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76年初冬的一个大雪之夜后，开封府尹、晋王赵光义的世界一下子豁然开朗：他在宋太祖赵匡胤的灵前登上了皇位，大宋王朝进入了宋太宗时代。但关于“烛影斧声”的种种传闻，一直让人们对宋太宗即位的合法性产生怀疑，特别是几年后赵匡胤的大儿子也被迫自杀后，宋太宗似乎感到四周都充满了质疑的声音。据说宋太祖宋太宗的母亲杜太后，临终前与宋太祖进行了一次讨论皇位继承人的对话，当时在场的还有开国大臣赵普。这次谈话后杜太后与赵匡胤签订了一份关于选择帝国继承人的秘密文件，这就是所谓的“金匮之盟”。这份“盟书”由“谨密宫人”保管了二十年后，突然被宋太宗和赵普在太平兴国六年（981）“解密”，盟约内容大白于天下，自上台以来一直提心吊胆的宋太宗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这确实是证明他上台合法最有力的一份文件。但这份“金匮之盟”同样饱受猜疑，对其真伪的研究成为上个世纪宋史学界的一个热点，并在上世纪末以几位杰出学者“证真”，划上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如今尘埃落定，很少再听到对这一学术旧案的讨论声音，似乎我们已经充分探明了历史的真相。但历史研究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历史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弥缝无疑”、“分毫不爽”的解释时，恰恰应该引起我们这些阅读历史者的警惕。对这一学术旧案的重新检讨，有利于反思我们以往的历史研究，从而在方法论上获得一些新的启发。就让我们略过历史上的那些揣测、怀疑和信誓旦旦，直接从学人们的研究说起吧。
一、“金匮之盟”的真伪之争
大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金匮之盟”在宋史研究上几乎已成为铁案：这是一份伪造的文件，是宋太宗和赵普合作炮制的，目的是为宋太宗坐稳皇帝的位子，而赵普也在这个事件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这种否定“金匮之盟”真实性的声音虽然一直不绝于耳，但其中最有力的声音来自三个宋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他们分别是邓广铭先生、张荫麟先生和吴天墀先生。他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几乎同时撰文，指出“金匮之盟”是伪造的。这样的看法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1989年施秀娥先生发表《宋太宗继统考略》，提出关于“金匮之盟”，“虽然史载多有互相抵牾之处，但基本上事实是一致的。仅从细节中挑出‘破绽’而认定是‘伪造’，是‘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齐鲁学刊》一九八九年第六期）但非常可惜的是，这篇文章没有为自己的论断给出更多的证据支持，因而没有什么太大的学术反响。质疑“金匮之盟伪造说”（以下简称“伪造说”）真正有分量的声音是1993年王育济先生发出的，他发表了《“金匮之盟”真伪考——对一桩学术定案的重新甄别》一文，引起巨大的学术反响（《山东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同年稍后，何冠环先生发表了《“金匮之盟”真伪新考》（《曁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3年7月），也对“伪造说”提出质疑。两位先生虽然讨论的是同一事件，结论也大体相似，但论证角度和方法不同，各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此二文一出，使学界对“金匮之盟”的研究一下子提到一个全新的层次。虽然我所尊敬的徐规老先生曾给持“伪造说”的吴天墀先生写了一封信（《关于“烛影斧声”疑案的学术通信》，见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年第4期），为“出版界喜刊布新奇之文字”而感到“殊堪浩叹”，给这股“金匮之盟”翻案风泼了点冷水，但是据笔者有限的视野，至今未找到学界对王、何二先生论断有力的批评（倒是找到几篇抄袭二先生主要观点的文章，说起来也是“殊堪浩叹”的）。
