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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岁之际，她曾如是在自己的散文集里，说自己的一辈子“这也忍、那也忍”，无非是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是如此，作为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的她，她那跨越百年的人生是当今流传的“鸡汤文”所无法企及的。她之丰盈、淡泊，使得她一百多年的岁月风尘都难掩她的风华。
曾经，她最爱的，爱她最深的那个人给予过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我想，她之后，无人可担当这美誉。亦有人在采访她之后，如是感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的一个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那时的她101岁，生活在北京一个叫三里河的地方，在一处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里，她家是几百户人家唯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她说，“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以如此之心态，栖身在此处的她是让大家看到了无限活着的美好的。在曾经的“我们仨”居住过的房子里，她独具一人每日沉浸在整理钱钟书的学术遗物，亦或创作着自己的作品，所谓的“笔耕不辍”就是她这般；所谓的“修篱种菊”亦是她这般。
她，这个经历过一百多年无情而漫长的岁月的人，会让人忘掉时间的残酷，更会让人感叹在她身上老去的只是光阴，不老的是她的清雅魅力。那么那么多年里，无论经历如何，她总一如既往地柔韧、清朗、独立在那时光影，给人以力量、给人以温暖……
这样的她，不由得让人感叹，有些人在岁月的锻造里，可以似极陈年佳酿，历久弥香、醇厚芳香。
年轻时的杨绛
生于民国的杨绛，本名杨季康。
杨家世居无锡，是为当地一个有名的书香世家。父亲杨荫杭，曾为最早的反清革命运动人士之一，后成为上海鼎鼎有名的大律师。在那个世道，秉公执法、不畏权贵，清廉的父亲深受人们的敬佩。而杨氏家族里，也个个是为一时之俊彦，要么从事教育事业，要么献身于艺术。
这样的家世背景，断然可缔造出一个清雅的女子。
杨绛出生时，是辛亥革命的前夕，那时父亲刚刚于美国留学归来，到了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那一年的7月17日，她在北京降临世间。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唤作阿季。
事实上，她虽生于旧时，却从不是一个旧式的人。
从小，她就是个调皮的孩子，读的是“文白掺杂”的课文，在天主教会办的洋学堂里“掐琴”、跳绳、拍皮球，甚至还装睡偷看修女姆姆头上戴几顶帽子。回老家无锡时，她更因着一身裙装的“时髦装扮”引发当地老少妇女们的围观。据说，那时的乡亲们皆毫不客气地呼邻唤友地：“快点来看呶！梳则辫子促则腰裙呶！”（无锡土话：“快来看哦！梳着辫子束着裙子哦！”）
父亲，亦给予她新式的思想，她虽生在清末，但是作为同盟会成员的父亲在为她庆祝一周岁生日时，认定“满清既已推翻，就不该再用阴历”，因此她的生日从来都只过阳历。
自小聪慧的她，真是深得父亲的特别钟爱，尽管在诸多姐妹里她个头最矮，却最为聪明，所以爱猫的父亲亲昵地戏称她为“矮脚猫”，所有爱溺全然在了这昵称里了。
也是，八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十二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的她，从来都是学业精良的那一个。她亦深得父亲的心，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面的奇妙世界，是中英文皆可拿来深“啃“的，读书遂迅速成为了她最大的爱好。某一次，她和父亲有了这样“志趣相投”的对话：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他们父女会心地对视。
即便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也是鼎鼎大名的才女——中英文俱佳，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皆由她“操刀”。另外，她还擅乐器，弹得一手好月琴，吹得一首好萧声，更还工于婉约万千的昆曲。这样的她，还好学，永还学无止境地自修一些学科，她自修法文，学得一口后来被清华教授梁宗岱都称赞不已的法语。
如此，在求学期间有老师曾给予她这样的批语——“仙童好静”。
年轻的钱钟书与杨绛
1928年，杨绛十七岁。
她高中毕业，本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谁知，那一年清华大学虽开始招收女生，却是在南方没有名额的。于是，无奈下她只得选择了苏州的东吴大学。
或许，缘分于此。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为学潮而停课。该读大四的杨绛，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毅然北上京华，借读于清华大学。就此，她终于圆了上清华的梦。时年，为了到清华，她可是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
