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姜云霞
【摘 要】莎士比亚作为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对人及其本质力量有深刻的认识与体验。他借自己笔下人物之口，对高贵人性作了发自心底的热烈赞美。
【关键词】莎士比亚 悲剧作品 人文主义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莎士比亚悲剧中的思想是人文主义思想的艺术体现。但如何理解和界定人文主义，又进一步如何界定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是阐释其悲剧思想的一个重要前提。
鲍桑葵在他的代表作《美学史》里，将欧洲文艺复兴分为前期和后期，而将莎士比亚列为文艺复兴后期的代表。“但丁和莎士比亚在某些形式特点方面的异同”。鲍桑葵的观点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莎士比亚代表人文主义思想的高峰，同时，他对早期文艺复兴文学中人文主义思想的某些偏颇和不成熟，也有明显的反思。这一点，在其悲剧中，表现得非常深刻。
目前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对人文主义的概括基本是四个方面：以人权反对宗教神权；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崇尚现世生活享乐，歌颂爱情幸福；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崇尚科学文化和怀疑探索精神；拥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反对封建割据。
但当我们按着传统思维，把莎士比亚安放在这样一个先定的理论概括框架中时，却发现有诸多的不吻合——上述经常被文学史表述的人文主义特征，在莎剧中显现得微乎其微、甚至没有影子： 比如，莎剧中没有反教会的内容，没有来自宗教世界的禁欲主义扼杀人间爱情的表现。相反，《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劳伦斯长老倒是男女主人公恋爱的秘密协助力量，《错误的喜剧》里的女修道院长也是一位排难解纷的慈善母亲形象。也就是说，像早期文艺复兴文学中常见的世俗人性与宗教势力的冲突，在莎剧中基本看不到。
当然，我们不能据此要求文学史修改其对人文主义内容的概括，因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们都应该明白，所有的概括和综合，在尽量做到准确的同时，又是必须以牺牲某些局部现象的具体性、独特性、偶然性和丰富性为代价的。如果要求某一理论概括完全与某一段历史中的所有现象吻合，那么，任何概括也会永远拿不出来。
所以，我们指出这一问题，只在说明，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不应该只停留在他作为“人文主义者”，或只将他笔下的人物（如哈姆莱特）解释成“人文主义者”，而应该明确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具体内涵。
在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英国的历史情况大致是这样的：16 世纪 30 年代起，“英国王权贯彻了一系列法令，使英国教会逐渐摆脱对罗马教廷的依附地位。1532年停止缴纳岁贡，1533 年废除罗马教廷对英国教会的管辖权。……1534年发生了英国宗教改革的一桩大事——国会颁发‘至尊法案’，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首脑，至此，英国教会跟天主教彻底决裂。”
也就是说，英国新兴资产阶级所支持的王权已完全控制了教权，从而，像但丁所激烈抨击的那种教会利用教权干涉世俗政务的历史已经结束，教会在精神上禁锢人的威力也随之大大削减。宗教禁欲主义在早期文艺复兴文学的嘲讽中，已经由神圣变成可笑，而宗教蒙昧主义也在日渐昌明的科学发展中失去了市场，这样，早期文艺复兴文学中的两个重要主题——反对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自然就不会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主要内容了。
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内容仍然是以人为中心，但被他理解的“人”，与早期文艺复兴相比，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也有更大的合理性。
早期文艺复兴文学中的“人性”，主要倾向于一种解放意义上的突破和颠覆。彼得拉克、薄伽丘、乔叟、拉伯雷、艾拉斯谟的著作，都表现了对人的现世生活享乐大力崇尚的主题，他们提倡理直气壮地追求人性的自由。这种对“天性自由”、“人性解放”的推崇，在冲破中世纪神学桎梏的斗争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进步意义。但由于这种强烈的解放要求绝对化地反对一切束缚，“天性自由”被推崇为渴望唯一的偶像、最高行动准则，自然地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偏颇。人的一切行为，只要是出于“顺从”自己的爱情、享乐、财富的需要，则不管行为的方式以及后果如何，都成了早期人文主义文学歌颂赞美的对象。薄伽丘的《十日谈》里，作者用赞美的笔调写下的不择手段追求“爱情幸福”和攫取钱财的故事俯拾即是；拉伯雷《巨人传》里巴汝奇的名字，就是“无所不为的人”，他的行事与他的名字一样，捉弄人、恶作剧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而小说却借人物之口说他是“最好的孩子”。巴汝奇确实是颠覆中世纪道德原则的新市民形象，是一个勇敢的斗士，但他的非道德主义也确实让人吃惊。
可见，早期人文主义者们乐观地认为，只要打破中世纪神学的束缚，只要让人的“天性”得以自由的发展，就会带来人的幸福。早期人文主义的理想，集中体现为《巨人传》里“德廉美修道院”的门铭：“做你所愿意做的”（或译作“为所欲为，各行其是”）。很明显，“德廉美修道院”是早期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但它只有对中世纪价值观念颠覆的革命意义，对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却没有任何的操作意义。“个性从封建镣铐下获得解放，引起的结果相当矛盾。……生活中到处可以观察到，伴随着个性的发展，凶恶的个人主义是怎样猖獗起来的。”早期人文主义者何曾料道，这些解放出来的“人性”对“人”自身的危害，一点也不亚于“神”的桎梏。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始终不断地在个体自由和群体秩序两点间寻找最佳的切分点，绝不会长久地接受和容忍这种完全出于一己的“个性”无序化发展的。
所以，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后期人文主义，比起早期人文主义来，最显著的不同是，不仅仅立足于个体的“人性”，而更多地立足于“人”的整体，寻求适合于“人”的一种秩序。杨周翰先生曾借用古罗马两位诗人的话，即“爱征服一切”（维吉尔）和“宇宙和谐地歌唱”（西塞罗）来概括莎剧思想，十分恰当。如果在杨先生的概括中再细分一下，可以这样说：“爱征服一切”是莎士比亚喜剧的主要主题，而“宇宙和谐地歌唱”则是其悲剧的主要主题。也就是说，莎氏悲剧，深入地思考了社会人生的秩序问题。
参考文献：
[1]欧美文学史.[J].李尚信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2]莎士比亚研究·发刊词.[J].曹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3]莎士比亚悲剧集.[M].朱生豪译，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年版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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