持“伪造说”者的一个主要证据是，“金匮之盟”的内容是杜太后要求宋太祖传弟不传子，这不符合常理。这种看法实际上由来已久，也比较符合一般人的历史阅读经验，但是这个经验恰恰不符合由五代入宋的具体历史情境。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据何冠环先生的考证，五代君主13人，“能够享国超过10年的，绝无仅有（梁末帝，913~922在位，勉强做了10年，最后是亡身亡国）；而死于非命的，却超过半数（7人），我们凭什么推论，杜太后竟会盲目乐观地设想太祖可以打破‘宿命’，而不以周世宗（954~959在位），嗣以幼主而失国之事为鉴？”笔者特别欣赏这段论述，因为我在自己的论文里也提到“六代”宿命问题，读到何先生文章有遇知音之感。不过对这一问题条分缕析、论辩更为有力的还是王育济先生，他从门阀政治在五代逐渐崩溃这一大的政治史发展背景入手，详细论述了五代十国期间皇（王）位传立观念上的变化，传立弟、侄或者养子，而不传立幼年甚至成年亲子者屡见不鲜，比比皆是，“宋朝作为紧接五代之后的一个新王朝，自然无法完全摆脱上述历史氛围的影响”，认为“金匮之盟”里提到的传位方式“不过是五代十国时期流行的传立方式的一种沿袭，其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完全相合，与宋王朝处理类似政治事务（如宗室封建传袭）的原则亦正相一致，与当时人的观念亦不相悖，实无任何离奇之处”。王先生的论证颇见史学功底，可谓反驳“伪造说”最有力的论证，至少在这一问题上，他的观点被商榷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另外让持“伪造说”者疑窦丛生的是，如果当年真的曾经立下这样一份文件，宋太祖为何不予公布，赵普为何一直不敢泄露？为什么非要等到宋太宗要迫害其弟赵廷美时才突然冒出来？何冠环先生认为“太祖大概觉得没有需要改变五代以来不正式立储的习惯，因为一旦宣示盟约，就等于正式立太宗为皇储，站在太祖立场，不正式立储，太祖就可以保留最后的选择”。如果真的公布了这份文件，“对太宗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但对太祖来说，这样做就等于给自己戴上了一幅枷锁”。这实际上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政治智慧，何先生在论文注释中，以清代“秘密建储”的做法为例说明此问题，我认为极有见地。至于赵普为何后来又跳出来曝光这份文件，以及多大程度上的曝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说明“金匮之盟”必然是伪造的。实际上赵普“善窥形势，老谋深算”，太宗即位之初，不会贸然公开这个秘密。而且他与宋太宗之前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太宗即位前他一直劝宋太祖放弃传弟的打算，（也就是背弃“金匮之盟”），如果太宗一上台他就跳出来献出这份文件，在政治上也会显得太笨拙幼稚，我想他那样做不仅不会赢得宋太宗的尊敬和宠信，大概会面临更加凶险的命运。王育济先生也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但局于他提出的“三传约”变“独传约”之说，似不够理豁。
另外持“伪造说”者还提出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果“金匮之盟”确实存在，那为什么在《太祖旧录》没有记载，而仅见于《太祖新录》和《太宗实录》中？为什么《太宗实录》里说宋太宗没有参预订立“金匮之盟”，而《太祖新录》里却说他立约时也在场？关于这些疑问，王育济先生在自己的文章里作了详细的分析，笔者大体认同王先生的看法，但稍存异议。《太祖旧录》成书于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九月，王先生认为其时赵廷美“尚正势盛”，太宗既然不愿将帝位复传于廷美，当然不会允许在《太祖旧录》中记载“金匮”一事。而我的看法是，此时赵普尚未曝光“金匮之盟”，这在当时还属于一个惊天大秘密，书写《太祖旧录》的史臣们录无可录。而《太祖新录》成书于真宗时期，此时“金匮之盟”早已公布，史臣将此事编入书中，合情合理。《太宗实录》虽然也成书于真宗时期，但王先生认为“其所依据的材料则主要为太宗起居注，而历史上皇帝亲自调阅起居注者，则恰恰始于宋太宗。故可以断言，《太宗实录》所记金匮之事，必为太宗生前所钦定。”我同意王先生的这一部分论述，因为太宗的起居注具在，且经过太宗审订，真宗朝的史臣们如果妄加“金匮之盟”的内容，反而显得不合情理。所以我认为宋太宗确实没有参与立“金匮之盟”，《太宗实录》没有相关记载，恰恰反映了事实的真相，而不是宋太宗苦心设计的骗局。
但是王育济先生不是这样认为。他在通往真相的路上稍微多迈了一步，这一步确实给我们以很多的启发，但因使历史事件看起来太符合逻辑，反而显得有点让人放心不下。王育济先生提出了“金匮之盟”的“独传约”和“三传约”问题，这对解决“金匮之盟”问题带来哪些新的思路呢？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