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〇一卷 宋纪一〇一
宋高宗建炎二年（戊申，公元1128年）
户部侍郎兼知扬州吕颐浩转对，论“官军所至，争取金帛之罪犹小，劫掠妇女之祸至深。愿申谕将帅，自今有犯，必罚无赦。昨镇江城中妇女有尚在军中者，乞速令放归。”诏以付诸将。
居士曰：官军默许士兵掳掠妇女，目的在于放纵士兵以获得忠诚，但一支军队的军纪如此，士兵们私欲膨胀、生活放荡，更不会把军队的条文和管束放在心上，也不会对中央忠心和服从。用迫害民众的方式换一支不服从中央的军队，赵构政府实在昏聩的可以。
时帝初御经筵，侍讲王宾讲《论语》首篇，至“孝弟为仁之本”，因以二圣、母后为言，帝感动涕泣。侍读朱胜非尝奏：“陛下每称司马光，度圣意有‘恨不同时’之叹……若方其争论新法之际，便行窜黜……亦不能成其美矣。”帝首肯者久之。
居士曰：讲理论著作的时候最怕附会历史，即通过曲解历史的方式达到论证理论的目的，王宾的作为正是如此。赵顼并非一开始就想优容司马光，只是当时的政治不完全由帝王一人主导，也与朝廷官员的意见有关，正如文彦博所说皇帝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司马光正是当时的官僚领袖，政治上不允许赵顼罢黜司马光。所以得出的结论是帝王的权力必须限制起来，至少应忌惮朝廷官员的集体力量。王宾牵强附会，架空甚至编造历史以证明其理论的正确，但虚构的历史只能证明错误的理论，而错误的理论则会从根本上误国。
时陇右都护张严追洛索及凤翔境上，严锐意击敌，而熙河兵马都监刘惟辅不欲听严节制，乃自别道由吴山出宝鸡。严佣大兵，乃金人于五里坡，洛索知之，伏兵坡下。严与泾原统制官曲端期而不至，径前遇伏，战不利，严死之，惟辅自石鼻寨遁归。
居士曰：李世民在《赠萧瑀》一诗中写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如果生活在太平时代，张捴、阎孝忠、向子韶、刘惟辅、张严等人并不会突出，因为忠诚或者气节只能靠乱世考较。乱世之前是末世，如果末世的时间长一些，足以使他们老去甚至死去，说不定这些人还会被当做贪腐、无能的官僚集团的个体来看待，甚至以贪腐之名陷于政治斗争之中而被唾骂与遗弃。唯有乱世使所有忠诚者与奸诈者各显原型，使真者真，伪者伪。所以在不是乱世的时候，不可在证据不足的前提下盲目对当时的官僚作出结论，即使当时的政治已经混乱如北宋末，也不能想当然认为所有的官僚一定昏聩、无能、没有担当。历史的记载是宏观的，但历史却是由细节构成。
初，马扩自五马山以麾下五百人渡河，至东京见宗泽，至是始赴行在，从者不满百人。扩既见，出榛奏事……扩知事变，遂以其军屯于大名。
居士曰：马扩与赵榛的五马山义军曾多至十万人，在北方多有影响。其上书四事一共有两个意思：一，自己归降赵构，抛弃赵榛，以后唯赵构之命为听；二，要求赵构给自己独立的军权，不要派监军干涉。赵榛能将亲笔信交给马扩证明其对马扩信任，且义军已陷入僵局，但马扩却在此时背叛赵榛，获得了中央政府承认的身份。赵构为了避免赵榛坐大，同意了马扩的请求，但随后金军攻打诸砦，赵榛不知所踪后，赵构立即拒绝了马扩的挟持，下诏“一人一骑不得渡河”。直到马扩的部队严重损耗，双方再度谈判方止。
第一〇二卷 宋纪一〇二
宋高宗建炎二年（戊申，公元1128年）
初，御营都统制王渊，在京师有所狎妓，乱后为叔近所取，渊衔之。及俊辞行，渊谓之曰：“赵叔近在彼。”俊谕其意……翼日，俊破关捕徐明等，斩之……后十馀年，御史言叔近之冤，始赠集英殿修撰。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六：翼日，俊破关捕徐明等，斩之，取周氏以归。渊以予俊，俊不受，乃遗韩世忠。
居士曰：宋庭的无能在于把平叛当成武功，却不肯追究变乱的动因。此事前因后果并不隐秘，而且关联人命，如果赵构有心彻查，恐怕不难查清真相。赵叔近是宗室，也是重臣，尚且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其后赵哲、曲端先后冤死，此前此后方腊、宋江、张荣先后起义当然更在情理之中。
