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及其作用

                            二、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由因素的重大作用
自由就是由自，就是由着自己，自由就是每个人自己作主。随自己的意愿，自我决定自己的行动就是自由。自由是一种生存状态，在人类历史上，不论东西还是中外，早期的人的自由都是相对于人身依附和奴役关系而言的。在古希腊，不同于奴隶的人称之为自由民，其最大特点就是享有人身自由。
人类历史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三种文明形态，即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游牧文明社会刚从原始部落社会脱胎而来，恶劣的环境需要部落整体的相互依赖，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较少。商业文明以商品交换为手段，人处于不断的流动状态，因此具有更多的人身独立和自由。与游牧、商业相比，农业生产收获相对稳定，并能不断重复再生产，人的自由程度介于二者之间。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是农业文明最为发达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使中华文明长期延续。而支撑农业文明的主体是农民，在工业革命崛起之前，中国农民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农民比较，最大的特点是自由。
在古代农业社会，西欧盛行的是庄园制和农奴制。农奴人身属于主人，社会地位低下，受到庄园主的奴役。农奴不是自由人，人身属于主人，且世代相传。其耕种的土地属于主人，土地不得买卖，农奴对封建庄园及其庄园主是人身依附关系。而中国自告别原始社会，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使农民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唐尧时的古歌谣《击壤歌》描述道：“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从秦始皇时起，中国社会就形成了一个能够不断再生产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经营的经济制度。与农奴相比，中国的农民属于自由民，具有人身自由。
人的自由首先表现为人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支配。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获取税赋编制户口，使所有人都成为“编户齐民”，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都是国家的子民。在国家共同体内，士农工商、农民与其他人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在人身上是自由的。即使是租佃地主土地的佃农，地主只能根据契约获得收租，而不得占有佃农的人身。地主的含义是地的主人而不是人的主人。地主只拥有经济权力。自耕农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更强。而西欧封建农奴社会则不同，领主不仅是地的主人，还是人的主人。领主除了拥有经济权力，还拥有政治权力和司法权力；不仅终生和世代占有土地，而且终生和世代占有农奴。由此建立起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见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的《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
第二、中国古代的农民经济自主。从生产资料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自由的。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欧洲在整个中世纪，土地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欧洲“中世纪的农奴是束缚在土地上的，他自己既不能离开也不能出卖土地，而中国农民则无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可自由出卖或购进土地。”中国农民的土地不仅可买卖，还可继承、转让。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生产工具都是自己的，凭借生产工具独立从事劳动。
从生产过程看，农民独立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从生产产品看，农民有获得和支配自己产品的自由。中世纪西欧实行劳动地租，古代中国则以产品地租为主。货币地租的出现则进一步弱化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依赖关系。除了地租和税赋外，农民完全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可以到外地进行自由交换。
古代中国的农民不仅可以自由活动，而且可以自由流动。在中世纪的欧洲，经济史学家胡如雷指出，“西方的农奴是终生被束缚在领主领地上的，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合法地离开领地；中国的佃农虽然长期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但这种束缚却不是终生的，佃农可以改佃，地主也可以撤佃。”“中国佃农基本上没有终生束缚在某个地主的固定田庄之中，比西方终生固定于某一庄园的农奴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农民还可以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务工。
第三、中国古代的农村社会自治。中国古代，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农村社会按照乡土规则运行，实行乡村社会自治。家事、村事和乡事主要依靠家长、家族和乡绅自我管理。政府管理未能进入农民的日常生活管理之中。乡村社会成员从社会自治中获得自由活动的空间。韦伯说，在中国，“‘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品官所在地，‘乡村’则是没有品官的自治区！”在中国的乡村，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二元分离，地主需要借助家族社会力量才能共同治理村庄。村民在社会地位上是平等的，地主没有治理上的特权。
