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十分保守，其实谬矣。且不说别的，就说这“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俗语，便足以证明中国人的开放。若不信，看看欧洲的一些国家，至今尚保留着“女皇”、“王族'而中国人却早已“彻底推翻”了封建专制。更有甚者，那就是数千年的历史上的走马灯般的改朝换代，哪里有一点“保守”的影子？真是让欧洲人汗颜了。
中囯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当然往往靠武力推翻，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和平过渡”这“和平过渡”的政变之术，尤其耐人寻味。
先来说说“三分公室”鲁国是孔子的出生地，然而，就在孔子删定《春秋》,大骂乱臣贼子的时候，鲁国却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来最大的“乱臣贼子”“犯上作乱”的事件，即“三分公室”。
在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出现了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个势力集团,这“三桓”的出现，有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鲁桓公有许多儿子，他死后由儿子鲁庄公即位。公元前662年，做了三十多年国君的鲁庄公病危，他的许多兄弟都想争位，尤其是异母弟庆父，是一个十分阴险毒辣的人，他蓄谋已久，这次更认为良机已到。他私藏兵器，遍结死党，本打算刺杀庄公，正赶上庄公病危，也就暂缓行动。庆父派他的死党、胞弟叔牙先到庄公那里，假意探视病情，实是侦察情况。庄公也知他并非只为探病而来，就故意问他说“我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我死之后，由谁来继承君位呢？”叔牙竟毫不避讳地说：“兄死弟及，自古如此。庆父是你弟弟，才德兼备，是最合适的继承人、你还犹豫什么呢？
庄公敏锐地觉察到庆父的篡权阴谋，他不愿意让庆父继承国君之位，立即召见他的另一个弟弟季友前来商量。季友对庄公十分忠诚，一听庄公介绍完情况，马上就说：“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他对你说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公然的桃衅，他们马上就要动手作乱了，若不及时处置，后果不堪设想。”庄公全权委托季友办埋，季友立刻逮捕了叔牙，将其斩首。然而，由于他的宗法观念太重，顾及所谓的亲情，明知叔牙为庆父所指使，竟未追查，由此种下了祸根。
鲁庄公死后，季友立庄公的儿子公子般即位，不到两个月，庆父居然急不可耐，指使一名马夫刺杀了公子般，然后又嫁祸于这名马夫，将其杀死灭口。随后，庆父与庄公的夫人哀姜合谋，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开为国君。季友在公子般被刺杀时就看到无法在鲁国呆下去，逃到了陈国。公子开即位后，国内的局势只稳定了一年多，因为庆父急于做国君，竟又派人杀死了公子开。庆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杀死了两个国君，弄得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当时人们就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庆父不死，鲁难未巳”庆父看到人心已失，再留在鲁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就慌忙逃到了莒国。季友联合鲁国的其他大夫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为国君，是为鲁僖公。
