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国学社的读书会就开始了，大家伙儿读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钱穆先生在近现代历史学界的地位自不用说，《国史大纲》也是难得的介绍中国通史的好书。当然，同样介绍中国通史的好书还有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等。央视还有一套纪录片《中国通史》很不错，现在只放出了一部分，大家有空可以去网上搜搜。
由于这学期读书会刚开始，有些人准备并不充分，于是我就分享了些看完引论后的感悟。书的开篇写了下面一段话让我感触良深：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深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现如今崇洋媚外之风虽有所收敛，但周围对中国历史不屑一顾的同学仍不在少数，而且由于长期受历史教科书的影响，很多人提到中国古代历史，言必及“黑暗”、“落后”和“专制”，这其实就是对中国历史不了解和不尊重的表现。然而现在愿意认真读历史的大学生并不多，对历史知识的匮乏将是未来很长时间的大学生的状态。
我国历史资料丰富，还是有很多值得大家学习的。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史料十分之多。按钱穆先生的说法，中国历史悠久、无间断且详密：我国历史，自黄传说以来约有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有三千七百余年；同时，《史记》和《春秋》等史书（当然有人说《春秋》不算史书，我只能说，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保证了我国的历史自西周开始无间断地被记录了下来；而编年（如《春秋》）、纪传（如《史记》）和纪事本末（如《尚书》）则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国古代史。
当然，并不是说看了历史就很牛了，历史材料那么多，全看完还不得累死。历史总是为现在和将来服务的，若历史于现实无益，大家也就不必看了（这估计是不少人的心态）。“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我们应看到当下种种问题与历史的联系，才能真正解决问题。钱穆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与现在已经有了很大差别，但有些话放在现在也非常合适。“然革新固当知旧，不是病象，何以施刀药？”有人总希望将国外的制度往中国套，口号知道的不少，但真正能理清各种制度发展的来龙去脉以及不同思想在中国实践的历史的人，在五毛和美分中应该找不到几个。这些人都说自己爱国，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爱国，还是爱的是别的什么，或者是钱先生说的“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
说到学历史，就要了解学历史的方法。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练个剑还分剑宗和气宗呢，史学也是分学派的。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近世代史学可分三派：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和科学派（考订派）。传统派博文广识，“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住行，亦间为校勘辑补”。科学派则使用所谓的“科学方法”研究历史，注重严谨的考据，当然钱先生说科学派是“以活的人事，换死的材料”就有点过激了。革新派还比较上进的样子，喜欢将历史与现实结合，然而这帮人“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其对历史的了解，既不如记诵派广，又不如考订派精，所以喜欢根据自身需要YY历史，“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之工具”。不过话说回来，历史上哪个改革家又不是那样的呢？当然革新派也不是一味的不顾现实空喊口号，他们也是要与时俱进的。比如清朝末期，改革者喜欢说“政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待到专制政体被推翻，改革家们的目光又由政治转为了学术思想，喊出了“文化革命”的口号，“二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胁”。而“文化革命”后，又有了“经济革命”，“二千年来之政治，二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应”。无论是传统派、革新派，还是科学派，都有其优缺点，我们不能自陷于其中任何一种。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学历史，还是应该注重于对我国历史的大致了解，以解决现实问题，“国人之所求于国史略有知，乃非此枝节繁琐之考订，亦非此繁重庞杂之记诵，特欲于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文化有大体之了解，以相应于其当身现实之所需知也”。而钱穆先生所希望的通史，应该是既能让国人大体了解中国的历史，同时能将中国历史中出现过的种种问题展现出来给有识之士参考，“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功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
钱穆先生还在书中提到，写史有写史的难处，“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但写国史的人，必须身处其特殊的环境，才有可能“确切了晓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才能“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才有可能把历史写好。研究史学的时候，我们既要求同也要求异。什么是异？不同时代历史之变，此谓异。什么是同？不同时代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民族精神，这是民族生命的源泉，这是同。我们只有看到中国历史中的同和异，才能对这个民族产生认同，才能认识到中国几千年来的进步。
说到进步，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中国史的进展，常在和平的形态下进行，欧洲则常在“斗争”中进步。不过钱穆先生后来提到，中国古代的各种农民起义除极少数外，包括黄巢、张献忠、李自成等发起的起义，“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而洪秀全、杨秀清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则“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不知道一个高中生如果在历史试卷上或者语文作文中写下这样的话是不是会把老师气疯。不过钱穆先生的史学观一贯如此，稍微了解一点的人，应该已经习惯他说出这样的话了。
事实上这一点也引起了我们参与读书会的人的讨论。部分讨论的过程如下：
关于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确实大部分都是搞破坏，并没有让社会进步，最多是改朝换代而已。尤其是被成功镇压的农民起义，对社会只有破坏，而成功的农民起义或许还有点机会设计新制度。但总体来说是没啥进步的。”
“这个说法不对，大部分农民起义都是因为很多农民生活不下去了，要不然谁造反？而且农民农民起义即便失败了，也能对统治者造成警醒作用，有可能会造成社会的改良呢？”
“即便是统治者因此改良，其造成的破坏也未必能被改良所弥补。而且历史上好像没有哪个农民起义真的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站在起义者的角度看，他们不能因为不能搞破坏就在那等死吧？而且各种宫廷政变权力斗争也有大规模屠杀，社会也未必因此进步。那是不是所有的斗争都不应该发生，大家安心做个顺民就行了？”
关于大同社会
“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大同社会，没有阶级没有特权，精英在高位专心为人民服务，人民安居乐业，大家一直这么和谐共处下去？”
“高层那么累，那岂不是慢慢的就没人去高层了？以后就没人维护社会秩序了。”
“给予高层适当的物质奖励啊。”
“那岂不是又是区别对待了？底层民众又要开始想着争名夺利了。”
“物质极度丰富的时候就可以了。”
“什么都有了，精英为什么要去为人民服务？觉悟就那么高？话说那个时候还需要有人为人民服务吗？”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