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孔子之十五:孔子为什么没有殉道

很多人一直“遗憾”中国的圣人缺乏悲剧精神。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虽说过这样让人血涌的豪语，他自己并没有实现“杀身成仁”,却得享天年。西元前479年一个春寒未尽的四月天，孔子留下“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的哀叹后，以当时并不多见的七十三岁“高寿”，在卧榻上逝去。相反，西方文明两大源头处的“圣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耶稣，都为道而殉身。

孔子死后90年的西元前399年6月一个傍晚，雅典以“妖言惑众”罪判苏格拉底死刑，为了法律的尊严，苏格拉底放弃逃生的机会，“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让雅典杀人吧！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

西元30年左右，三十多岁的耶稣以在十字架上被钉的受难，完成了其神的使命。很多人不是基督徒，但是，看到梅尔吉普森拍摄的电影《耶稣受难记》，耶稣的受难却让我感受巨大的心灵震颤。

苏格拉底和耶稣都走上了悲剧的结局。中国的圣人孔子似乎给人的印象总是一幅道德相，要么似乎“永远不生气”的和乐模样。其实，人们忽略了，以“救世”为人生奋斗目标的孔子，在五十多岁时放弃大司寇高职“西飘”寻找理想，十四年中，也是有多次“机会”为“主义”献身的；而且，起在历史的使命感下，临危不惧，临难不苟，与苏格拉底以至耶稣一样悲壮。只是命运眷顾，没有让孔子“牺牲”。

孔子第一次险些“遇难”是54岁从鲁国政治“出走”，到了第一站卫国十个月后不如意，准备到陈国碰碰运气。路上在一个叫匡的地方，弟子颜刻替他赶车，颜刻用马鞭子指着说：“从前我进入过这个城，就是由那缺口进去的”。匡人误以为是曾经残害暴虐过他们的鲁国人阳虎，颜刻曾经跟随过他，于是匡人就围困了孔子。巧合的是，孔子的模样很像阳虎，所以被困在那里整整五天。匡人围攻孔子越来越急，弟子们都恐惧害怕起来。孔子此时却说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如予何！”意思是，“周文王已经死去，文明不就在我们承担着吗？如果上天如果要毁灭它的话，就不会让我们这些后死的人承提起维护它的责任。上天如果不灭，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以文明的担当者的自信，对抗现实的灾难。不过，在安慰徒弟们之余，孔子心中恐怕已经做好了殉道的准备。

孔子第二次遇到威胁是到自己的“老家”宋国。二百年前，孔子祖上当过宋国的大司马，可惜，如今他还没进城，在宋国的一棵大树下与学生“演练”礼仪之时，宋国的司马桓魋，因为曾因奢侈遭受过孔子的责备而怀恨在心，就要报复杀孔子。桓魋估计也只是流氓、武夫对待文人的方法，“吓唬“一下孔子，“希望”看到胆小文人屁滚尿流地逃跑。所以，当孔子师徒在大树下习礼之时，他并没有直接杀人，而是带着兵马把大树给推倒了。弟子们看势头不对，催孔子快走。没想到孔子浑然不惧，“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在武力的威胁恫吓下，孔子保持了文人的尊严，武夫虽有刀枪，我有天德，何惧何怕？当然，现实中文明在暴力往往前是弱者，孔子不是后世的腐儒，“以卵投石”，最后还是赶快走了。

在陈国呆了几年，孔子依然郁郁不得志，再次“出走”，路过一个叫蒲的地方，正好遇上有人搞叛乱，扣留了孔子。孔子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孺的，身材高大，有勇力，自己带了五辆车子跟随孔子到处“兜售”仁的政治理想。他对孔子说：“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公良孺跟蒲人以死相拼，蒲人有些恐惧了，对孔子说：“如果你不到卫国去，我就放你们走。”孔子与他们订立了盟约。孔子结果就是去了卫国。他的学生子贡不解地问：“盟约可以违背吗？”孔子说：“在要挟下订立的盟约，神是不会认可的。”

这次遇难，孔子不守盟约让人有些失望。然而，孔子并非没有殉道的精神和勇气，而是像鲁迅曾经说过的，不做“无谓的牺牲”，其在“背叛”要挟下的盟约，也正是勇者当有的机智。而当又一次更大灾难的“考验”降临，孔子那种以“道的化身”和“担当者”所具有的无畏和坦然，才让人看到了殉道者的东方气质。

在列国奔波多年，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凄凄惶惶，但仍心存理想，不言放弃。他又“流落”到了蔡国，获得了一个去当时强国楚“大干一番”的机会，陈国、蔡国一些大夫却担心对他们心存不满的孔子一旦在楚得势，将会对他们非常不利。“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所谓“兴”，即站起，陈蔡大夫当然还不敢杀孔子师徒，却要活活饿死他们。

可以想象，如果围困孔子他们的仅仅三五十兵卒，以“好勇力”子路为首的孔子弟子当可“应付”突出重围的，从孔子师徒束手无策、听天由命了来看，围困他们的该有几百上千人之多。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耶稣，恐怕都没有过中国文化“圣人”大兵暴力围困的遭遇。

对于孔子人生中的这个艰难之际，当代作家李敬泽称为“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如同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临难。我以为，这是一种非凡的历史判断。因为，正是孔子厄于陈蔡之间的精神态度，不断激励以后中国文人，在先天命运式的苦难中，保持可贵的精神尊严和追求。

