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佑周
龙岩学院闽台客家研究院执行院长
摘要：汉族移民将以儒家伦理道德和老庄处世哲学为代表的中原主流文化精神带进闽粤赣边区，为这一片土地带来尽管迟到却生机盎然的春意。客家文化的产生、形成、发展、成熟，既伴随着客家先民辗转迁徙、开拓创新的脚步，也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盛极而衰，显得那么艰难、曲折、沉重，也显得那么深厚、博大、精深。本文试图从客家社会的思想观念、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和宗族观念诸方面破解客家文化形成的社会原因。
关键词：客家文化；客家社会；观念；制度
客家民系形成于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末至两宋期间，客家民系形成的摇篮和哺育其成长的大地母亲是闽粤赣边区。在汉族移民进入闽粤赣边区之前，尽管这片土地早已纳入中原历代王朝的版图，但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山高林密、交通不便、相当闭塞、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当地百越族土著和少量早先进入当地的外来移民仍然过着半渔猎半农牧或刀耕火种、迁徙轮耕的原始农耕生活，生产力发展水平比中原地区原始落后得多的闽粤赣蛮荒之地由于汉族移民的大量进入和客家民系的形成从原始部落社会一跃而进入封建农业社会。可以说，客家社会从一开始就是在汉族移民的导演之下按照北方中原的社会模式沿着中国封建社会的道路向前推进的。换句话说，客家文化这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在其萌芽之初就植根于封建社会沃土之中，并在这样的沃土上茁壮成长的。
首先，在思想观念方面，汉族移民带进闽粤赣边区的是以儒家伦理道德和老庄处世哲学为代表的中原主流文化精神。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重道义、守礼节、好学问、讲伦理，是客家民系孕育和形成的主导精神。汉族移民从进入闽粤赣之初开始，就身体力行儒家的仁义道德，他们和平地进入当地土著的世袭领地，与当地土著和平共处，甚至屈尊纡贵地向当地土著学习，以适应山地生活，而不是野蛮地侵入，视当地土著如草芥将他们赶尽杀绝；在进入之后的“反客为主”过程中，更是注重儒学教化，以“仁义”为原则，处理与当地土著的关系。他们以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影响、带动当地土著一起走向文明、进步，以中原文明同化了当地土著，而不是被当地土著所同化。他们将中原地区宗法制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族生产关系带进闽粤赣地区，每个血缘家族都以自然村或定居点为基地进行垦殖拓展，久而久之，同姓氏宗族便在某个小山村逐步兴旺发达起来，形成亲疏不紊、长幼有序的血缘家族社会。这样的家族社会，特别注重父慈子孝、尊老爱幼、夫唱妇随的儒家伦理纲常。当地土著在向外来移民学习，结束了游离不定的刀耕火种迁徙轮耕之后，也定点垦殖开发。于是，当地土著也形成了血缘家庭聚居的村落，如闽西地区畲族的钟、雷、蓝诸姓氏就相对集中地聚居在一些乡村，与客家人的血缘宗族聚居形式没有什么区别。汉族移民将儒家的人文精神包括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仁智礼信等等统统带进闽粤赣地区，为这一片土地带来尽管迟到却生机盎然的春意。客家人至今仍然乐此不疲的“学而优则仕”、“天下为公”等观念正是儒家传统观念的精华。可见，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在闽粤赣地区形成的过程，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精神、儒家传统观念在这一地区步步得到落实的过程。换一句话说，客家文化是在闽粤赣边区汉化、儒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由于地域和汉化时序的差异，闽粤赣三片区对中原传统观念的接受和弘扬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赣南地区早在隋以前就已实现汉化，与中原地区一样经过汉代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洗礼，儒家传统观念已深入人心；唐宋时期赣地儒学大家迭出，欧阳修、王安石、陆九渊、朱熹等大学问家对赣南的影响都相当深远，明清之际甚至在赣南本地出现独树一帜地弘扬宋明理学的“宁都三魏”，为儒家传统观念在客家地区的根深蒂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闽西地区的汉化迟于赣南，由于唐末五代的战乱，汉族移民历经辗转流离，进入战火未及的闽西崇山峻岭，才找到避祸容身的世外桃源。