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的世界征伐，以建立数个大的汗国，实现所谓“鞑靼人的和平”告一段落。蒙古人的世界体系亦自有其特点，如各汗国之间依靠“兄每弟每”的关系，连接起数条通畅的道路沟通商贸，促进中国技术（火药等）的西传。但事实上，这样的“和平”是建立在野蛮征服、严酷统治众多民族的基础上的，只会引起被压迫民族的强烈反抗。短短百年之后，在风起云涌的民族起义中，这个“体系”被彻底摧毁，但不可否认，这一段历史给被压迫民族的心理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俄罗斯近代一些落后野蛮的制度（农奴制、夹鞭刑等）就留有蒙古习俗之残迹。中西欧国家由于蒙军的回撤（恰逢蒙古可汗的去世）免遭一劫，但他们亦如惊弓之鸟，“东方”给其的印象成为了野蛮落后的代名词，直至近世西方国家亦常有人以此为借口鼓吹种族优劣论。本人以为，中国人（汉人）强烈的排外情绪，亦始于蒙古军的南侵。古代的中国人并无太多的惧外、避外、排外情绪，孔子在失意之时就曾打算迁居九夷。（见《论语·子罕》）直至唐宋，中国人对待外来文明，一向可谓兼容并蓄。唐代中国文化吸收了数不胜数的外来成分，唐人对“蕃客”和留学生持欢迎、接纳的态度。当时在首都长安和全国各地，有大批的“蕃客”经商定居，大批留学生慕名而来，甚至其中有出色者应考中第获得官职。唐政府甚至允许外国人享有法律上的自决权。唐《永徽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这一规定，是后来明清法律所不曾有的，体现了唐人尊重外国人的态度，也反映了当时中外交往的频繁。宋代继承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南宋时代，为了繁荣经济，在东南港口设法招揽外商，进而规定华商若能招徕一定数量的外商即授予相当官衔，这也是以后历代所不曾有的。历史上，唐宋的兼容并蓄与明清的闭国排外形成鲜明的对照。本人以为，这与蒙古人的南侵有不可分的关系。尽管在此之前中原也曾受到数次北方游牧民族（鲜卑人、契丹人、女直人等）的侵袭，但其规模相对而言尚不大（在蒙古之前尚无占据江淮以南者），其破坏性相对而言不算严重——辽金君主在南下时大都怀着钦慕中夏文明的心态和称帝中原的野心，自然就要有所顾忌。而十三世纪前期蒙古人的南侵，均是兵分数路，使用重装骑兵作战，杀伤力和破坏性极大。再者，蒙军南侵初期意在劫掠，以后虽也占领州县土地，但采取却是将农田改成牧场，将农民驱逐或掳略的手段，而其屠城旧制也迟迟未废。仅以四川一地为例，据史料记载，在蒙军南下前四川原有人口超过1300万，经历蒙军大肆烧杀，仅存85万人！当时著名的刻书中心眉山毁于战火。汉族是一向以农耕经济为主，重视传统的民族。蒙军的瞬间毁灭不仅仅是汉族人民生命财产上的灭顶之灾，使汉地经济在短期内难以恢复，也给汉族民众在思想上造成不可磨灭的创伤，使汉族人深切感受到外来力量的可怕，天长日久，这种恐惧感蔓延成为对整个外来文明动辄产生恐惧与排斥，现在看来是不足为怪的。虽然一统中夏的忽必烈汗死后仅数十年，蒙古皇帝就在如火如荼的民族起义中兵败北逃，但汉族人心中的惧外、避外、排外的思想却延续下来，极大影响了以后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千年易过，蒙古人世界征服的罪孽难消！蒙古帝国终究成为了历史，其建构的世界体系也随着各个汗国的陆续灭亡而不复存在。在帝国的遗址上新的民族国家纷纷诞生。但是，蒙古人留下的痕迹是如此深刻，如此使人难以忘怀。故而，当旧的一叶翻过去时，总有人致力于回过头去探究，搜寻有意义的东西——历史的魅力或许就在发掘与探究本身。这也是《世界征服者史》的意义所在，就像照相机一样把那一段沧桑定了格，永远展示在后人面前。当然，还有更多的史实遗落在那儿等待着有心人的采撷。历史永远等待着后人的开拓！
（评述十三世纪蒙古军的世界征伐及其影响——读（波斯）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作者：薛理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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