季友为了索回庆父，平息鲁国人的怨愤，给莒国国君送了许多礼物,要莒国交出庆父。庆父还幻想像当年一样得到宽恕，利用宗法的名义向季友求情，要求逃到别的国家去。他实际上是想窥侗时机，卷土重来。季友看破了这一阴谋，坚决拒绝，庆父只好自杀。季友平定了庆父之乱，鲁僖公对他大加封赏，但季友的宗法观念太重，他对信公说：“被杀掉的叔牙、庆父跟我一样都是先君桓公的儿子，按照古礼应该封他们俩的后代。”于是，鲁僖公立公孙敖继承庆父的地位，称孟孙氏，立公孙兹继承叔牙的地位，称叔孙氏，季友称为季孙氏。这是三家大夫立足之始，又因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又称“三桓”。
这三家大夫与鲁僖公的公室不同，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来之不易，而且很不稳固，要想使自己的子孙长享爵禄。只靠国家是无法保证的，只有壮大自己的势力，方可免于争权夺利带来的灭顶之灾。于是，他们釆取了许多在当时看来能够笼络人心的措施。尤其是庆父的后代，更为谨慎，与他们的父辈大不相同，在季文子死时，人们称赞他“妾不衣帛，马不食粟”、“相三君而不私积”。他们这种十分节俭朴素的生活，与当时的鲁国公室和其他大夫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赢得了人心。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十分注意结纳人才，在选贤任能方面，比起鲁国公室来，显得更为自由和充分。当时说话就极有影响和分量的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说过，季文子能散财济贫，收揽人心，将来必会大有作为。
三家发展自己势力的重要措施是增加人口和田地。他们收留了从各方逃奔他们的饥民、难民及慕名而来的人，把国君的公田一步步地化为私田。到了春秋末期，他们三家的势力都得到了壮大，仅季孙氏就有私家武装七千人，其军事力量已超过了国君。
针对这种情况，鲁国的公室不能忍受公田大量变成私田，国家的收入急剧减少，就索性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但有一点，就是公田和私田一样交税。这实际上是增加了公室的财政收入，剥夺了私田的特殊扠益，把公田和私田等同起来。这样，三家和公室的斗争也就更为尖锐激烈了。
三家仍然自强不息，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和努力，他们不仅有了足以和国君匹敌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还在公室里把持了一定的权力，公元前562年，季武子将鲁国的上、下二军政为上、中、下三军，三家各得一军，各征其土地赋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分公室”。从此以后，三宗的势力格外强盛。
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季孙氏釆用了新的剥削方式，即把土地租给别人耕种，规定税收的数额，孟孙氏采用旧的奴隶制，叔孙氏则新旧各半。实行的结果，新的征税制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使季孙氏不仅在经济势力上一并且在军事力置上都比其他两家更加强大。公元前537年，废掉了三军，仍恢复原来的二军，再把二军平分为四份，进行"四分公室'季孙氏一家就占了其中的两份，并完全占有了公室的军赋，就这样，三家把鲁国分了个干净，百姓向三家交纳赋税，再由三家转交国君。这时，鲁国国君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君主。
三家在代替国君而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曾和公室发生过多次军事冲突，每次均以三家胜利告终。最后，鲁昭公逃出鲁国，本想到晋国避难，但晋国不准其入国都，只准他住在乾侯。鲁昭公最后死在那里。鲁国史宫评论说：“鲁国君主世世代代不能很好地治埋国家，季氏世世代代能够勤政爱民，老百姓早把鲁君忘掉了，他死在国外，又有谁会可柃他呢？”
