们所谓的“客家”是在怎样的具体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传播，这对于理解客家问题似乎更有帮助。
从其最初来说，客家的问题毋宁说是一个区域经济的问题，不同的地势与自然环境造就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在这一区域的人向外扩散的过程中，与其他经济区的人群发生矛盾，进而导致互相的诟病，经济上的弱势必然也导致了人群地位上的悬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维护经济共同体的利益，为了团结同一经济共同体的人群，族群的认同慢慢被强调，族群的特色慢慢被创造并突显出来。所谓传统的发明，在客家地区亦比比皆是。某些本是区域性特色的物事被提高到族群的高度，推进到传统的深度，客家族群的发展也借由此伸向历史的纵深，所以所谓“误会的历史与历史的误会”（刘镇发语）也就是这样造成的。只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追问所谓的客家到底是谁在划分，谁的认同，以及是谁在宣传，谁在书写，这样一连串问题，或许对厘清客家及客家运动背后的学术推手与民众力量更有助益，尤其是对像赣南这样继发性认同的区域来说，明白其在什么背景下，什么人在促成这样一种认同，并融入区域整体的叙事中，显得更为有趣。所以，作为族群的客家的问题更是一个区域的问题，将族群的研究放到区域发展的整体史中理解，或许能有不少启发。
三、学术与经世
学者除了在学理上进行研究外，其成果最好能转化为社会所用，不论是以一种可见的形式还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也不论是以立竿见影的效果抑或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学术的最大目的是对社会有所帮助，让人类活得更好，走得更远。但矛盾在于，文化的张本抑或是商品的兜售在这里并无一个明确可视的衡量标准，经世的学问常常因其与现实过于紧密的联系而降低了其应有的学术品味，因此而常常招致学界同仁的诟病与唾弃。
学术的独立思想与自由人格如何与学术的经世致用有效合理的结合，学术如何在众多的利益与权力关系中谋求更多的发展，并将其思想转化为当下的意识形态或指导思想，这对于书斋中的学者而来，确实有很大的挑战与困扰。我国的学者的自古以来就是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内修只是为了更好的外用。那么，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说到底，无论强调多么纯粹的学术追求与学术理念，终归是为现实服务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把握“现实”的尺度，达成对所谓的“现实”的理解。研究者们的困扰或许也就在这吧，在保证学术的纯粹不受干扰的同时又对现实社会有借鉴与指导作用，是为现有体制作注解还是对现存的社会进行反思，则构成了对经世的不同理解，也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追求，导致了不同的追求结果。
学术何以对社会有作用？如何理解学术到社会的转变这个过程？完成学术转化为现实指导有几个关键步骤，首先要树立学术的权威与品格，它不是一种随便屈从的工具，学术与生俱来就秉承有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思想，它不应屈从于外在的压力，这样的学术才是公正可长久的，才是发自学者良心与社会良知的利器。所谓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人人得而用之，但得来不正，用之不当，却会产生预想不到的后果。确立学术的权威最重要的就是应对学术有敬畏之心，不论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还是利用学术成果的人，都应对其有基本的尊重与认可。
其次，学者的热心与公正。研究者应该明白，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它不仅仅是一个为稻梁谋这么简单的谋生之事，研究者们正在从事的文化创造与文化理解工作将会影响到后世的思维；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学术之事，最终是人类发展之事，并不是与现实离得越远越清高的学问才是真正有学术品味的学问，那并不是学术唯一的发展道路，也不是学术最好的发展道路。学术若能超越其所在的学术圈子，为更大的学术共同体所关注，并多少为社会所认识，才是最成功的学问。学问之事，说来似乎高深复杂，但其实，它要解决的又常常是我们日常的一些极其简单的道理，让这些简单的道理为大众接受，或许正是提高全民素养的一个好方法。
更重要的是，决策者的英明与慧眼。学者常常被认为是纸上谈兵的空话，如果没有英明的决策采纳的过程，再好的学术也只是自说自话，也只局限在非常有限的学术小圈子当中。
学术最大的目标乃在于造福人类，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则在于，一个是渗透到人类心灵深处却不可直观的影响，另一个是立马可见效的成果。决策者们以其对现实的敏锐与对世事的洞察，常常会对学术形成一种外在的影响。但决策者们选取哪些观点，接受哪些学者进入他们的视野，却也深刻地影响了其政策的生命力。
人类的行为是受深层文化结构影响的，是文化而不是别的，让我们区别于他们，让我们有独立于世的面貌，决定我们是这样行动还是那样行动，都是有一套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在起作用的。学术对社会的任务乃在于挖掘文化在社会中的深层作用，从人类长远的发展与文化内部的逻辑来帮助人们理解当今的局面，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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