因此，他们在继续以儒家的“仁义”教化与当地土著和平共处的同时，更钟情于道家的与世无争、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世观念。无论是不满异族入侵、明亡不仕的志士如宁化人李世熊和上杭人刘坊，还是走出山门、作客异乡的书画艺术家如“杨州八怪”中的黄慎、华-，以及上官周、伊秉纟受等，都眷恋闽西山水，或永不为官，隐居深山，埋头著述，洁身自好，或浪迹江湖，寄情山水，感悟自然，淡泊明志，表现出清白高洁、与世无争却又不畏强暴、忧国忧民的矛盾性格。
粤东的汉化比闽西更迟，虽然唐宋时期已有汉族移民进入粤东，但其数量较少，不足与岭南土著相匹，未能将土著彻底汉化。直到明末清初，客家民系已经在赣南和闽西形成并趋于成熟之后，大量的闽西客家人迁入粤东，才彻底改变了粤东地区客、土长期抗衡的状态，客家人才在这地区反客为主，并迅速将客家大本营扩展到粤中、粤北乃至海南、广西等地。而且，由于粤东地区韩江南流面向南海的开放式态势，客家人一改赣南、闽西原有的保守、循古的观念，不满足于中原传统的儒、道文化，以开放、革新的眼光看待世界，涌现出黄遵宪、洪秀全、孙中山等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试图在中西文化的结合中变革现实、救国救民的一代伟人。尤其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既出色地继承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传统观念的精髓，创造性地发展为“博爱”、“天下为公”的爱民思想，又成功地向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学习，领导了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废除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的伟大成功，为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谱写了以革命、创新、开拓、进取为主要内容的光辉灿烂的崭新篇章。
其次，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方面，虽然闽粤赣边区在汉族移民进入之前处于原始部落状态，但随着汉族移民的步步深入，这种状态也随之土崩瓦解，中原王朝和南方小朝廷相继设立州、县等行政管理建置，对这一地区实行有效的封建统治，大大地加速了这一地区的汉化进程。据有关资料，北宋末之前闽粤赣客家大本营的行政建置如下：
此表清楚地说明，随着客家民系的形成，闽粤赣边区封建政权的行政管理体制也进一步健全，相当于近现代的地区、县级的政府机构在三片区都分别设立，闽粤赣边区崇山峻岭已经不再是“山高皇帝远”的蛮荒之地，中央政权已经完全可以对其实行有效的统治。客家文化正是在这样高度封建化的社会制度下产生并发展的，客家传统文化带着鲜明的封建社会的烙印是毋庸置疑的。
在山高林深、沟壑纵横的相对闭塞的闽粤赣地区，客家人最基本的社会制度是封建家长制，生活方式则主要表现为血缘宗族聚居形式。例如举世闻名的客家土楼，令人惊叹的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规模宏大。无论是内通廊式的既高又大的永定方圆土楼，还是曲径通幽式的粤东围垅屋和江西土围子，内部结构都是既隔又通。隔是相对的，内部通廊隔门一关，便可将大楼分隔成若干部分；通是绝对的，隔门并不把楼内住户固定在某个小单元内，使楼内各住户老死不相往来，恰恰相反，楼内住户打开隔门，便可以到达全楼任何地方。客家土楼的这种内部畅通无阻的结构，正是客家人血缘宗族聚居形式的产物，而血缘宗族聚居形式恰恰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中基层组织制度的基石。客家土楼无论大小，都是同姓族人聚居。土楼建造者只要有一定的财力，则无论建楼时本家族是否人丁兴旺，都要竭尽全力将土楼建造得又高又大，或留下可供发展的地盘，让后辈继承祖业，完成遗愿。