纵观鲁国这以臣代君的重大历史事件，真有意味深长之感。卿大夫夺权虽不为正统观念所容，但“得人心者得天下”又是不易之论。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鲁国的季孙氏致力于笼络人心，最后三分了鲁国的公室，就是当时的人也无法否认他的合理性。
再来说说“三家分晋”。怎样维护王室内部的团结一致是中国传统社会所要解决的问题，但无论谁也没有办法将它解决好，因为这是由传统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晋献公在继位前后曾经历了公族嫡庶之间的长期征杀，深感公族分封及争权夺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在他平定晋国以后，就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杀戮许多近亲，使公族嫡系没有竟争对手；二是不给国君家族的子弟以一定的权位，以免培植私人势力。其实，这第二条规定直到晋献公的儿子晋文公重耳执政时才实行的。因为献公一生虽雄才大略，晚年还是没有处理好继承人的问题，又使晋国陷入了近二十年的混乱。晋文公鉴于这一惨痛教训，才坚定实行了这条规定。然而，没有想到，不予家臣，外人却就毫不客气地前来争夺了。晋国后期的政权一直由十多个卿大夫把握，他们后来经过长期的兼并，只剩下了韩氏、魏氏、赵氏、智氏、中行氏、范氏六家，称为“六卿”。
这“六卿”根本不把晋国国君放在眼里，肆无忌惮地瓜分晋国的土地和人民。为了进一步消除异己势力，以范氏为首的新贵族向先前遗留下来的旧贵族栾氏等挑战，经过艰苦的战争，终于完全消灭了旧的费族。在消灭了栾氏的力量以后，范氏自以为功劳很大，十分骄傲。有一次，他对鲁国的使者公孙豹说：“古人有句话，叫'死而不朽'这话谅怎么讲呢？我的祖宗从周代以后就很贵盛，到现在还是如此，应当说不朽了吧！”公孙豹巧妙地回答说：“这只是世世代代享受爵禄，还谈不上不朽，像我们鲁国的先大夫臧文忡，生前说的话，死后还被人们长记不忘，那才算是真正的不朽呢！”范氏想自夸身世、结果讨场无趣。范氏目无国君的骄横自大，同时也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范氏、中行氏力量较为强大，但在施行新的制度、争取民心方面却远不如韩、赵、魏等家，尤其是赵氏，非常注意为百姓着想，所以很得民心。这祥，范氏、中行氏就联合郑国，想一举消灭韩、赵、魏三家。在战斗中，赵简子采取了解放奴隶等赏罚措施，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消灭了范氏、中行氏。嗣后、智氏又以势力强大而欺凌三家，分别向三家索地，韩氏、魏氏因惧怕智氏，又不愿单独结仇，就分别割地相让，唯独赵氏，断然拒绝，于是，智氏就率韩、魏两家围攻赵氏的晋阳城，围困两年不下，智伯决晋水灌城，晋阳城中连锅灶都爬满了蛤蟆，老百姓还是坚决拥护赵襄子，不肯背叛。最后赵襄子派人同韩、魏两家说明利害，指出赵氏灭亡，韩、魏不能独存的道理，策动两家背叛了智伯，里应外合，彻底消灭了智氏的军队，杀死了智伯及智氏全族。智氏灭亡后，三家平分了智氏的土地。后来千脆分裂成韩国、赵国、魏国三个国家。从此，晋国不复存在，最多称这三个国家为“三晋'但已不是指原来的晋国了。
三家既然已经各自立国，周天子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承认了这三国。其实、即使是周天子，到了此时，也只好承认成者王侯败者贼了。
“田氏代齐”则是另一个故事，齐国曾是“春钬五霸”的首霸，是“战国七雄”之一，与秦国对峙到最后，可谓经久不衰。然而，人们也许并不知道，齐国曾经经巧了一场从内到外的彻底的蛻变。田氏代齐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而田氏在齐国的得宠，有其深良曲折的历史渊源，其中的过程，实在耐人寻味。
