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士蒯通简论（四）

蒯通于是来见曹参,说:“妇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门者,足下即欲求妇,何取?”曹参说“当然取不嫁的妇人”。蒯通随即说:“然则求臣亦犹是也,彼东郭先生、梁石君,齐之俊士也,隐居不嫁,未尝卑节下意以求仕也。愿足下使人礼之。”[1](《蒯通传》)曹参接受蒯通的建议,立即将二人招入幕中,待以上宾之礼。在此事件中,蒯通又一次发挥了纵横家擅长辞令的优势,既使曹参博得了礼致贤人的美名,也使东郭先生和梁石君有机会贡献自己的才干,收到两全其美的效果。 
    蒯通与郦食其、陆贾等人一样,属于战国纵横家的流裔。战国是纵横家最风光的时代,蒯通只赶上了一个尾巴,也没有创建什么骄人的业绩。在秦朝统治的12年中他基本上处于蛰居状态。3年的秦末农民战争和4年的楚汉战争,将众多大大小小突起的军事集团推向角智角力的血腥战场,也为纵横之士展示其才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蒯通先投效项羽,继而转投韩信,千方百计为自己的谋主服务。因为他的荣华富贵紧紧地与其谋主联系在一起,所以他总是期望其谋主能够成就最大的功业。在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中,恢复列国分立、诸侯割据的思潮甚嚣尘上,一批军事集团的首领为此目标而奋斗。蒯通一类纵横之士则成为此一目标的最积极的鼓吹者。他之所以游说韩信背汉自立,正是其思想的逻辑归宿。他不希望天下重归统一,而希望有一个诸侯对垒互峙的局面长期延续。因为在一个统一的皇朝中纵横家必然失去活动的土壤。
    纵横家们追求的是谋主的成功,关注的是自己作为附丽者的利益。为此,他们翻云覆雨、两面三刀、口是心非、不择手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缺乏治国的方略,也没有多少军事才干,不能也不敢在战场上展示谋略、机智和勇敢。他们的所长在于外交折冲,凭三寸不烂之舌在各种政治军事集团间进行游说活动。他们极其善于揣摩被游说者的心理,以利害得失撼动被游说者的心灵。由于自己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利益和成功旋转,因而不讲政治、摒弃道德就成为他们行动的重要特点。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曾对战国时代的纵横之士进行猛烈的攻击:
    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3]
    刘向对战国纵横之士的抨击,虽不无儒者的偏见,但对蒯通之类秦汉之际的纵横家来说,从中犹可照见自己的影子。就蒯通说降范阳令并连下燕赵30余城而言,他对反秦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蒯通在政治上是短视的。他看不清楚汉战争时期的历史走势,投效项羽已经棋失一着。转投韩信并无不可,但在人心思定、国家走向统一的大势已经比较明晰的时候,他却鼓动韩信逆时代潮流而动,重温七雄并立争强的迷梦,这无论在道义上还是成功前景上都是不可取的。不要说韩信没有胆识实行他的谋划,即使完全听信于他,成功的可能也微乎其微。因为韩信和项羽一样,所长在军事,所短在政治。而刘邦与他们相反。在刘邦已经占有关中、巴蜀和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域的形势下,即使韩信与项羽合流,他们军事活动的空间也很小,翻盘的可能几乎不存在。蒯通将自己的命运与韩信的“反叛”联系在一起,其识见和眼光,较之郦食其和陆贾就大大逊色了。
    蒯通的晚年事迹和卒年史无明载,其中原因比较容易理解。汉朝统一后,全国实现和平,社会秩序稳定,上下一致,政令畅通。纵横之士于是失去了在不同政治军事集团之间挑拨离间、纵横捭阖的条件。同时,由于蒯通还有教唆韩信背主自立的前科,他就只能在曹参幕中清净自守、低调行事,不敢过分张扬。特别是,由于曹参在齐国首先推行黄老政治,信奉“我无为而民自化”,行政简约,与民休息,要求属下官吏循规蹈矩,一切依既定的制度办事,讨厌独出心裁的新思路、新办法。蒯通作为曹参的并不十分倚重的幕僚,他也就只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沉默处世,悠游岁月,怀着明哲保身的理念走向生命的终结。这样,他晚年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出彩的故事,死亡也不会产生戏剧效果。总之,他的一切都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史书失载就十分自然了。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3]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