可是，用她母亲的话却是这样的，“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
不得不说，冥冥之中，确亦是他和她之间的那个缘分召唤着她姗姗而来的。
很快，在那年3月的某一天。在幽香袭人的古月堂门前，她和他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是必然。他们这一生，注定是要见到彼此的。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罢了。那一天的他，着青布大褂，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那一天的她，优雅知性，若馨香馥郁的花儿，开在了他的心间。
如果你也相信人有前世今生，那一定会将这样的爱情归类为“命中注定”。他们只是在那古月堂门口偶然相遇，便皆甚觉对方是那个自己要找的人。她是觉得他眉宇间有一种“蔚然深秀”之气，看着便入了迷；他则被她那如水的眸，似花的红颊所吸引。而她身上那股子清新脱俗的气质，更令他久久无法忘记。他为此写下了“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这样美丽的文字，以疏散心中满溢的激动。
就此，他们这一段旷世情缘便如明月朗朗上演于世间。
他们一见如故，仿似故友，侃侃而谈。忘了时间，忘了他人，他们迫切地分别澄清关于彼此的绯闻。他说：“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她亦说：“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就这样，他们如此明显地暗示着彼此的那份真心意。
这种一见钟情的场景，被人谈起也成了一个欢喜的故事。
他们恋爱了，如胶似漆。
约会、通信这些寻常的恋爱桥段，自然是有的。但最撩拨人心扉的还属文采斐然的他写就的那封封滚烫的情书。她的那颗芳心，遂在这些撩人心弦的文字里融化了，如雪，如水，如雾滴，直至最后完全和他融为一体。
恰巧的是，在那个世俗的年代里，他们的爱情亦通得过各种俗世的标准考验。他们门当户对，各自父母皆是江南声名显赫的才子名士；他们才学相当，互为彼此的心灵知己。
由此，他们的恋情，无人反对，皆是祝福、羡慕。
1935年，他们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朔源而追，他们这段缘分早在1919年，即已注定。那时，她的父亲杨荫杭和他的父亲钱基博，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因此，两家交情也不浅。那一年，8岁的她曾随父母到他家做过客。只不过，当时年纪小，他们谁都记不得谁罢了。不过，或许正是这段过往开启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前缘”亦是说不定的。
然，在他们故事的过往里，我始终深刻记得的是他发愿的那句“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荡气回肠中，让无许人倍觉爱情的美好。
抗战期间的杨绛与钱钟书
他们的婚礼，是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的。
多年后，杨绛还在文中幽默甜蜜地回忆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婚后的他们俩，真是“琴瑟和弦，鸾凤和鸣”令万千人艳羡的一对。
有人曾如是语，一个是“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一个是“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是如此，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
他们的婚姻生活，绝不是钱钟书那部经典至极艳绝无涯的《围城》里的那样。某些时候，他们相处的画面，似极了才女李清照和赵明诚的那段“赌书消得泼茶香”的美好之时光。诚然，在最美的时光里，有最美的人相伴，岁月自是美好得令人仰止不已。
不久，他们一同去了英国，只因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要到牛津读书。于是，不愿意和丈夫分开的杨绛女士，便毫不犹豫地中断了清华的学业，遂与之同往。
异乡的生活虽然很苦，却让世人看到了他们生活里更多的美好瞬间。
初到牛津，她因不习惯异国的生活，便心生了乡愁。一向笨手笨脚的他，为缓解她的这种不适，便在某一天的早上，趁她还在睡梦中时，起身到厨房做早餐去了。他是想用这最温暖的方式来温润她的一颗思乡的心。早餐很是丰盛，有煮鸡蛋、烤面包、热牛奶，还有醇香的红茶。如此他，亦是体贴届里的“鼻祖”，他不仅做了这丰盛的早餐，还体贴至极地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上面后，才将睡眼惺忪的她叫醒。
当她坐在床上享用完这顿充满着万千爱意的早餐，忍不住幸福地对他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这言语，是为最美的情话，听得他笑意盈然满蕴在了心间。
爱的美好瞬间，还有无数。
比如，他们一起展开读书竞赛，像曾经的李清照和赵明诚一般，比谁读的书多。通常，两人所读的册数是不相上下的，不过比赛过程是令人心生暖意的，读读写写的，于嬉嬉闹闹之间让日子从指缝间悄然愉悦地溜走，留下无数悠悠情趣，如何不让世人羡煞。
