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五卷纪七十五
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公元1614年）
五月，甲寅，雷震密云军台，火药、火器俱烬，击死南兵一人。
居士曰：“南兵”一词最早出现在《明实录》公元1559年十二月的傅镇上奏里，指代南方士兵，但真正具有划分意义的则是在1568年五月戚继光训练出的士兵称为“南兵”。而后来李如松入朝参战，朝鲜将戚继光余部的吴惟忠、骆尚志等人称为“南兵”、李如松本部为“北兵”，认为南兵优于北兵。李如松论功行赏时重北轻南，于是双方争执开始。现在，南方军队北调保卫首都，当然受到所在势力的特别关注，此处之所以写“击死南兵一人”而不是“击死士兵一人”原因在此。同时这种表述也意味着军队中的党争已经无可挽回，稍有突发性事件就能够引发双方矛盾。明朝末期，守卫北方的主要是北军，而南方的军队如史可法、左良玉等虽然还能够拼死一战，但并没有及时对京师救援，原因恐怕也在于此。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明朝的主要支持者正是北军，而明亡以后南军才发挥作用，建立南明。自然的，南明各派系内斗也可以理解为南军内部的派系党争——如果用这个视角去研究明朝中后期的军队变化和政治结构变化，或许还能够得出更加有趣和有益的结论。
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公元1615年）
山西巡抚吴士度言：“国家建藩颁爵，自亲王、郡王至将军、中尉，俱有定禄。年来宗支繁衍，间有无禄极贫，或以擅婚私滥，妾之子不敢请名者，或已请名而家贫不能封者，与孀妇身无所依者，每名月给米一石，折银一钱，于各府正项粮银内支给。”从之。
居士曰：虽然妾生的孩子按照当时的国家法律确实不敢注册皇族身份，但是他们待遇和所具备的社会背景仍然比平民较好，自力更生的方式和手段要较一般的平民更为充裕，而他们仍然不能够自立，丝毫无益于国家。即使在专制时代，国家也不应该出钱奉养这样皇族的废物，应该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教育，否则即赶出皇室家门，对于那些已经进行教育的进行科举选拔，或允许他们务农等，降低国家成本，才是上上之选。按照人口专家安借生的推算，截止到明末，朱元璋的子孙已有一百万人之多。依照韩寒的混账逻辑，朱元璋的子孙频道繁殖，最后搞成了全国都是朱元璋的子孙，也就等于没有人是朱元璋的子孙。但这只是小学数学的算法，不是社会学的算法。社会学的算法是，在全国都变成朱元璋的子孙之前，特权阶级逐渐增加，普通民众负担加重，社会环境失去平衡，李自成等也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忍无可忍走上了反叛的道路。
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公元1616年）
是月，雨红、黑、黄三色雪，屋上多巨人迹。
居士曰：完全不懂，似乎与不明飞行物或超自然现象有关，姑且保留在此，以待方家。
时青州举人张其猷，上《东人大饥指掌图》，各系以诗，有“母食死儿，夫割死妻”之语，见者酸鼻。流离入江淮间，遂成人市。
居士曰：“人市”二字令人心惊，山东已经严重饥荒，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生活而是生存，所以买卖人口不是为了将妇女儿童迈向富有的人家，成为他们的妾妇或者为其奴役，而是将这些人放在市场成为其他人口中的食物。至于“母食死儿，夫割死妻”其实也是生存到了最后的关头，不得不然。山东从去年三到六月就已经不再下雨，当地政府完全应该及时准备赈灾，以防范不时之虞，而不是等到七月时才想起赈灾。而国家的救济资源显然已经经过一年之后，仍然没有发放到灾民手里，导致出现这样的局面。
巡抚李长庚言：“㴶一罪囚耳，而仓猝成定乱之功。其佯为从贼，智也；戮力歼贼，勇也；事平就狱，口不言功，忠也。虽杀人者死，国有常刑，而《会典》亦有犯斩立奇功准赎之例。乞宽一面，开义士自效之门。”上命释之。
居士曰：张国柱的军队不过区区五百人，而且如此畏惧官军，证明他们本身是安于统治的普通百姓。这是因为山东地区的赈灾很久不到，只能反抗以求生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算是官逼民反，绝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屠杀，因此杀掉这些叛乱者，属于不人道的行为。王㴶利用张国柱等人对他的信任展开屠杀，属于没有信用的行为。张国柱等人打开监狱放他出来，而他却对张国柱背叛，属于不讲义气的行为。不仁、不信、不义，而明政府却将他视为智勇忠之辈，是非颠倒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道德沦丧只在一念之间。
是岁，正月，大清太祖高皇帝受群臣尊号，建元天命元年。