早在春秋初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国的公子完逃奔到齐国，此为陈氏（陈即田，古音陈田不分）在齐国的最早出现的记载。齐桓公很赏识他，要他做卿官，他只接受了作管理工匠的工正职务。后来在反对权臣庆封的斗争中，田桓子积极地站在国君这边，在反对齐惠公的后代——栾氏、高氏的半争中，田氏也站在国君这一边。这些斗争逐渐使田氏在齐国站稳了脚跟而且政治、经济势力也越来越强大。
齐景公在位多年，早年曾想重操霸业，在受挫后就消沉起来，生活比较淫靡，内政也很腐败。有一次，他问晏子说：“你经常到市面上走，你知道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吗？”晏子回答说：“踊贵而履贱”踊是被砍掉脚的人用的假脚和假鞋。当时，齐景公滥施刑罚，经常施以刖刑，晏子借此来劝说齐景公。由此可见景公残暴之一斑。但这种情形正为田氏收取人心、发展势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田桓子用大斗出、小斗进的手段广为笼络人心。齐国原有的量具分两种进制，田桓子自己改用了统一的进制量具，比公家的量制显然增大。在往外借粮时，田桓子使用自已的家量，往里收回稂食时使用公量,虽然自已吃了亏，但却赢得了广大百姓的好评。据说当的的民众大量逃往田氏门下，“归之如流水”，而田氏则把这些人藏起来，并不上报户数，称之为“隐民”。
在田氏取得绝对的政治、军事优势之前，经历了两次大的斗争。第―次发生在公元532年夏天。齐景公临死前托纣高张、国夏两人照看太子荼。两人因而成为权力很大的托孤大臣。田氏要想取得齐国致权，就要除掉他们。田乞假装对二人十分恭顺,实际上处处窥伺他们的过错及动向，并不时地向卿大夫们传播，争取了朝中的人心。后来，高张、国夏两人密谋除掉田乞，田乞得信，即鼓动大夫，联絡甲士一起攻进了公宫，准备挾持国君。高张、国夏听到消息，立刻带兵来救，在街上与田乞的人相遇。由于田乞深得民心，很快就把对方打败。这样，国君也就成了他手里的傀儡。
第二次发生在公元前481年。齐简公在位时，十分宠信监止，让田乞的儿子田常和监止分别做左、右相，实际上监止处处得到简公的支持。田常看到二人不能并存，就密谋除掉监止。田氏家族先派族人田豹打入监止的内部，做了他的家臣，取得了他的宠信，窃取了监止想除掉田氏的消息，然后，族人田逆等逼迫田常劫持了齐简公。监止失去了国君的支持，又因人心归田，他也就无计可施、只得逃走。逃跑时竟迷了路、逃入了田氏的封地，被当地人捉住杀死。
后来，齐简公逃到了舒州，不久也就被田常抓住杀死。田常立简公的弟弟骜为国君，是为齐平公，自己做了国相、掌握了实权。到公元前476年，齐国的政权已完全掌握在田氏的手里。田常死后，其子襄子代立。襄子颇富才略，又将田氏的势力进一步扩大，田氏代姜氏，已势在必然。
公元前392年，田襄子的孙子田和干脆把名义上的齐康公迁到海边、自立为齐国的国君，八年以后，齐康公死于海岛、从此姜齐绝脉。在田氏掌握了朝政之后，对齐国历来权臣大族鲍氏、晏氏、监氏及公族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杀掉了其中将来有可能争权的人物，消除了潜在的危险，并大封田氏，把齐国要职大多交给田氏把持。田氏齐国也就稳如泰山了。
公元前386年，周安王仿照当初“三晋”的例子，正式封田和为齐候，即田太公。田氏在齐国的发迹，据《左传》记载，曾有“五世其昌”、“八世之后奠之与京”的卦辞。从公子完逃到齐国，到田桓子娶齐侯之女为妻，奠定田氏在齐的地位，恰好五代，至田襄子成为实际上的国君，恰好是八代。其实，这卦辞的“应验”很可能是后人根据历史事实编造出来的。
田氏以逃亡贵族而终取人国，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跟他们实行的策略是紧密相关的。在对待姜氏贵族上，他起初因为力量薄弱，就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方法，分化瓦解他们；在力量强大之后，就毫不手软地加以消灭。在表现方式上是恭顺柔和，亲服其劳，借此取得信任，实际上又巧妙地寻找间隙，制造不和，挑起火并，坐收渔人之利。在对待士阶层及百姓的策略上、其特点尤显突出。他们数代人一以贯之，
