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诵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关于《东都事略》与《宋史》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称“《宋史》尤多舛误，元人修史盖未尝考证此书”。洪业先生则认为，《宋史·赵普传》所据史料即王书。从文字内容看，二者承袭关系颇为明显，但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有关赵普读《论语》决断朝政的故事自南宋后广为流传，如南渡20余年后成书的蔡絛《铁围山丛谈》亦有同样记载，与《鹤林玉露》约略同时的赵善璙《自警编》、黄震《黄氏日钞》、吕中《大事记讲义》等都有赵普惟读《论语》决断大事的记载，《宋史》所记为当时人熟知故事，不必一定取自王书。
更奇的是，赵普每天回家后关闭房门打开箱子取书读，到他死后，家人打开箱子，才知道他终日读的书是《论语》。洪业先生认为，北宋东京开封府人文荟萃，《论语》非珍本又非禁书，“闭户私读”不近情理，“反似奚奴婢女闲谈藻绘之辞”，不可置信。然而，“奚奴婢女”为何要拿主人家一部平常书籍作谈资？《宋史》又为何将“奚奴婢女闲谈”郑重写入国史？
其实，《宋史》“阖户启箧”四字也是一句谎言。赵普“阖户”之后，凭何确认一定“启箧取书”？唐朝以降，雕版印刷业发达，五代时已经刻版印制儒学《九经》。公元990年太宗遍赐各路官员《九经》，加上佛经和前朝史书子书，赵普书房内放置的各种书籍至少千卷，太宗说他“经史百家常存几案”盖非虚美。即便赵普死后家人发现他箧内有《论语》20篇，也不能证实《宋史》“阖户启箧”之说。那么，《东都事略》与《宋史》记载这么一个一戳就破的谎言理由何在？在北宋，《论语》因何不能与“经史百家”一并“常存几案”，必须藏于箧内？而宰相赵普读《论语》必须“阖户”，不愿为人所知的理由又何在？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为后人道出了个中秘密：
杜少陵(杜甫)诗云“小儿学问只《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只《论语》，盖亦少陵之说也。原来《论语》在唐宋时代只是儿童读物，赵普官至当朝宰相，再读《论语》有悖常理，所以《东都事略》与《宋史》有“阖户启箧”之说。从儒学发展史看，汉代儒家以《诗》、《尚书》、《易》、《周礼》、《春秋》为“五经”，朝廷设五经博士，弟子学经考试合格可以入仕，《论语》在汉代并不具经书地位。唐代“正经”有九：《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小经，《孝经》、《论语》只称“兼经”。唐代明经科一般考《九经》中的两经，只有十岁以下的童子科，应试者考一经加试《孝经》、《论语》。汉魏至唐，儿童启蒙先学《孝经》、《论语》，其后才学《诗经》等儒家经典。所以，杜甫诗云“小儿学问只《论语》”，意为读过《论语》只是小孩学问，算不得什么,离儒家经典的堂奥还远着呢。宋朝科举考试内容《九经》与唐相同。北宋程颢、程颐兄弟推崇《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等篇，二程是洛阳人，又在洛阳宣讲，时称“洛学”。南宋朱熹奉二程洛学为道学(理学)正宗，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一书并作注，即《四书章句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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