居士曰：如果按照夏夑的解释，努尔哈赤接受的尊号是“覆育列国英明皇帝”，而“天命”则是努尔哈赤的年号。此事亦见于《开国方略》（《清帝外纪》引），并非夏夑空穴来风。但按照孟森的解释，努尔哈赤并不是皇帝而是大汗，“天命”是尊号，并没有建元（《明清史论著集刊·清太祖所聘叶赫老女事详考》）。考察《满文老档》，努尔哈赤被尊为天命汗以后，仍用干支纪年，且并无努尔哈赤称帝事。何况称帝意味着将与明朝分庭抗礼，这种大事明朝本应该有所反应，但从这是明朝的表现来看，并没有任何突出的表现，也没有将辽东事态提上日程。所以孟森的意见自有其道理。至于其国号，凡五变，我们不予考究。以下按照元朝之例，将之统称为“后金天命汗某年”，皇太极的“天聪”时代称为“后金天聪汗某年”，而皇太极改元“崇德”以后再以年号称之。
第七十六卷纪七十六
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己未，公元1619年）
镐议分兵四道……各总兵官誓神明，宣军令，斩抚顺阵逃之指挥白云龙以徇于众，期以二十一日后分道出塞，会师于二道关。
居士曰：杨镐分兵是为了让部队之间能够相互接应，但问题在于即使相互接应，对努尔哈赤的作战主战场也应该设在辽东境内，所接应的部队仍需要南下。不如派出轻骑兵作为前哨接应引路，最后大军抵达二道关后统一行进，方便对敌方进行包抄。
綎行二十里，闻炮声大起，心恐西路军专其功，亟下令弃鹿角而进。道狭，分四万兵为四军，前二军皆其精锐……綎战没；养子刘招孙者，最骁勇，突围，手格杀数人，亦死。士卒脱者无几。
居士曰：与杨镐不同，刘綎百战名将，恐怕不会不知道分兵的劣势。但他仍然坚持分兵，无疑是利令智昏，过分相信自己名将的身份，及于建立军功，所以心存侥幸，没有排查前途中可能遭遇的伏击，最后被努尔哈赤分兵打败。杜松为杜桐之弟，在宁夏起家，守卫辽东，属于“北兵”系统，而刘綎为刘显之子，刘显为戚继光部下，属于“南兵”系统。所以刘杜之争实际上仍然是南北兵之争在战场上的延续，党争导致名将之死，萨尔浒之战大败，战场胜败的局面至此已定。
福建盗起。时漳州府奸民李新，僭号洪武，结海寇袁八老等率其党千余人流劫焚毁，势甚猖獗，巡抚王士昌，檄副将纪元宪、沈有容等率官兵讨平
居士曰：民众之所以使用朱元璋的“洪武”年号，是因为明朝历代皇帝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个值得民众怀念，民众只能在美化开国君主的过程中为绝望的生活找寻最后一丝希望。
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公元1620年）
（李）珲疏辨：“二百年忠诚事大，死生一节”，词极剀挚。礼、兵二部“请降敕晓谕以安其心”，上是其议，然敕令陪臣赍往，不遣官也。
居士曰：明朝与女真之间的战争，是明亡清兴的大变局，而李珲将它视为地方性的反叛，所以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如果从王朝兴废的大视角下来看待朝鲜，则李珲的理论完全没有理论依据——朝鲜对明朝固然是二百年来没有二心，但在元王朝、宋王朝的时候又何曾有过二心？作为附属国，都是服从兵强马壮而已。无论是日本还是北方游牧民族，但凡进攻中国的，无不选择朝鲜半岛作为跳板，一方面可以作为战略缓冲，另一方面可以立足朝鲜，全面控制东北，以东北作为进入到中原地区的突破口。所以此时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进行周密部署，将朝鲜废藩置县，成为东北的一部分，一劳永逸解决踏板地区的边防问题。
御史桐城左光斗趣（方）从哲问安，从哲曰：“上讳疾。即问，左右不敢传。”涟曰：“昔文潞公问宋仁宗疾，内侍不肯言……公更当宿阁中。”从哲曰：“无故事。”涟曰：“潞公不诃史志聪乎？此何时，尚问故事耶？”越二日，从哲始率群臣入问。
居士曰：方从哲与左光斗所说的“故事”含义不同。左光斗以前朝代宰相的历史作为证明，但是对于明朝来说，内阁首席大学士虽有宰相之名，但并不是宰相，其权力完全受到皇帝左右。而在朱厚熜、朱翊钧等人的统治之下，国家大事完全取决于皇帝好恶，所以方从哲需要的是在这些独裁者统治之下产生的“故事”，方便为自己免罪，而不是从历史借鉴的角度，想要稳定国家的政局。
明光宗泰昌元年（庚申，公元1620年）
或言“登极则人心安”，涟曰：“安与不安，不在登极早暮。处之得宜，即朝委裘何害！”议已，出，过文华殿，太仆寺少卿徐养量、御史左光斗至，责涟误大事。唾其面日：“事脱不济，汝肉足食乎？”涟为悚然，因语锦衣卫严缇骑，内外防护。
居士曰：杨涟的意思是以当时的政体而言，明朝有没有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机关的有效运行，事实上可以完全以皇帝的名义发布政令，如果这个方法得到运行，则明朝后期权力将由内阁主导，战局、政局或许能有所改观，但左光斗等人已经是标准的奴才性格，非要独裁皇帝不可。于是明朝瓦解日益加速。
御史左光斗上言：“内廷之有乾清宫，犹外廷之有皇极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倘及今不早断，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后之祸将见于今。”……皇长子深以光斗言为善，趣择日移宫。
居士曰：李康妃虽然有野心，但她之能够控制内廷，而她的家族在朝内没什么势力，可以重新建立内外廷的平衡。假使她来执政，或许可使李太后和张居正的合作之势再现于当时，就算是成为了武则天也好过生出一个魏忠贤和一个客氏。杨涟和左光斗等人看似关心政局，实则误国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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