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在文学上与苏轼齐名，号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有人这样赞美过他：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
他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另外，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安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他将豪放词推帜至一个顶峰.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但官场的“潜规则”是，如没有取得“进士”文凭，肯定遭人鄙视，也混不出头。辛弃疾听说后，哈哈大笑，放出豪言：“此事何难！我只消花三百个铜板，在地摊买本‘参考书’看看，就能考中进士！”果然没多久，辛弃疾科考及第。因此，宋孝宗在接见辛弃疾时，还打趣道：“哟，你就是那个，用三百铜板换来朕的爵位的家伙吗！”
辛弃疾上任伊始，就雄心勃勃地上奏，要求收复中原。26岁时，他写了《美芹十论》；31岁时，又上奏了《九议》。这两篇军事著作，都阐述“女真虚弱不可畏”，批判“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谬论，提出自治图强的具体办法以及先攻山东、次取河北的收复中原战略。
可是，宋高宗赵构只想苟安江南，而即位的宋孝宗遭受“符离之败”后，在“主和派”大臣的强烈反对下，也失去了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对北伐不再起劲。但孝宗也认可辛弃疾的才干，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之类，去镇压造反、治理荒政、整顿治安、安抚民变等。
这些职位，不算太小，俸禄丰厚，如换一个安享太平、无所用心的文人，大可优游奢华、诗酒歌舞地过一辈子，可对辛弃疾来说，却与毕生“收复山河、重回故乡”的理想相差甚远。因此，他极为失望、郁闷、苦恼，终生抑郁不得志。
在《青玉案元夕》中，他写尽元宵的奢华热闹，最后的高潮却在“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如梁启超所言“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以极委婉的方式表达人生的失意、寂寥：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失意归失意，但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期的辛弃疾却恪尽职守，绝不尸位素餐，庸庸碌碌。凡是他仕履所及之地，不论任职长短，总有一番建树。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江西茶商赖文政拥兵造反，声势浩大，朝廷虽然调集重兵镇压，却屡战屡败，连将尉都被杀几十人。宋孝宗急忙任命辛弃疾为江西提点刑狱。36岁的辛弃疾慷慨赴任，充分施展军事才华，围追堵截，仅三个月，就成功地诱杀了赖文政，干净利落地平息了茶商动乱。而他随后任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时，严明法纪，狠抓治安，使强盗几近屏迹。
在江西任职期间，辛弃疾游览郁孤台，联想到建炎二年（公元1129年），金兵侵略江西，在郁孤台残杀百姓无数，不禁抚时感事，情不能已，挥笔在江西造口的墙壁，写了一首《菩萨蛮》：
淳熙六年（1179年）春，辛弃疾从湖北调往湖南，由安抚使转任运副使。他想到自己马上就满四十岁了，却尽在这些闲职里转来转去，再也不能挥戈北上、收复故园，心里格外难受。借同僚置酒饯行之际，他写了《摸鱼儿》词：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恨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全词结构严谨缜密，章法井然有序，语言柔媚缠绵，骨子里却沉郁悲壮。梁启超评曰：“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此词中，辛弃疾表面伤春吊古，实则用春残花落、蛾眉遭妒的比兴描写，表达了忠而遭谗、壮志难酬的激愤。“玉环飞燕”借指奸臣当道；“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之语，暗喻南宋日薄西山、前途暗淡，牢骚之怨，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因此，宋孝宗听人传唱时，很不高兴，可也没弄“文字狱”来处分他。
到了湖南长沙之后，辛弃疾整顿乡社、改革税法、弹劾贪官、兴办教育等，搞得有声有色。鉴于江西、湖北、湖南诸路，曾多次爆发小规模的动乱，辛弃疾上书孝宗，认为必须“讲求强盗之术”，要求在湖南创建一支新的军队。宋孝宗特批了。辛弃疾大喜，立即着手行动。他选择五代马殷在长沙的营垒故地，修建新的军营，并计划一月内完成。可是，刚开工就碰上了绵绵秋雨，修造营栅所需的20万片瓦无法烧制。辛弃疾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下令长沙市民每户送瓦20片，立付现银，两日内便将所需瓦片全部筹足。