不久，杨绛怀孕了，这可把钱钟书给高兴坏了，他开始学做家务，为的是能多分担一些劳动让杨绛好好养身体。他的欢喜，亦时刻流露出来，一日他竟痴人一般地对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就像你这样的。”
得多爱，才能生这般的痴心呢！
杨绛对他亦好。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是出奇笨拙的，因而学习之余，她几乎将生活里的一切杂事都包揽了下来。
她是做饭做衣，修窗换灯无所不会。
生女儿住院时，第一天，他到医院探她，说，我打翻了墨水，弄脏了房东太太的桌布。第二天，说，台灯坏了。第三天，说，门轴两端的钢珠掉了。而她则一律回答“不要紧”。果真，她出院回家后，桌布变白了，台灯、门轴统统修好了。
他如同个孩童一样，将自己放纵地沉溺在她这样的爱里。
他们相伴的63年间，她从未拿过任何家务事去烦过他，即便有麻烦只要能解决掉的皆不告诉他。她爱他，也包容他的缺点，从不试图去改变他。她的爱促使她只分享幸福于他，烦恼尽交付自己，因为深懂幸福分享会获得双倍的甜蜜，而烦恼却并不会因两个人一起分担而变得更少，反之，常常会徒增焦虑和争执。
也是。世间有无数的爱情从童话走向怨恨、万劫不复，多都是因为其中一方甚至双方，寄希望于永恒的快乐，由是抱怨暗生，争执亦多，直至走向破碎。聪慧若她，早已看透这些相处之理。
如是地在爱情里，她始终清醒自省，“珍惜得到的每一分，而那些没有得到的，皆是本应与自己无关的”。
杨绛的“我们仨”
女儿阿媛出生时，钱钟书曾写就一阕“欢迎辞”：
“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不过，阿媛的存在，并没有使得钱钟书对杨绛的爱少一丝一毫，反之，他更加珍爱她了。从阿媛懂事后，每逢生日，他总要对阿媛说，这是“母难之日”；他亦没再要第二个孩子，他对杨绛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们如再生一个孩子比阿媛好，而喜欢那个孩子，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媛呢？”事实上，他是不忍杨绛再受生育的痛苦了。
阿媛一岁左右的时候，他们仨一起回国。
他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教书，杨绛则留在了沦陷的上海。时年，在老校长王季玉的力邀下，推脱不过，她担任了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这也是她生平唯一一次做“行政干部”，为期不过一年。素来，她自谦“我不懂政治”，然她却是那东吴大学政治系毕业的高材生。
她不是不懂，是太不愿碰“政治”的是非。她，只想安安静静做他贤惠的妻
事实上，她确实做得特别好。
抗战时期，日本人突然上门，却在她的泰然周旋下败兴而归，因为她早第一时间将钱钟书的手稿藏好。解放后，她更亲自带着钱钟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来修好曾经因钱钟书写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的隔阂。还有，她家的猫咪和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钟书欲拿起棍子为自家猫咪助威时，她则连忙劝止说“林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人面”。
正如此，她之贤惠淑德、沉稳周到，成了痴气十足的钱钟书与社交上的一道润滑剂。
他们，亦是一对事业上的好伴侣。
1942年底，杨绛创作的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一上演即一鸣惊人，她因此迅速而红。此际，钱钟书便有了小落差，某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听后，欢颜不已，便催促他赶紧写，并为了让他可安心写作，她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包揽了所有家务。
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就此修炼成任劳任怨的贤内助。她的父亲，因心疼她还曾不平地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不负所望，两年后，那部惊艳世人的《围城》成功问世，艳绝了无数座城、无数个国家。他的名气，亦是世人皆知，然而，他在《围城》中的序中只是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也是。在这一生一世里，最爱他的，最懂他的，始终是她。
在194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时，他在自留的样书上为他贤惠的妻子写下了这样无以匹敌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他的母亲亦曾经感慨道：“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是啊，钱钟书这样的痴人，幸亏有着杨绛这样的妻，才能从容走过那些难捱的岁月；而杨绛则因有了钱钟书这样的爱人，生活中平添了更多的乐趣。
曾经，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于是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他们这爱，经得起风花雪月，也蹚得过柴米油盐。