如著名的永定抚市永隆昌楼群的建造者黄万斗、黄万才、黄万鹏兄弟，靠闻名湘赣滇桂等地的“永隆昌”烟号做烟麻生意发迹之后，像诸多善于经营发财致富的客家人那样，决心要在家乡兴建一座雄踞乡里的特大土楼，泽被子孙。于是他们在村中抚溪边上选定一片足以施展宏图的沙石滩，先修筑长500米的防洪大堤，后历时28年建起占地30多亩，包括“福盛楼”、“福善楼”、“文馆”、“敦隅别墅”等楼宇轩馆组成的庞大土楼群。该土楼群于清道光末年动工兴建，历咸丰、同治至光绪初年建成完工。福盛、福善两楼有厅（包括楼棚厅）90多个，楼梯140多架，楼群共有房间约800个，水井7口，其他附属建筑如浴室、厕所、猪圈牛栏、轿舍、闲杂间等还有很多，其规模之宏伟壮观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在建楼之初，黄氏家族虽然兴旺发达，也不过数十口人，住进如此庞大的土楼群中，可谓人烟稀少。但黄氏兄弟却愿意耗白银60多万两，为子孙后代造福，希望家族更加发达兴旺的良苦用心昭然。如今，永隆昌楼群常住80余户约400人，包括旅外人口已近千人，楼群建造者黄氏兄弟当可含笑九泉。始建于清嘉庆11年（1806年）的与永隆昌楼群的一代人发迹而一气呵成不同，位于永定高陂上洋村的占地!- ! 亩的遗经楼则是费时70多年经三代人的努力才建成的方形土楼王。这个土楼王的总体布局是“屋包楼，楼包屋”形式，后楼高达五层，“冂”形前楼高四层，楼内四合院和楼前左右附属“文厅”、“武厅”为平房和二层楼房，全楼共有400个房间。该土楼在建造之初的常住人口也不过数十人，但楼主陈氏祖孙三代却偏要倾尽全力设计并建成能容数百人居住的如此庞大的建筑，可见其观念与永隆昌楼的建造者一样——希望家族兴旺发达。
再次，客家人极强的宗族观念也对客家文化的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客家人极强的封建宗族观念主要表现为同姓自然村落聚居形式。在客家地区，大多数小自然村都聚居着清一色的同姓氏族人，稍大的自然村如果是多姓氏聚居，也往往是以溪流、小山岭等自然阻隔为界，极少不同姓氏混杂聚居的现象，更没有不同姓氏聚居于一座土楼的现象。“同姓一家亲”是客家人世代遵循的古训。尽管在阶级社会里互相欺压互相剥削的人吃人现象在同姓族人中也不乏其例屡见不鲜，古训常被当作耳边风，但客家人封建宗族观念毕竟源于中原传统文化，根深蒂固，而且，客家先民在辗转迁徙，开辟新居地、创建新家园的艰难困苦中，家庭与宗族的互相依存、齐心协力毕竟曾经起过极大的作用。同一姓氏的客家人追宗念祖的意识极强，同姓族人无论贫富都把当地开基始祖奉若神明，建起祠堂供奉，有的地方还有固定的始祖祭祀日，届时族人无论贫富都争当孝子贤孙，争相礼拜如仪。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族人们只有辈分的高低，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真正体现了族人们地位的平等，真正体现了“同姓一家亲”。
客家社会的“同姓一家亲”在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无疑起过积极的作用。客家先民无论是家族群体迁徙还是个人外出闯世界，在找到新居地立足之后，都注重成家立业，光宗耀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等汉民族传统观念，深深地烙在客家人的意识中。因此，客家先民在新居地艰苦创业、发展生产的同时，也在发展人口，以图尽快实现家族的兴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客家先民所希冀的家族兴旺并不只在乎人口的数量，也在乎人口的质量。他们在快生多生孩子的同时，也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使之成才，或“读书做官”，或士农工商，不一而足。如被闽西、粤东乃至海内外许多地方的张姓族人尊为“鄞江”（汀江旧称）始祖的张化孙公，据张氏族谱考为张氏得姓始祖张挥的140世裔孙。他于南宋嘉泰年间（1204）从宁化石壁迁居上杭白砂将军桥茜洋村娶陈氏、阙氏二妻，生下18个儿子，108个孙子，很快人丁兴旺，实现了迅速发展人口的第一步战略，可谓成绩卓著。但张化孙并不因此而高枕无忧，他既有强烈的发展意识，又有清醒的头脑，他深知茜洋村生存空间的狭小，无法满足众多儿孙的发展需要。于是，他在对儿孙们因材施教，让他们掌握士农工商文武之道的同时，还敢于打破“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竭力鼓励儿孙们外迁，像自己当年那样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因此，张化孙18子中除第四子祥云、第十七子彼云留在父母身边外，其他16子均在父母健在时就陆续迁往外地创业。除本县外还远徙清流、漳州、福州、梅县、大埔、潮州等地，第十六子倬云甚至远徙安徽徽州。留居茜洋村的祥云和彼云兄弟的第二代也开始外迁，其裔孙现已遍及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广西、台湾等省30 多个县市和海外许多国家。如今，张化孙裔孙已达千万之众，形成星罗棋布却又脉络分明的庞大的家族网。