一月不到，长沙城内便飘起了“飞虎军”的旗帜。辛弃疾挑选了精兵强将，组成步兵2000、骑兵500，亲自坐镇，严明军纪，督导训练，建成了一支英勇威严的“飞虎军”，成为当时最精锐的一支军队。在此后的三四十年，“飞虎军”都是“江上诸军之冠”，是南宋中后期维护湖南政治局势的军事支柱，连金人都称之为“虎儿军”，十分畏惧。但辛弃疾在创建“飞虎军”时，曾受到不少人的阻挠，枢密院甚至下了一道“御前金宇牌”，命令他立即停工。辛弃疾接到“御前金宇牌”后，冷笑一声，随手扔进书柜，反而干得更起劲。直到“飞虎军”营帐完全竣工，他才把经营经过、经费开支等事项，一一向朝廷奏明。孝宗见了，也就“释然于怀”。
然而，辛弃疾的桀骜不驯，却让诸多同僚和上司很不舒服。毕竟，辛弃疾的剽悍霸气，既把他们吓得心惊胆跳，也衬托出他们的无能和孱弱，怎能不耿耿于怀呢？《贵耳集》记载说，当时的宰相王淮很欣赏辛弃疾，准备提升他为元帅，但宰相府的周益公等人坚决不同意。王淮很奇怪，问道：“幼安是帅才啊，何不用之？”周益公是官场老狐狸了，当然不会流露出嫉妒贤能之心，而是“推心置腹”地轻叹：“凡幼安所杀人命，后人追究起来，都要算到你我的头上啊！”王淮大悟，遂不复言。
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辛弃疾离开湖南，调任隆兴府（南昌）知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时值江西旱灾，粮价飞涨。辛弃疾到任后，立刻贴出“闭粜者配，强籴者斩”八个大字，狠狠打击炒粮的商人团伙，再紧急从外地买入粮食，一月内就稳定了南昌的粮价。他见附近的信州也闹粮荒，还把所买粮食分拨过去，协助对方度过难关。大灾过后，孝宗论功行赏，提升辛弃疾为奉议郎。
但在此时，憋足劲头、伺机把他排挤出去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弹劾他“奸贪凶暴”、“敢为贪酷”者有之，举报他“残酷贪饕”、“凭陵上司”者有之，检举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者有之，说他“惟嗜杀戮”、“淫刑聚敛”者也有之。终于，在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11月，这帮人如愿以偿、弹冠相庆了：辛弃疾遭弹劾落职，被彻底赶了出去。此后的20年里，辛弃疾大多呆在江西上饶的乡村里，过着无所事事的“闲汉”生活，如他自嘲的那样，“君恩重，且教种芙蓉！”
其实，辛弃疾很早就觉察到处境的危殆，曾说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也叹息“倾国无媒，人宫见妒，古来颦损蛾眉”，很清楚自己难容于圆滑畏缩的官场。罢职后，他曾十分激愤，在重阳时节写了一首《鹧鸪天》，把黑暗的官场比作“人间臭腐场”，赞美菊花傲霜耐寒，以暗示自己决不趋炎附势：
但在忿怒之后，辛弃疾又自嘲、豁达地归结为都是姓辛惹得祸，填了一首《永遇乐》，来调侃“辛”姓：
虽然壮年就丢了职，但辛弃疾毕竟是“一世之豪”，他的豪放桀骜气质、狂傲恣肆个性，一点都没有改变。他笔走龙蛇，血洒宣纸，“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遂成宋词“豪放之宗”。他经常让歌妓在筵席上演唱自己的词，还拍打着大腿，哈哈大笑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一番恣意狂傲之后，又遗憾万分，感慨道：“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作为一介闲人，辛弃疾“位卑未敢忘国”，经常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商议国事。如淳熙十五年冬(公元1189年)，他和陈亮在同游鹅湖，狂喊豪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留下了一首著名的《贺新郎》，笔力雄健，格调高昂，感情沉郁而激越：
老大犹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髮。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唤鸣瑟。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除了与朋友诗词唱和来抚平心灵的创伤外，辛弃疾就借酒浇愁，用酒浇灭胸中那万千块垒。他肆意纵酒，经常喝得醉醺醺的，跌跌撞撞地在乡间行走，舞剑挥刀，身形飘浮。到后来，他身体变差，口干舌燥，气喘如雷，也知道是沉湎酒精的缘故，就特地作了一首妙趣横生的《沁园春》，以示戒酒：
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已，真少恩哉。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平居鸩毒猜。况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
刚决定戒酒，几个好友就从城里带来一些美酒，来他的庄园聚会。辛弃疾经受不住诱惑了，踌躇片刻，自找借口说：“我怎能以戒酒为由，辜负朋友的一番美意呢？”，就心安理得地端起了酒杯。这件事，连他自己也觉得挺逗的，大笑不止，又写了一首《沁园春》，以纪念破戒成功，结尾的词句是，“还堪笑，借今宵一醉，为故人来”。