（宗泽）遗表犹赞帝还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属臣之子，记臣之言，力请銮舆，亟还京阙，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谏！”
居士曰：宗泽为了让赵构把国都迁回开封，前后十余次上书，连临终时的奏章都不忘提及此事，可谓尽了一生的努力。而他最终遇到了赵构这样一位无心进取的君王，使这一愿景无法实现，实在令他死有余恨。
戊子，诏：“自今士卒有犯，并依军法，不得剜眼、刳心，过为惨酷。”令御营使司行下。
居士曰：这道诏书告诉我们在南宋帝国，从前士兵犯罪常常不按照军法处置，而是要挖眼睛、挖心。我们为当时的士兵遭遇一悲。
燕山人刘立芸，聚众攻破城邑，所至不杀掠，但令馈粮，蕃、汉之民归者甚众。
居士曰：中国民间暴动如此之多，但往往是掳掠百姓，杀人如麻的盗贼，很难称得上是起义，更谈不到是革命，只是近百年来出于政治需要，特别是对阶级斗争的美化，才使得这些暴徒成为了英雄。不过我们终于看到，在这无限的、血腥的暴动中终于产生了一个刘立芸，是真正起义的、劫富济贫的好汉。真正的起义，一定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不扰民，给民众以恩惠，这是我们所以尊重刘立芸的原因，却可能也是他最终失败的缘故。
承议郎赵子砥自燕山遁归，至行在，帝命辅臣召问于都堂，且取子砥所得上皇御书以进。子砥奏此事甚悉，大略言：“金人讲和以用兵，我国敛兵以待和……譬如畏虎，以肉喂之，食尽终必噬人。若设陷阱以待之，然后可以制虎矣。”后半月……遂以子砥知台州。
居士曰：赵子砥是当时为数不多在两国政治上清醒的人。但他只说明应该设立陷阱，却没有讲明应如何设置陷阱。不过，这也并非赵子砥的责任，因为帝国官员身份智慧不同，所提供的建议也都是有限的。正确的做法是皇帝使他们各司其职，择选正确的意见交由全体讨论并得出更为明确和详尽的计划作为执行方案。现在，赵构连第一步即挑选正确意见尚且做不到，当然也无从制定方案，这位南宋帝国的开国君主已经严重失职。
端犹虚中军以居庶，庶坐帐中，端先以戎服趋于庭……良久，端声色俱厉，问庶延安失守状……端谋即中军诛庶而夺其兵，乃夜走宁州，见陕西抚谕使、主客员外郎谢亮……亮曰：“……以人臣而擅诛于外，是跋扈也……”端意沮，因复归。
居士曰：曲端是良将，但却被王庶这样没有没有责任感反且试图对他人强加罪名的人指挥，实在让人觉得可怜。他准备杀王庶是为了国家政局起见，根本不需要得到谢亮的支持，之所以向谢亮请求帮助，无非是曲端担心自己在夺权之后会遭到谢亮的掣肘。可是一旦曲端成功，谢亮便会顾忌曲端的实力，以及除掉曲端后的危害，即一旦消灭曲端会令王庶—曲端的部众群龙无首，所以如果谢亮足够明智，根本不会对曲端出手。所以曲端的犹疑不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最终迈向死亡的决定性因素。不过，另一个问题在于，曲端除掉王庶之后，一样会受限于赵构的政策而不能北伐，但他却不能用同样的方式除掉赵构自立为帝。反过来说，也正是赵构的妥协政策催使王庶这样的人主导军政，处处限制曲端等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认定赵构是日后杀害曲端的最终黑手。
燕京留守尼楚赫，以战多贵，而不知民政。有僧讼富民逋钱数万缗，通事受贿，诡言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动天以苏百姓，尼楚赫许之。僧号呼不能自明，竟以焚死。
居士曰：金国人了解中国的政治，却不懂得中原人的小动作。而外国人对中国的政治就更加不懂，黑格尔是何等厉害的思想家，一旦评议中国就漏洞百出。可见要了解中国，非读中国人自己的著作不可。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