相濡以沫的两位老者
回国后，多年里他们都居无定所，漂泊着经历了相濡以沫、经历了相互扶持，直到1962年8月，他们一家三口才乔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
四个房间的居室，加之一个阳台，他们终于有了一个舒适的家，在这里，他们朴素、单纯、温馨如饴地度过每一个相守在一起的美好日子，各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只是，时光静静流逝，再美好的故事也还是总有那谢幕的一天。
1994年，钱钟书住进医院，自此缠绵病榻。不久，女儿钱媛也病重住院，却于父亲相隔大半个北京城。时年，八十多虽的杨绛就来回奔波于他们处，辛苦异常。
阿媛终没抵住病魔，离开了这人世。
人生相聚有之，分离亦有之，如同天命，是注定，再伤悲也是要承受的。杨绛自是体味这生之味，所以在阿媛去世时，钱钟书还重病卧床之际，她以八十多岁高龄，怀揣着丧女之痛，仍坚持每天去往医院探望钱钟书，伤在心，无一丝一毫外露，还百般劝慰钱钟书，并亲自做饭带给他吃。
她如同过往，依旧用自我的坚强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的家。
她说过的：“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怪不得，无数文人艳羡他们的爱情，感叹他们——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有着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于我，更觉他们的深情，是那岁月里的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1999年，八十八岁的钱钟书逝去。风雨半个世纪，他就此永远离开了她。
四年后，她写了一本情深万千的散文集来追忆和他的那万千个日子，名为《我们仨》。开篇，她写她做一个的梦，她梦见“我和钟书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幕，苍苍茫茫中，忽然钟书不见了。我四顾寻找，不见他的影踪。我喊他，没人应。”后来她把梦告诉钱钟书，埋怨钱钟书不等她让她惶急和孤凄，钱钟书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杨绛《我们仨》）
可见，她对他是有多不舍。
她在书中亦写：“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这是她给他写下的最催人泪流的情话。
暮年时，他们都穿黑色的衣裳，戴黑色框的眼镜，白发熠熠，一起捧书阅读的样子，那么安详、静美，满蕴着的是温情。
他们此二人，一生只做好一件事，此生只深爱一个人。
杨绛先生
钱钟书去世后，她在家中著书、译书，并整理丈夫的遗作。
她之生活，归于她曾写过的《隐身衣》之状态，最初的文字里直抒的是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是“隐身衣”，就此可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
如今，他离去，她就此过了这“隐身”的生活，低调至极，几近于外界繁华隔离。她饮食清淡，习惯每日早晨散步，或做功，或低吟浅咏，高龄后，改为在家中慢走，直到最后的几年她还能弯腰用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她这人人羡慕不已的养生秘诀更多的还是来自自己内心的安宁和淡泊。
她亦世态洞明，不然不会有这样的内省的文字。她在《我们仨》中如此写道：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
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
……
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何必纠结为已。
所以，她在三里河的寓所，一直是白墙与水泥地；她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以一家三口的名义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九十岁寿辰之际，她为“避寿”还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
为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不纠结，淡泊而从容。诚如她翻译的兰德的那首著名的诗境：“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她，是一早就借着这诗境写下了自己这无声的心语。
在百岁寿辰时，她曾感言：“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随时准备回家。”
一百年的岁月风尘，未曾能掩藏了她的风华，她这安宁及淡泊让她于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成为了一代人温润的慰藉，使人们看到“活着，原可以这么好”。
而今，她真离去“回家”，享年105岁。
世人皆一片哗然痛惜，而我知道她始终若“初生婴儿一般纯真美丽”在人们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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