这是西元前489年的河南偏僻东南部，孔子与他的学生们已经被困数日，已经断粮了，还有远处手持兵器的“大兵”，恐惧在弥漫，饥饿在加剧，跟随的不少人都病倒站不起来了。这时候的孔子在干什么呢？“孔子讲诵弦歌不衰。”

死亡的威胁最能“逼出”一个人的境界，孔子交出的答卷是镇定与坦然。“讲诵弦歌”本是他平日的生活常态，此时他不留“遗嘱”，也无豪言，而是一如既往。年轻人都饿倒了，年纪最大的老夫子却还像没事人似的，讲习诵读，鼓瑟而歌，“谁都看得出，这不是身体问题，这是精神问题。”也许要殉道吧，与催人眼泪加温血液的牺牲相比，孔子表现出了一种波澜不惊的“冷悲壮”，殉道的东方气质，显露无遗。

如此危险之境，孔子还有心情“讲诵弦歌”，他的学生坐不住了。心直口快、好勇力的子路怒问：““君子亦有穷乎？”“穷”并非金钱的匮乏，那叫“贫”，穷乃指困厄、艰难窘迫，与“达”相对，亦“穷则独善其身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中之“穷”意。子路气呼呼地说：“君子难道也有这样的困境吗？”孔子每每教他们做君子的，让学生持守“君子”理想，不做“小人”，却落得个即将饿死的悲惨命运。孔子要给予信服的解释。

孔子的回答是：“君子穷困之时还有操守坚持，但是，小人失意穷困的时候便没有原则地无所不为了。”当然，这样的话还不能让弟子们“满意”。面对被置于危险境地心有不满的学生们，孔子便用同题测问主要弟子：“《诗经》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然而它却排徊在旷野上’，难道是我们学说有什么不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

子路说：“大概是我们的德还不够吧？所以人家不信任我们；想必是我们的智谋还不够吧？所以人家不放我们通行。”孔子说：“有这样的话吗？仲由啊，假使有仁德的人必定能使人信任，哪里还会有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呢？假使有智谋的人就能早行无阻，哪里会有王子比干被剖心呢？”

子贡的回答是：“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老师何不稍微降低一些您的要求呢？”孔子说：“赐啊，好的农夫虽然善于耕种，但他却不一定有好的收获；好的工匠虽然不精巧的手艺，但他的所作却未必能使人们都称心如意。有修养的人能研修自己的学说，就像网一样，先构出基本的大纳统绪，然后再依疏理扎，但不一定被世人所接受。现在你不去研修自己的学说，反而想降格来敬合取容。赐啊，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

到了颜回时，他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指不修业，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大哉颜回！这简直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宣言。通过他的口，说出了孔子欲道而未阐发的“君子固穷”理论，所以，“孔子欣然而笑曰：‘是这样啊，颜氏之子！使而多财，吾为而宰。’”在生命的危险时刻，孔子获得了“知音”，还能笑得出来。中国圣人面临苦难，没有西方的那种悲情和伤痛，而是在不改志趣的自然当中，对抗一点点毁灭理想、追求和信念的现实悲剧，让它们获得了厚重的价值基础。“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面临死境，孔子不乏蹈仁殉身的勇气，却是在一种不为所动的安然大气中赴难。而孔子这次人生最危险时刻的表现，成为此后多灾多难的中国文人面临现实中的苦难、困厄不苟不惧的伟大精神源泉，所以，这已不是他一个人的遇难考验，而是关乎中国文化和精神的关键事件。

对于这件意义深远的精神事件，中国精神的《吕氏春秋》中有更加戏剧性的描述。

“子路与子贡相与而言曰：“‘夫子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藉犹辱也。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之无所丑也若此乎？’”您老家一生不断从失败走向新的失败，被逐出鲁国，不得志于卫国，在宋国演礼被拔树恐吓，如今又面临危险之境。而您却还奏乐唱歌，难道君子竟然像这样还不以此为丑吗？这话的杀伤力够大的，把孔子多年的理想主义追求完全当作无意义的行为。

孔子憱然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小人也！召，吾语之。”“是何言也？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论语》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会稽。陈、蔡之厄，于丘其幸乎！”

“子曰”中竟然引用孔子死后才成书的《论语》，《吕氏春秋》对此事的描述显然包含了不少附会、想象成分，李敬泽《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中引用时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过，其记述当也是一种合理性想象和延伸。

针对弟子也是面对历史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由孔子口中而出，也许更为有力吧。随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执干而舞。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

“假如有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的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被侵略军人杀死前还在用树枝在地上演算一道几何题，是科学家面临死境时无畏的悲壮。孔子则在“讲诵弦歌”中迎难，在保持了精神的尊严的悲剧中，展现了东方式的淡然和超脱。

不过，孔子“杀身成仁”的机会还是泡汤了。“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然而，东方圣人就是这样，不惧任何灾难，坦然应对穷困，却不会坐以待毙，做无谓的牺牲。多次履难而脱险，这也许是孔子个人的天命，更是是中国文化的天命。在苦难灾厄前，孔子东方式的超越、坦然，同样将人字写得很悲壮，写得高大而工整，并不脱人间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