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首辅张居正（1）

审时度势，隐忍智谋 


　　《万历首辅张居正》，改编自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原著为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投资方特意请熊召政担任编剧，也是为了最大可能地保留原著厚重的历史感。 


　　电视剧播出之后，很多人都被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深深吸引。但也有的观众反映，剧中将张居正塑造得过于完美。对此，熊召政坦言，改编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其中既有投资方出于市场的考虑，也有主创人员的艺术偏好，更有电视审查中的清规戒律。 


　　在熊召政的眼中，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取得的成就，史有定论且有目共睹。但取得这个成就，绝不可能仅凭道德的力量。史家多“清流倾向”，欣赏所谓的“道德超人”。事实上，推动历史前进的，绝非那些不肯“与狼共舞”的清流，而恰恰是像张居正这样审时度势、追求事功的政治家。 


　　张居正嘉靖四年（1525）生于湖北江陵，他的祖父张镇是皇室宗亲辽王家的侍卫。他的父亲张文明，虽颇有文采，却时运不济，七次乡试都名落孙山，直到自己的儿子成了翰林，他还是个不第的秀才。 


　　在那样的年代，要想改变家族的命运，唯一的出路就是科举入仕。好在张居正从小就是个神童，13岁考中秀才，16岁中了举人。就在中举的大喜日子，对他因妒生恨的辽王之子朱宪，以祝贺为名请张镇喝酒，活活将老人灌死。功名未就，祖父新亡，才子的心高气傲和身份的低贱，给张居正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由此造成的巨大反差和冲击，影响了他的一生。 


　　张居正做官的历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以优异的成绩中了二甲进士，被选为庶吉士送入翰林院。两年后，他被授以翰林院编修，撰写了《论时政疏》，首次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却石沉大海。那时的朝廷，皇帝不理朝政，内阁强人迭起，党同伐异，年轻人空有凌云壮志，又能何为？ 


　　嘉靖三十三年（1554），眼看朝政越来越受到严嵩的败坏，张居正“以病谢归”，选择了适时而退。此后的3年里，他在家乡博览群书，考察农民的疾苦，也曾低沉、彷徨，也有愤世和经世的困惑，却在休整和反思后，重新燃起了报效朝廷的热情。 


　　回到朝廷的张居正，仍没有得到重用。当时严嵩的擅权越来越肆无忌惮，徐阶依然默不作声，张居正则一如既往地少言寡语，虚与委蛇，默默地等待时机。 


　　纵观大明王朝的历史，在嘉靖、隆庆年间，内阁大学士们时时处在明争暗斗的状态。短短几年，徐阶攻倒严嵩，高拱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政敌轰跑，取得最后胜利的，却是一向低调的张居正，他靠的正是隐忍和智谋。 


　　为成伟业，攀援后宦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中，皇权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源泉。而改革、变法要取得成功，势必要取得皇权的支持（虽然有时候皇权并不一定掌握在皇帝的手里）。在某种意义上，变法就是围绕皇权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角逐和权力再分配。 


　　隆庆六年（1572），隆庆皇帝久病而亡，万历皇帝继位，张居正也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当时的万历皇帝还是一个10岁的孩子，主少国疑，形势不容乐观。身边最亲近的，一个是他的生母李太后，另一个是大太监冯保。张居正的改革，只有取得这两个人的支持，才有可能推行。 


　　从明成祖朱棣时开始，宦官的权势越来越大，发展到锦衣卫、东厂、西厂，宦官开始介入权力集团的核心。冯保一直是万历的男保姆，万历小时候闹百日咳，整晚不睡觉，只有骑在冯保的背上，把冯保当马骑，才能安静下来。那时冯保就趴在砖地上绕圈，一夜夜地转，膝盖都磨出了血。因此万历对冯保从小就有依赖之情，甚至从来不喊名字，只喊他“大伴儿”。 


　　高拱最后被赶出朝廷，与他自不量力地要废除冯保有直接关系。 


　　万历登基后，冯保顺利地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与他的结盟也成为张居正唯一的选择。冯保多才多艺，且贪财好货，为此张居正先后送给他七张价值连城的古琴。 


　　比冯保更重要的，是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她与张居正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欣赏，几乎是不加掩饰的。而张居正为了得到李太后的支持，也确实费尽了心思。 


　　万历即位之初，冯保为取得李氏的宠信，示意朝臣议定，尊隆庆帝的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尊李氏为慈圣皇太后。按照祖制，只有正宫皇后才可以加尊号，这一提议立即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可张居正却认为，没必要拘泥于此，他力排众议，促成了此事。 


　　还有一事可充分显示张居正的智谋。李太后崇佛，隔三岔五地就要烧香拜佛，花销不小。这位出身民间的太后，对钱财又很在意，总觉得钱还是放在自己口袋里舒服。张居正既不能拿国库的钱去讨好她，又不能违背她的意愿。于是，他就做主把皇室“保和殿”的收入拨到太后名下，让太后用来做庙、做桥、印行福经。保和殿是皇室的物品流通机构，收入自负盈亏，有了保和殿的钱，太后花起来方便不说，也不好意思再要钱。 


　　最让李太后对张居正另眼相待的，是张居正对年幼的万历皇帝的教导，身为帝师，张居正真是呕心沥血。他特意主持编撰了《帝鉴图说》，把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倒行逆施之祸，编成一个个小故事，再配以形象的插图，以方便年幼的皇帝学习。其用心良苦由此可见一斑。 


　　张居正不仅精心教导，还对皇帝严格要求。万历皇帝读《论语》“色勃如是”时，将“勃”字误读为“背”，张居正马上予以纠正。这一举动，使“皇上悚然而惊，同列皆失色”。万历七年（1579），皇帝因与宦官张鲸游玩时行为不检，遭到李太后训斥，张居正让皇上写下《罪己诏》，昭示百官，让皇上丢尽了颜面。 


　　无论是国事的谋划还是对皇帝的教育，李太后对张居正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万历皇帝年满18岁后，张居正多次提出归政于皇上，均遭李太后的拒绝。万历皇帝20岁时曾委婉提出想亲政处理国事，李太后亦明确回复：三十岁前不要提亲政的事，一切听张先生的安排。母亲的这个态度，也增强了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反感。 


　　历史上对张居正与李太后的关系也多有猜测，地方戏剧中甚至有“黑心宰相坐龙床”的台词。但在编剧熊召政看来，两人的感情仅限于柏拉图式的精神依恋，谁都不会冒偌大的政治风险而越雷池一步。江山社稷显然远重于儿女情长。 


　　不管怎样，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支持在此后的十年间几乎没有动摇过，再加上与大太监冯保的结盟，三个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渐渐形成了牢固的权力铁三角，使张居正的改革变法谋得了最强有力的支持。也使张居正在日后备受鄙夷，被人斥责为攀援后宦，谋取权力。
 

　　厉行改革，力挽狂澜 


　　在各方面准备就绪后，张居正终于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实现自己多年来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