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上与学士杨溥论人才，溥对曰：“严荐举，精考课，不患不得。”上曰：“此尚非探本之论。若不豫为教养则人才日坏，犹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也。”溥顿首称善。
居士曰：国家对官员只承担考核任务，而不具备教育任务，有秩序的开会、培训是可以做到的，但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些会议和培训能够被官僚接收并实践。而进行定期考核，有效监督，则能将保障其行政质量，促进官僚机制内的淘汰和改革，同时此种制度也能促进官僚们进行自我学习和自我提升，所以杨溥提出的建议远比朱瞻基的意见要高明得多。
第二十一卷纪十一
明宣宗宣德六年（辛亥，公元1431年）
时天下承平，上颇事游猎，（陈）祚驰疏劝勤圣学。其略曰：“帝王之学在明理……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命儒臣进讲，非有大故，无得间断……”上见疏，大怒曰：“竖儒谓朕未读《大学》邪？薄朕至此，不可不诛。”……又逮其家人十余口，隔别禁系者五年，祚父竟瘐死。
居士曰：陈祚不过是提出一个建议，并没有对朱瞻基进行讽刺和侮辱。只是其中含义有认为朱瞻基没读过《大学衍义》的意思，竟然引发朱瞻基的勃然大怒，这就不但是君王专权制造冤狱的问题，而且也是个人素质和修养的问题。作为朱瞻基来说，如果他真的饱读诗书，是不担心别人对他的学识和读过的书进行质疑的，惟其愤怒证明了他在学识方面的浅薄；而就《大学衍义》这部书来说，其中又详细探讨修齐治平，朱瞻基若真的领悟其中的道理，也不会如此修养，不会在皇帝任上耽于享乐，更不会由此制造冤狱，所以他的读过只是翻过此书，不等于真正把此书读透、读到骨子里。朱瞻基的愤怒与他对陈祚的株连证明了他连做一个普通人都不合格，更遑论去做皇帝。
明宣宗宣德七年（壬子，公元1432年）
五月，上御便殿．阅《宋史》，谓侍臣曰：“宋有国三百余年，武事终于不振，何也？”对曰：“宋太祖、太宗以兵定天下，其子孙率流于弱，致武备不饬。”上曰：“宋之君诚失之弱。然其将帅，虽才亦不得展，盖为小人所蔽耳。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过也。”
居士曰：宋朝武将才能得不到施展不是因为小人谗言，而是他们得不到授权，皇帝们始终怀疑他们的忠诚，所以对武备尤其境界。（详细的情况请参考《续资治通鉴评论》）而尤为糟糕的是，现在明帝国的情况不但是怀疑武将，而且怀疑一切大臣，试图在群臣手中夺权，才导致宦官和宠臣专权，出现了诸如刘瑾、魏忠贤（太监）和严嵩（宠臣）等一系列权奸型人物。
明宣宗宣德八年（癸丑，公元1433年）
陈建曰：大臣以陈善格君，匡国宁民为职……杨文贞前讥蹇义……今乃因张灯之盛，作《太平圣德诗》，去蹇何能以寸……宜乎李文达……谓诸人依违承顺之不暇也。
居士曰：陈建的评论属实，但他却没有探讨出杨士奇歌功颂德的根本原因，即专制会让人失去骨气。如果一个制度是民主的，只是领袖独裁，则其统治下必有有道德的知识分子依据当时的制度敢于对统治者进行反抗。而一旦陷入独裁制度，再有骨气的人都只剩下了歌功颂德一条路，杨士奇是一个榜样，郭沫若和艾青同样是榜样。
明英宗宣德十年（乙卯，公元1435年）
时左右有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者，太后日：“毋坏我祖宗法！”
居士曰：张太皇太后没有必要垂帘听政，因为一切政务都是在内廷决定的，外朝的讨论已经难以决定政策的大局，所以垂帘与否对于张女士来说意义不大。不过这种制度并不能代替内外朝的制度，因为政策只有经过外朝的详细分析、讨论才能保障决定的科学，因此有人认为皇帝不上朝不等于不处理政务，便为稍后朱厚照、朱厚熜、朱翊钧等长期不上朝的皇帝开脱，同样是一种无知之举。因为处理政务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政务，怎样更加地处理政务，所以朱厚照等人作为皇帝完全失职是不需要讨论的。
六月，丁未，令天下瘗暴骸。
居士曰：这已经不是国家第一次下命令掩埋全国尸骸，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公元1434年）五月，前后只有十三个月。可见在朱瞻基治下，民众饿死已成为普遍现象，我们为当时的民众生悲，也为历史学家美化这一时代为“仁宣之治”而感到遗憾。
以王振为司礼监。振少选入内书堂，侍上于东宫，为局郎，狡黠得上欢……自此招权纳赂，诸大臣自士奇以下，皆依违莫能制。
居士曰：说王振讨好朱祁镇表现史官毫无常识，盖当时的政治是由后宫决定的，王振讨好朱祁镇没有用。如果他在此时即进行专权，太皇太后张女士为首的后宫会出面将他解决。稍后，朱祁镇做了一系列改革，本年他不过是个就岁的孩童，如果他的改革出于后宫，则证明王振无法专权，如果出于王振，证明此人并非缺乏政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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