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为：《中国民族与民族史》，载于《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什么样的“历史”造成包含56 个民族之中国与中国人?什么样的“历史”让当前中国各民族认识自己的民族与国家认同，并以此民族与国家为荣? 以上这两种“历史”，前者似乎指的是真实的过去; 后者则是指为了当前的民族荣盛与团结，而必须创造与强调的“历史”。事实上还有第三种，与未来有关的“历史”。
人们为自身的记忆所塑造，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认同与相关社会行动，受其知识与记忆影响。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来塑造有改革行动能力的个人( 无论其为羌族、藏族或汉族) ，来让明日更好?以上三种“历史”是否为同一回事? 若答案为非，那么我们是否需要扭曲过去、创造“历史”以促进民族团结，以缔造理想的未来? 或者，我们只需建立一种新的历史知识，它所呈现的是过去的人类生态现实，能让我们深切了解及反思“现在”的历史现实，因此它也是一种能影响个人、造成社会良性变迁的历史记忆。
有一种刻板的历史与民族知识，称中华民族及中国“自古以来”便在历史中绵延至今。这样的历史与民族观点，不但在近代解构国族主义风潮下深受学者们的批评，它们也对现实无益，甚至有害———许多当前的问题都由这刻板的历史与民族知识造成。在这样的历史意识下，许多学者及知识人皆不喜欢听到“中华民族为近代国族主义下的建构与想象”这样的西方学术论点，即所谓的“国族近代建构论”。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近代建构的中国国家与民族体系是进步的，建构后的中华民族比起过去将夷、戎、蛮、狄排除在外的华夏认同要好，所建立的资源共享国家远较过去垄断核心区域资源的中原帝国要进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承认近代中国有这么一个国族国家建构过程? 我们不但要承认，还要进一步批判过去，也就是将近代中国变迁置于长程人类生态历史中来衡量其意义。
我所提倡的反思性历史观，其主旨便在于，由人类生态角度来检讨及反思“现在”由什么样的“过去”走来，藉此我们可以了解“现在”的价值及现况缺失，也能让我们期盼并以行动向一个更好的未来迈进。因此，我对典范中国史所赞颂的过去有许多批评，也因此我的华夏边缘系列著作受到的批评之一似乎是，我“解构”华夏认同、解构中原帝国。我对此的辩驳是，今日由一绝对多数之汉族与55 个少数民族共构的中国人类生态体系，虽不完美但远比过去中原帝国人类生态体系要进步。若我们“觉今是而昨非”，当然要批判昨日之非。反过来讲，若我们认为今日中国人类生态体系是进步的，但却坚持传承自中原帝国时期的历史观，那么这样的历史记忆仍让少数民族居于“华夏边缘”地位。
我们以简单的常识性北亚历史来讲，如果这历史叙述的主轴还是“你们的祖先犯边攻打长城，我们的祖先保卫长城”、“我们的祖先打败你们的祖先”，那么如何教蒙古族人成为以此历史记忆为荣的中国人或中华民族之人? 我们看看一个过去与现在的表相差距﹕长城过去是防御工事，今天是国际观光景点。这样的差距，是古今不同人类生态本相的投射，两者对应的人类生态优劣应十分清楚。我们仅以长城的历史来看，传统华夏中心观点之长城历史并不能解释古今长城之表相变迁。必然是经过一个历史过程，长城才会由防御工事成为今天的国际观光景点。那么，我们要怎么写这个历史过程? 这个历史，应是在很多人的努力下长城逐渐崩解、逐渐改变其性质之过程。在这样的历史里，匈奴、突厥、蒙古等部族国家攻打长城的军事行动，长城内的边郡贫民越过长城投入匈奴、鲜卑中的行动，汉商或农民走西口、闯关东，蒙古王公招汉人开垦土默特平原的举动，都有贡献于这个历史过程。
我们再由人类生态角度来看中国南方边疆的历史。同样的，我们得承认近代有一民族( 如苗族、瑶族) 与国族( 中华民族) 建构过程，发生在一长程历史造成的特殊边缘情境之中。这样的边缘情境，也是一种特殊人类生态，与秦汉中原帝国同时形成———秦、汉帝国在南方及西南置官、扩土、殖民，对土著人群征赋役，造成这样的人类生态情境。由于资源匮乏，南方土著人群不堪帝国赋役而群起抗争成为本地人类生态重要的一部分，也因此产生多种相关文化表征。
另外，对于南方及西南“无君”或“无大侯王”的村落、部落人群，中原之人对他们十分鄙夷，因此产生许多歧视与污化南方“蛮夷”的表征、表相——如说他们的祖先是一只狗的“盘瓠故事”，如将蛮夷男子描绘得丑陋野蛮的“苗蛮图”，如人们日常生活中对邻近“蛮
子”的辱骂，等等。我们仅以盘瓠故事为例，说明如何对此社会记忆建立一种反思性认知。盘瓠故事最早见于《后汉书》，其内容称﹕高辛帝时，犬戎来犯，帝悬赏募勇士杀敌主将，结果杀敌立功的却是帝王家养的一条狗，盘瓠。高辛帝不得已，将女儿嫁给了盘瓠。盘瓠带着妻子走入深山，他们的后代便是南方蛮夷。因其父有功，其母为帝女，所以高辛帝准许其后代可自由利用山地，不用纳赋税。这个传说应是中原之人创造的，它是与太伯奔吴、箕子奔于朝鲜等“历史”相同的模式化历史记忆，华夏藉以表达他们对四方边裔人群的看法。在