中国古代社会除了建立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中国古代社会的自治组织也非常丰富。唐宋时期出现了一种女性社团，叫做“女人社”，几个情投意合的女子，出于互助的目的，就可以结成“女人社”，跟妇女协会有点类似。工会也不是近代之后从西方传入的新鲜事物，清代的广州、佛山等地，由于工商业发达，产业工人众多，不少行业都成立了工匠组织“西家行”。乾隆年间，在佛山的石湾，陶瓷业的工人已在运用“西家行”跟东家协商工资标准了——“联行东西家会同面议各款工价实银”。（见吴钩《莫道古人不知自治》）成立各类共同体，建立保障成员利益的治理秩序，向成员提供公共品，是人类社会的本能，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本能，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结社经验，构建了各类的自组织。如实现村社自治的“乡约”；维持行业自治的“会馆”与“公所”；向商民提供贷款、汇兑服务的金融机构“票号”；向贫困人家提供救济的慈善组织“同善会”“善堂”，而不是仅仅有依靠血缘维系的宗族组织。
在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权力的管辖半径非常有限，“皇权不下县”，社会的良性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各类自组织的自治与相互之间的协作。道家讲求“我无为而民自化”，说的是国家权力少些干预，民间会自发形成良好秩序；中国的儒家讲求“化民成俗”，是说社会的治理不能完全依赖国家机器，具有道德威望与结社能力的士君子致力于建构公俗良序。而公俗良序当然离不开社会自组织的维持。社会一词，是有“社”有“会”才形成社会。先贤们构造的社会自组织，不但维持了当时社会的良性运转，也为今日建立优良的社会治理秩序提供智慧、经验与文化自信。而在中世纪的西欧，由于领主在领地内的特恩权，即征税权、司法权和军事权，是毫无限制的统治者，“以棍子和鞭子统治着农村。”
第四、中国古代人的思想自由。中国农民以耕种土地为生，有神鬼意识、信仰观念，但其思想意识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处于无拘无束的自在状态。中国人可以自由地信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不同的思想、观念、信仰、意识可以共同存在，相互包容，甚至集于一人之身。在中国，没有欧洲、西亚、南亚那样的宗教极端意识，也没有因为信仰而导致的战争。各种基于日常生活的民间文化异常活跃，并与官方文化相对独立。
第五，中国古代的政治自由。中国农民的政治自由表现为依靠自我和自然成长的自立状态。一是具有消极的行动自由，政府不过多干预和介入农民的生活。“纳完粮，自在王”。政府对于农民是“无为而治”。二是农民具有积极的行动自由，中国农民认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农民有尽已之力反抗暴政的合法性，中国农民会“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均田地，等贵贱”。中国的农耕社会之所以长期存在，就是靠“官逼民反”的“均田地、等贵贱”的改朝换代来实现的。
与中世纪西欧的“城里空气使人自由”不同，古代中国是“地里空气使人自由”。徐勇教授说，西方自由产生于城市商业社会，东方中国的自由产生于乡村农业社会；西方自由是商人的商业自由，东方中国的自由是农民的农业自由。东方的自由，在自由的小农经济社会基础上产生，核心要素就是人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自主性是前提，积极性是结果。只有自主的人才有来自人自身内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农民的自由状态和对于自由的追求，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是创造了农业文明奇迹。世界文明发源地都来自于农业文明，古代农业文明一直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中国，中国创造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农业文明奇迹。这一奇迹的创造者正是广大农民。农民得以创造出农业文明奇迹，便在于处于自由状态的他们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在古代中国也存在着剥削，且剥削度较高，使农民不得不通过高强度的劳动来维持生存；另一方面，自由的经济社会关系，又使农民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多一点的收获，从而自我改善生活状况或人生命运。生产过程完全由农民自我完成，产品的自我占有使偷懒成为对自己的犯罪。
中国农村中的佃户一般能订立固定租金的长期合同，能促进他们的事业心并提高生产率。产生出中国农民特有的勤劳品质：“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韦伯说“中国人的勤奋与劳动能力一直被认为无与伦比”。这是因为中国农民的劳动是为了自己的劳动，是为了自己能够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而劳动。中国农民劳有所获的自由劳动，与欧洲劳无所获的农奴式劳动的结果与作用不能同日而语。自由劳动与奴役劳动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劳动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可以使自己的命运有所改善，由此也才有了自觉自愿的刻苦耐劳，才有了劳动无限投入的精耕细作，才有了满足自我需要的耕织结合。这正是中国得以创造农业文明奇迹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是推动着历史的进步。中国农民的沉重赋役是世界上最深重的之一。自由、自主、自在和自足的生活始终是农民的追求，当他们的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时，他们绝不屈服于命运的摆布，而是奋起反抗，迫使统治者让步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迫使统治者改变土地占有关系而均分土地。“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费正清说，“近代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并不是那些多少世纪毫无变化的世界早期帝国的残存实例。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变化动力来自于自身内部，特别是作为财富创造者的广大农民，否则就无法解释在西方还未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何以有世界最为持久灿烂的农业文明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状态，现代人说发展缓慢只是相对于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来讲较为缓慢而已，与古代西方社会的农业发展相比，哪有什么落后与缓慢？