苦心经营，收服人心，这是他立足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所在。田氏之所以能够稳扎稳打，一步步地上升、就在于他取得了民众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表现在輿论和其他软性斗争上，就是在兵戎栢见时，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后周代汉”也是以臣代君的政变典型。在中国古代的封建集权制的社会中，兵权就是政权，政权就是兵权，二权实为一权。中国历史上的历次王朝的更替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刘承佑即位时只有18岁，没有多少行政能力。而他的母亲李太后的弟弟们都想趁此机会谋取功名富贵。刘承佑左右一些受宠信的人，也渐渐掌权。朝廷中的一些大臣对这种现状深为不满。李太后的一位老友的儿子，请求在军队中谋一个职位，当时，正犯在史弘肇的手下，史弘肇是归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负责宫廷与京城治安保卫。他为人很正直，见此情景，竟然不由分说就把他斩首了。这样一来、就得罪了许多想捞取好处的皇亲国戚。
刘承佑登极后，李业尤其受到宠爱。正好，宣徽使出缺，李业想得到这个位置，刘承佑、李太后也喑示宰相保荐。但史弘肇等人认为官中官员的升迁有一定的标准，李业没有升官，遂众口一词，怨恨宰相。平卢节度使刘铢凶残暴躁，从青州任上离职，也常指着宰相府诟骂。
刘承佑刚服完三年丧，便欢宴歌舞，听伶人奏乐，赏给伶人锦袍玉带。伶人们晋见史弘肇叩谢。史弘肇大怒说：“战士们在边疆苦战，没有一丝赏赐，你们有什么功劳，却得到这些财物！”全都夺回，送还国库。刘承佑打算封他最宠爱的耿夫人为皇后，没有得到宰相的同意；耿夫人死后，刘承佑又想用皇后的仪式安葬、遭到了否决。刘承佑这时已20岁了，对高官重权的压制十分不满，时间长了，心中尤其愤愤不平，刘承佑左右侍从于是抓住机会，进谗言说：“宰相以及史弘肇等人专权横行，迟早有一天会发生事惰。”刘承佑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疑心要发生紧急情况，他觉得草木皆兵，听到作坊锻铁造兵器的声音，竟然整夜不寐。朝廷中有许多大臣对宰相以及史弘肇都心怀不满，司空、平同章事苏逢吉与史弘肇之间，结怨尤深，知道李业等憎恨史弘肇，多次用话剌激李业，唆使他密谋杀死这些人。这样一来，刘承佑就得到了一些大臣支持，于是，他与后匡赞、郭允明、李业、聂文进秘密谋划，要诛杀宰相以及史弘肇等人。这件事传到了李太后那里，李太后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表示反对，但他们不听。他们利用进宫参加朝会的机会安排，一群武装士卒从广政殿突然杀出，把宰相等三人砍死在东厢之下。接着，聂文进紧急召集文武百官到崇元殿朝见，宣读诏书：“谋反诸臣，已经伏诛，当跟你们共同庆贺。”又召集各军将领到万岁殿大庭进行安抚。
当时，郭威是枢密使兼侍中，负责军事，任邺都留守，兼天雄节度使，统领黄河以北各州军务防守之事，在士兵和朝廷中都有较高的威望，与史弘肇等人关系良好。刘承佑为了免除后患，立即派供奉官孟业携带密诏前往澶州和邺都，命镇宁节度使李洪义(此人是李太后之弟)诛杀王殷，命邺都行营马都指挥使郭崇威、步军部指挥使曹威，诛杀郭威和宣徽使王峻。同时，刘承佑又紧急调兵遣将，护卫京师。李业等命令权知开封府刘铢屠杀郭威、王峻的家眷亲属，满门抄斩。无人幸免。这时，京城已被控制在刘承佑的手中，但孟业带着朝廷的密诏抵达澶州，李洪义担心王殷已得到京城的消息而早有准备，不敢动手。反而带着孟业晋见王殷。王殷立刻把孟业囚禁起来，急忙派副使陈光穂把密诏送给郭威。郭威请来枢密使魏仁浦,请他阅读，问：“该怎么办？”魏仁浦说：“你是帝国的栋梁，功劳名望，一向显赫，而又手握重兵，镇守重镇，一旦被小人陷害，哪里是几句话就可化解的？