中原中心主义之下，人们一方面给南方蛮夷一个污化的男性先祖( 而非太伯、箕子等“王子”) ，另一方面以此解释帝国为何没有将这些南方蛮夷纳入征粮税力役的编户中。
事实上，中原帝国不断努力将南方边郡蛮夷纳入管辖，施以赋税。感受此威胁的南方山居人群开始自称盘瓠子孙，以此宣称自己为什么不用对官府缴粮税。汉晋时自称盘瓠子孙的人群大致在今日湘西，随着中原帝国的行政统辖与军事力量向南方及东南边疆扩张，自称“盘瓠子孙”的山居人群也逐渐出现在更远的帝国南方及东南边地。从贵州的黔东南一直扩张到广西、广东、福建; 涉及的族群包括今日苗族、瑶族、壮族、畲族。我们更应注意南方土著人群如何接受及诉说盘瓠祖先故事，如瑶族《过山榜》、畲族《祖图》及苗族民间故事中的相关内容。我们可将之视为一种本土文化表征，以探索其潜藏的情境本相，及在其间人们的情感、意图。首先，前面我已提及，他们接受此祖先是为了抗拒帝国赋税，以此说明为何他们受皇帝特许而不必纳粮服役。
由此可知南方“华夏边缘”情境特色之一，就是帝国赋税在此造成的族群紧张。同时我们由许多南方本土版本故事中，可以感受本地人群对盘瓠复杂的情感。如在湘西苗族与贵州瑶族的民间传说中，都有盘瓠的儿子们因耻于其父为犬，而将盘瓠杀死，后来又十分后悔而世世代代祭祀盘瓠之情节。在部分瑶族中，祭盘王指的是“盘古”而非盘瓠。在我所见的畲族《祖图》中，盘瓠娶公主后在一大鼎中转化为人。这些情节都可让我们体认，自称“盘瓠子孙”的人群并非感受不到“犬父”带来的身份认同耻辱。
在“盘瓠”这污化历史记忆下，许多非汉人群并非自称“盘瓠子孙”，而是自称为华夏或汉人之裔。我曾以“拟态”( mimicry) 这个生物学词汇概念来理解“汉化”。一只毛虫为什么要伪装成一条蛇? 一只蝴蝶为什么要装成枯叶? 它们为了要保护自己，免于受伤害，所以要隐藏自己，甚至模仿侵害者。亲近人群之间“一截骂一截”的歧视，被歧视者模仿优势群体( 也是歧视者) ，强调自己的祖先由汉地来，强调本家族过中秋、端午很地道，并歧视更弱势者来保护自己，所谓“汉化”便在如此的社会过程中进行。
如果我们从这样一种角度反思“汉化”，那么，“汉化”如何会被视为大汉族主义下的想象? 我们为何不承认这一种曾在历史中普遍发生的社会过程? 其实近代中国边疆人群的少数民族化也是如此。在我进行田野调查的北川地区，原来“一截骂一截”让所有白草河、青片河上游的山居人群都宣称本家族为“湖广填四川”时移来的汉人，只有最上游的村寨人群因没有更上游的人群
可骂，只好承认自身是“蛮子”。后来当他们成为羌族后，在1980 年代，下游各村落人群开始“一截攀一截”地成为羌族。由一截骂一截地汉化，到一截攀一截地成为少数民族，此表相变化及对比也显示今日中国之人类生态远比过去为好。所以我们应对过去华夏边缘人群的“汉化”有同情的理解，对于今天约为同一区域人群的“少数民族化”也应有同情的理解。
回到湘西的近代变迁，我读一些湘西及黔东南苗族大姓的家谱，许多都称本家族祖先来自江西吉安府。
我读民国时期湘西名人石启贵给政府单位的信，他对国民政府深知“苗”为辱称，因而称本地人群为“土著民族”一事，表示赞许与接受。这些表征，皆与今日本地苗族以自身的民族认同为荣有很大的差距，其背后仍是不同时代之人类生态上的差别。那么，我们为何不承认近代有此一变化? 我们必须对历史做一个重新梳理，承认及面对近代中国国族及各民族的建构过程，但不必全然接受近代国族建构论——在此近代历史过程之前，有一华夏与华夏边缘( 或中原帝国与其四裔部族国家) 间的长程人类生态变化之历史过程。
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下，到了明清时期，南方许多地方都出现大量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边缘人群; 近代传统华夏边缘人群的少数民族化过程，便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进行。所以，今日研究者可以用文本分析的办法，走进国族与民族认同的边缘时代( 如1930年代) 、认同模糊的空间( 如湘西) ，在文本与其他表征中观察人们的言谈举止。在这边缘时间与空间中，许多人都彷徨于追求成为汉人还是成为土著民族或苗，徘徊于强调自身的非汉文化或认为它们是见不得人的陋俗。观察人们这种矛盾、焦虑的心境，便如观察一个人走在十字路口，彷徨四顾，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在此，我们可以体认历史由什么样的过去(指中原帝国南疆之人类生态) 走来，能体认现在(当前作为中国苗族之人类生态) 在此历史中的地位，因此能以行动规划更好的未来( 较理想的人类生态体系) 。
总之，历史不只是“过去”，它也关乎我们如何理解“现在”，影响我们的认同思考与行动抉择，因此也关乎“未来”。我提倡以人类生态为主体的反思性历史知识与思考，便是希望藉此创造对自身民族、国家及其他身份认同具有反思性认知的个人，以此期望社会朝向更理想的人类生态体系转变。
人类学之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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