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辛弃疾64岁，他的生活又有大变化。当权的韩侂胄是靠裙带关系做上宰相的，为了在朝中树立威信，迫不及待地想进军中原、建功立业，就利用辛弃疾的声望来装点门面，任命他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老当益壮的辛弃疾看到了收复河山的希望，不禁信心满满、精神抖擞。他到绍兴会稽创建了秋风亭，积极地向韩侂胄建言策划，希望做好进军前的具体准备，如派人去金国侦察敌情、赶制军装、训练军队等。在晋见宋宁宗时，他还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的话。
开禧元年（1205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他登上镇江名楼京口北固亭，眺望长江以北，伤今怀古，感慨万千，作了一首千古传颂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首词意境深宏博大，格调沉郁顿挫，用典与抒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被杨慎评为“辛词第一”。据《桯史》记载，辛弃疾写完这首词后，特地大开筵席，一边令歌妓演唱，一边挥打拍子伴奏，还请在场的每一个文人提点批评意见。但大家觉得辛弃疾是大词家，恨不能溜须拍马，只吹嘘他写得好，绝不肯自讨没趣的。辛弃疾听了，沉吟不语，摇着羽扇东张西望，很是失望。恰逢岳飞的孙子岳珂也在座，凭着年少气盛，就昂然站出来，大声说：“作诗填词，需要融会古今，我乃一介小孩，懂得不多，不敢多说。但是，当年范仲淹曾悬赏千金，求人修改一字；如果辛公也有此心，我愿意罗唆几句。”
辛弃疾大喜，督促岳珂赶快说下去。岳珂便放胆直言：“这篇词确实豪视一世，唯独用典太多，恐后世不易理解尔！”辛弃疾喜不自胜，给岳珂斟美酒道谢，并向着满座诸人，大笑道：“呵呵，后生可畏！岳小哥真是一语中矢，切中老夫作词的大毛病啊！”于是闭门苦思，反复推敲数月，到最后，还是觉得这些典故恰到好处，就未改一语。
辛弃疾镇守镇江，虽表示坚决支持北伐，却对韩侂胄的轻敌冒进，感到深切忧虑。他深知战争决非儿戏，一定要知己知彼，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借怀古以言时事，提醒朝廷应吸收宋文帝草率用兵的失败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可是，韩侂胄从未想过由辛弃疾主持战事，不仅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还猜忌他的忠心。当年秋天，辛弃疾就被人弹劾“好色贪财，淫刑聚敛”，再次罢职，失望地回到江西铅山瓢泉，锄田耕草，打发时光。不幸的是，辛弃疾的担忧全都变成了事实：开禧二年（1206）五月，南宋下诏伐金，果然全线溃败，只得再次向金求和。当闲居乡村的辛弃疾听说宋军败绩、损失惨重时，顿时痛心疾首、悲愤交加，从此一病不起。
南宋战败后，耀武扬威的金人提出，要议和可以，但必须以韩侂胄的人头作为议和条件！韩侂胄恼羞成怒，想再次对金用兵，就又想到了辛弃疾，急忙以兵部侍郎等职任之，望他出山收拾残局。
开禧三年（1207年）秋天，重病缠身的辛弃疾躺在病床上，听了韩侂胄发来的任命诏书，唯有仰天悲叹，上奏请辞。但金人紧逼、形势危急，韩侂胄只得死死抓住辛弃疾不放，还以为辛弃疾嫌弃官职太小，又慌忙进封为“朝请大夫、朝议大夫、枢密都承旨”，命令辛弃疾立刻到临安奏事。可诏书还没到达瓢泉，68岁的辛弃疾便“大呼杀贼数声”，于9月10日忧愤而殁。
辛弃疾豪爽刚烈，崇尚气节，“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也喜欢结交热血男人如陈亮等，但他心胸宽广，并不排斥与温和儒生的交往。辛弃疾曾与朱熹同游武夷山，写了《九曲棹歌》，仅算泛泛之交。韩侂胄执政时，宣布道学为“伪学”，严禁朱熹讲学；朱熹受尽迫害，以致去世后，门生故旧无人敢去送葬。唯独辛弃疾写了祭文，亲自前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辛弃疾小陆游15岁，在任职绍兴知府浙东安抚使时，登门拜访了陆游，两人相见甚欢。陆游作了《送辛幼安殿撰造朝》诗，为辛弃疾送行，云：“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称赞辛弃疾的才能，把他比作管仲和萧何，可惜“生不逢时”、“大材小用”了。辛弃疾去世后，陆游在绍兴沉痛悼惜，留下“君看幼安气如虎，一病遽己归荒墟”的祭诗。
辛弃疾一生追逐英雄梦，写词只是业余闹着玩儿，却以一代“词宗”扬名后世，为历史留下了“大声鞺鞳，小声铿锵，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豪放“辛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同写豪放词，“辛词”和“苏词”又有差异，正如王国维所评：“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
虽为一代“词宗”，精通文学，但辛弃疾行武出身，和传统的文人都不一样。因此，他写的词，和所有文人的词都不一样。“稼轩词”似乎不是用笔墨写成，而是以刀剑刻成：金戈铁马的凛冽、沙场杀敌的磅礴、报国无门的悲愤，莫不觉壮声英慨、荡气回肠；而那种英雄末路的孤傲、壮士拂剑的沉勇、烈士暮年的慷慨、乡间野老的旷达，更是忠愤之气、拂拂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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