事情已经如此，进可生，退必死，不应该坐在这里等死丨”郭威思忖良久，于是召集郭崇威、曹威及其他部将，告诉他们杨等被冤杀的情况，并把密诺给他们看，说：“我与杨、史诸公，披荆斩棘，追随先帝夺取天下。又受托孤重任，竭尽能力，保护国家。而今，杨、史诸公已死，我怎么忍心独自偷生!你们应接受诏书，砍下我的人头，回奏天子，或许可得封赏。”郭崇威等都哭泣说：“天子年纪太轻，一定是被左右小人的诡计所迷惑。假如他们当权，国家怎么能够太平,我们又能有什么好处；我们愿追随大帅前往朝廷，肃清朝廷小人,不可死在一个使节之手，蒙受千年恶名！”皇家翰林天文赵修已对郭威说:“白白送死有什么意思，不如顺从大家的愿望，率军南下，这是上天替你开路！”郭威于是留下他的义子郭荣(即柴荣。后来柴荣继承了后周的皇位，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又发动了兵变，建立了宋朝)镇守邺都。命郭崇威为先锋出发。
刘承佑听到郭威起兵南下的消息，他毫无经验，自然十分惊慌，忙召集大臣们商议防御之事。前开封尹侯益说：“邺都官兵们的家属，都留在京师。我们不可以轻率地出城作战，最好是紧闭城门，先挫挫他们的勇气、然后让他们的母亲妻子登上城墙呼唤她们的儿子、丈夫。用不着打仗，就可把他们生擒活捉。”这实在是一条毒辣的计策，但泰宁节度使慕容超不以为然。说：“侯益衰朽老迈，满脑子都是懦夫的想法,这怎么能阻挡住叛军呢？”刘承佑赞同慕容彦超的意见，派阁晋卿、侯益等率禁军直趋澶州。可是，就在当天，郭威抢先一步进入澶州，李洪义开城迎接。王殷晋见郭威，诉说家人被杀的情况，悲伤秘哭，率自己的部队加入了郭威军队，渡黄河南下。
刘承佑派一个宦官去侦察郭威大军的动向，被巡逻的士卒擒获。郭威审讯清楚后，把奏章放到宦官的衣领中，命他回去向刘承佑禀报。奏章中说：“我前些天接到诏书，伸长脖子等候诛杀。可是郭崇威等不忍下手，一致认为是陛下左右那些贫权小人谗言陷害。逼迫我南下前往宫门听候审判。我求死不得，又不能控制部属，大概几天之后，就会抵达宫前。陛下如果认为我真的有罪，我怎么敢逃避处罚？如果真有人暗中陷害，也希望能把他们交到军营，使三军快心称意。届时，我虽死无恨。”
郭威大军来到滑州，义成节度使宋延渥迎接郭威进城。郭威于是得以用滑州库存的钱财犒军，他向部众解释说.“天子被谗邪小人迷惑，诛杀有功的大臣。我率军南下，实为不得已之举。现在快要与朝廷派出的军队相遇了，如果战场相遇交战、那与我进京朝见的本意完全相反。如果放弃抵抗，一定会遭他们屠杀。你们的家都在京师、不如仍依照密诏行事，我虽死也没有遗恨。”将士们都说：国家辜负您，您不辜负国家。请大帅火速发令前进，不要耽误。安邦定国，报仇雪恨，正在此时！”王崚接着向大家宣布说：“我接到太帅指令，攻克京师的时候，允许你们抢劫101天！”众士卒都欢呼跳跃。
刘承佑本打算亲去澶州督战，听宦官回来禀报，知道郭威已到澶州，才打消念头。他见到宦官衣领中的奏章，脸上掩不住懊悔恐惧。私下对宰相窦贞固说：“先前那件事，确实太草率！”但事已至此，刘承佑也只好硬着头皮对付。郭威主力抵达封丘，逼近京城，民心惶恐。刘承佑派慕容彦超串轻骑发动攻击，郭威命何福进、王彦超、李筠等率骑兵迎战。慕容彦超败退，部下一百余人战死，各路人马士气崩溃。到天黑时，朝廷大军大多数都投降了郭威。刘承佑与宰相及随从官员数十人逃奔郊野，被乱兵诛杀。
郭威大军进入京城后，郭威与王峻率文武百官，前往明德门，向李太后请安，请求指立新君。后来，李太后临朝执政。12月，契丹入寇，河北诸州告急，太后命郭威北征。郭威率军到澶州驻留。12月20日，大军将要开拔，将士数千人突然大声喧哗呐喊，登墙越屋而入，请求郭威做皇帝。有人撕裂黄旗当作龙袍，披到郭威身上，拥上来扶到上座，山呼“万岁”。大军于是簇拥郭威南下，进入京城。后汉乾佑四年(公元951年)春正月，郭威称帝，国号定为“周”。
纵观上述的政变之事，真乃各领风骚数百年。世上原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实并不是世事无常的轮回、实在是“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联系客服
微信登录中...
请勿关闭此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