中国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时，那时世界上还没有强于中国的强国。中国的农耕时代（封建社会）与西方的农耕时代（欧洲的中世纪）一样漫长，也与西方的农耕时代（欧洲的中世纪）一样各自自然发展，到中国的明代，也与西方社会一样，自然产生出商品经济的萌芽，产生出郑和下西洋的自由、平等、公平、公道的商品贸易，哪有什么落后与缓慢？
郑和下西洋，开始于1405年，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时间早、规模大、技术先进、活动范围广的洲际航海活动。比哥伦布在1492年到美洲要早八十七年，比迪亚士在1487年发现好望角要早八十二年，比达·伽马在1498年到达印度卡里库特要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在1521年到达菲律宾要早一百一十六年。郑和下西洋时的船舶建造、天文航海、地文航海、季风运用和航海气象预测等方面的技术和航海知识，在当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顶峰，是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也是世界航海业发展的里程碑。
郑和下西洋期间，通过多种形式与当地开展双边贸易，平等互利，互通有无。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麝香、金属制品和书籍等运往国外，换回当地的香料、药材、动植物、珠宝及生产瓷器所需原料等多种货物。这种贸易活动，推动了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和共同进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郑和向海外传播科学文化、典章制度、文教礼仪、宗教艺术等中华文明，将中国在建筑、绘画、雕刻、服饰、医学等领域的精湛技术带入亚非国家，向当地人民传授凿井、筑路、捕鱼技术，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作物栽培方法，推行货币、历法、度量衡等。同时，亚非国家的文明成果也传入中国，亚非国家文明的长处也自然纳入到博采众长的中华文化之中。
郑和下西洋推行亲仁善邻，巩固和发展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明朝中期的中国，是一个综合实力走在世界前列的强国。但中国人没有恃强凌弱，郑和下西洋是世界上公认的和平之旅；28年间，郑和船队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在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进一步树立了中国的和平友好形象。
郑和下西洋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开放进取、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面对人类还知之不多的广阔无垠的海洋，面对险象环生的长途远航和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郑和与他的船队以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继汉、唐、宋、元各代与世界各国人民陆上交往的不断扩大，又开辟了中华民族从海上走向世界之路，将中外交流提高到新的水平。
郑和下西洋的自由的商品贸易，既早于哥伦布，也早于麦哲伦。郑和下西洋的商品贸易为什么没有持续下去？这是因为东西方文化中的商业思想和行为的不同。郑和下西洋自由平等贸易的商品是茶叶、丝绸与瓷器，西方人的商品中则有大量毒品鸦片。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以仁义为中心，公平公道融化在人的心里，人们的重义轻利思想使商业行为没有很大的利润而又有许多风险存在，对于商业发展的刺激比较小，因此商业贸易相对于西方社会的商业贸易发展较慢。
而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商业行为以利为中心，商业行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西方社会进行世界性贸易的过程，伴随着许多野蛮的贩卖黑奴与昧心的毒品鸦片。根据西方学者提供的数据，五百年来，三千万印第安人遭到种族灭绝，资源丰富的南北美洲大陆被占领，五千万黑奴作为无偿劳动力被贩卖到美洲。西方社会的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
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为什么没有与西方的农耕文明一样走向商业文明、而且走向了几乎被西方列强瓜分而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明代末年游牧文明的满族人政权取代了农业文明的汉族人政权，游牧文明社会是刚从原始部落社会脱胎而来的文明，不仅仅造成了农耕水平的倒退，也中断了中国明代与西方社会一样自然产生出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商业文明，与西方社会有了差距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几乎被西方列强瓜分而亡国灭种。
但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生生不息的自由因素生命力之强是谁也压抑不了的，20世纪初给中国送来的共产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迅速崛起，不仅能够解决中国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且能够抵御并且化解西方社会出现的经济危机、帮助世界许多国家化解经济危机。中国社会从孔子的大同世界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与集体主义所彰显出的蓬勃生机引起西方人士的惊呼，认为这是弱势群体联合对待强势群体、科技落后国家追赶科技发达国家的“西方三百年未有之挑战”、使东西方的思想家、政治家都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文化、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