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帝建光元年(121年)，张衡转为公车司马令，这是卫尉的属官，实际地位比太史令高。但5年之后，即顺帝永建元年(126年)又转为太史令。这当然是官运不亨、失志的表现，所以当时人都认为这“非进取之势也”。
张衡模仿东方朔《答客难》作《应间》表达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他在文中反复申述了两点：一是“天爵高悬，得之在命”，“求之无益，故智者偭而不思”，认为应该持“得之不休，不获不吝，不见是而不惛，居下位而不忧”的达观态度，使自己不至于被现实的重压所击倒。二是在仕途不畅、命运不达的情况下也不能自暴自弃而自沉，而要“奉顺敦笃，守以忠信”。他在《应闲》一文中曾说：“一个人不应担心自己地位不高，而应该担心自己道德是否高尚；不应当为收入菲薄而害羞，而应当为知识不广博而耻辱。”所以，张衡的学习内容不受仕途所需的局限，天文、地理、气象、历算等无所不学，尤其爱好文学。在游学期间结识的好友崔瑗曾评价他说：“没有他不学的学问，没有他不请教的老师，为一物不知以为耻，听到有教益的话他就非常高兴。”
最后，张衡决定“庶前训之可钻，聊朝隐乎柱史”。“朝隐”是张衡在怀才不遇时所提出的一种新的处世策略：进，可以以此为阶升官加爵，实现兼济天下之志；退，可以修身养性，独善其身；持中可以借职务之便继续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是在新的形势下糅合儒、道两家人生哲学的产物，较之退隐自然要优越得多。正是有着这样的仕途波折，也正是抱有这样坚定的信念，张衡更加孜孜不倦、将势就势，利用太史令之职继续进行天文学研究。
东汉时期，我国中原一带经常发生地震，据史书记载，从公元92年到139年，京城洛阳等地先后发生过20次地震，其中6次是破坏性较大的地震。张衡目睹地震后的惨状，痛心不已，在完成太史令的本职工作之余，他还收集各地的地震情况，记录各地震情，以便能及时掌握全国各地的地震情况，并立志研制出能够预测地震的仪器，解救黎民于水火。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反复的试验，张衡终于于阳嘉元年(132年)制成了当时世界上第一架观测和记录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
据《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圆径八尺”，“形似酒樽”，上有隆起的圆盖，仪器的外表刻有篆文以及山、龟、鸟、兽等图形。仪器的内部中央立着一根铜质“都柱”，柱旁有八条通道，称为“八道”，道中安有“牙机”。仪体外部周围铸有八条龙，头朝下，尾朝上，按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布列。龙头和内部通道中的发动机关相连，每个龙头嘴里都衔有一个铜球。对着龙头，八个蟾蜍蹲在地上，个个仰头张嘴，准备承接铜球。当某个地方发生地震时，地动仪内部的“都柱”就发生倾斜，触动牙机，使发生地震方向的龙头张开嘴，吐出铜球，球落到铜蟾蜍的嘴里，发出很大的声响。
地动仪研制出来以后，张衡将其安置在都城洛阳，起初满朝文武都不相信这台地动仪能够测出地震的方向，并对张衡处处诘难非议，直至和顺三年准确测出了陇西约里氏6.5级的地震后，朝野上下才“众服其妙”。
一些科技史著作声称，张衡制造的候风地动仪比西方第一台地震仪(意大利人路吉·帕米里制造于1856年)早了1700多年。但是张衡发明的候风地动仪没有能够流传下来，史书中对它的记录仅见于西晋范晔所著的《后汉书·张衡传》中短短的196个字，于是张衡的地动仪成了千古不解的谜团，我们今天看到的地动仪是考古学家王振铎多年考证研究后于1951年制作的仿制品。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