张化孙家族网的形成、发展、壮大是客家民系形成、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其形成、发展、壮大的原因，除了天时、地利、人和，即张化孙迁闽创业之初当地有较为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和较为和平安宁的环境之外，张化孙极其重视对子孙后代的培养教育，使之能人尽其才，各自独立发展是最根本的原因。张化孙出生于官宦之家，其父张扬德官居开封太守。据《通书·张》第三章《张姓的迁徙·由闽入粤》云：张化孙字天衍，号起鸣，进士出身，曾官至中宪大夫，虽避乱入闽躬耕，却属于名副其实的士大夫阶级之一员。曾率闽粤赣八千客家子弟“走勤王”的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曾为张化孙遗像题写“像赞”云：“公之丰采，气宇轩昂；公之品行，正直端庄。诗书博览，忠孝名扬，作牧汀州，合郡群黎。德泽开基杭邑，一门父子沐恩光。纂修宗谱，报本不忘；钟灵毓秀，桂馥兰芳；绵绵世泽，长发其祥。”从文天祥对张化孙之人品学识推崇备至可以看出张化孙确是客家地区出类拔萃的人物。
张化孙对子孙后代的培养教育有其独特的思路和方法。首先，他修纂宗谱，立下遗训，教育子孙后代不忘根本，以历代张氏前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辉煌业绩勉励后人，要求后人以前贤为榜样。使后人既有家族辉煌的自豪感，形成极强的家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又有崇拜的偶像和效法的典范，从而自立自强，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张氏的遗训以一副长对联和一首七律最为著名。长联是：
赐姓自轩辕，大儒一人，铭垂两篇，辅汉三杰，功高四相，
将封五虎，博物六史，貂婵七叶，悉是清河族脉；
扬名昭世德，位列八仙，鼎甲九成，平戎十策，书忍百字，
金鉴千秋，青钱万选，道隆亿尊，依然文献宗支。
七律遗训亦称“族诗”、“遗诗”、“外八句”，全诗为：
清河系出源流长，卜吉移居闽上杭。
百忍家风思祖德，千秋金鉴慕宗礻方。
承先孝友垂千古，裕后诗书继汉唐。
二九苗裔能禀训，支分富盛姓名香。
长联和“族诗”都把张氏历代贤人如张仲、张良、张公艺、张九龄、张道陵（张天师）等作为典型，其目的非常明确，一是弘扬张氏前贤的文治武功，要后人牢记并发扬光大，二是因为张化孙从一开始就鼓励儿孙外迁开拓，走南闯北创建新家园，需要立下遗训以联络亲情，建立起庞大的张氏家族网。张氏族人无论走到哪里，只要能背出长联或“族诗”，就可以找到张氏宗亲，旧时许多闯荡南洋的张姓人，就是藉此找到立足之地，开始其艰苦卓绝的创业的。在封建宗族观念极强的旧时代，张氏家族的长联和“族诗”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对客家人团结互助，同舟共济的群体意识和优良品德的形成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对客家宗族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进入当代社会之前，客家社会一直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客家文化的产生、形成、发展、成熟，既伴随着客家先民辗转迁徙、开拓创新的脚步，也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盛极而衰，显得那么艰难、曲折、沉重，也显得那么深厚、博大、精深。正因为如此，客家文化才那么魅力无穷，吸引着许多中外学者，掀起一次又一次客家学研究热潮；也正因为如此，客家文化才有资格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跻身于世界文化殿堂，放射出熠熠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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