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追求教育机会公平\教育均衡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国家坚持实行适龄儿童需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入学。而择校现象在国家长期禁止下依然存在：支持者认为，择校是民众教育选择权的体现，可以满足家长选择学校的需求；反对者认为，择校有碍教育机会公平，应该给予抵制，因为学校的教育资源是社会公共资源，是全体公民都有平等机会可享用的公共教育资源；折中者认为，不可过度地禁止或者放开，应该根据具体的教育实际情况而定。择校现象是自发形成的教育现象，就近入学政策是国家规定的适宜教育健康发展的政策，具有强制性。现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现状是以就近入学为主，而择校作为隐性默许的形式依然存在，两者似乎呈现相互补充并长期并存的态势。
就近入学政策是当前我国顺利推行义务教育、确保人人都有学上、公平享受受教育权的一项有效政策。早在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便发布了《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力求使学校布局和办学形式与群众生产、生活相适应，便于学生就近上学”[1]的政策。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正式将就近入学的政策写入法律，《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2]此后就近入学便成为我国义务教育顺利实施的一项重要制度。时至今日，政府一直在强化就近入学政策，就近入学政策也是官方认可的中小学生入学政策。
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这个基本国情将在短期内不会有变化，而且要改变全国范围内的教育资源供给状况也非一朝一夕之事，这意味着我国教育资源短缺的实际状况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根本的变化。教育政策视基本国情而定，教育关乎人口发展形势，“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意味着未来几年适龄的入学儿童会急剧增长，教育资源的争夺将会更加严峻。就近入学政策的推行对抑制“择校热”现象、保障中小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减轻中小学生的升学压力、缓解教育资源供需矛盾、完善教育资源分配、推动教育均衡发展有积极的作用，这也是就近入学政策推行以来显而易见的优势。
所谓择校(Choice School)，是指“在基础教育阶段，家长放弃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按学区免费就近入学的优惠政策，主动选择其他学校就读的教育现象”[3]。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提倡重点学校建设，造成校际间的差距拉大和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这就为择校现象的产生埋下了伏笔。之后随着教育意识的增强、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进一步加大，伴以社会竞争激烈这副催化剂，择校现象如火如荼展开了。1996年，择校现象正式进入国家政策议程，并采取了“不赞成”的价值取向。该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不准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小学和初中招收‘择校生’，坚持就近入学原则，一定要把‘择校生’高收费问题坚决遏制住，重点是大中城市。”[4]此后国家先后在1997、2000、2010年出台相关政策，“力争经过三到五年的努力”实现禁止择校。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试点……切实解决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等。”[5]2012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审计署又印发了《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八条措施》，严格规范教育收费标准和学校收费行为，治理各种形式的收费。《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中第三点中提到：“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够均衡、群众择校冲动强烈、‘学区房’问题突出的地方，要一手大力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一手积极稳妥推进多校划片(随机摇号、排位)的方式。”[6]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第二点强调“推进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和“努力保障入学机会均等”。
经过20多年的择校治理，国家禁止择校态度日渐明朗，其中禁止的内容更是具体指向收费标准和行为，力争通过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来根治择校，形成了“以就近入学为核心原则、分区划片为基本方法、教育资源调控为辅助手段的择校问题治理体系”[7]。但是择校现象并未彻底地消除，而是转化为隐蔽的“暗流”在义务教育入学方式中涌动。
经过以上对就近入学与“择校”入学的梳理回顾，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性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入学方式上背道而驰；二是维护利益主体不同；三是对教育资源追求层次迥异。
入学方式上背道而驰。按照《义务教育法》，就近入学指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持户口簿可在户口所在地或家庭实际居住地就近入学。这里的就近入学不是指绝对位置的就近，而是相对位置的就近。按照规定各级教委必须公布学校以小区或者街道整体划分的招生范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据此进入相应的学校上学，具有政策、地域限制。而“择校”入学主要是家长或学生不想按照原来划分规定的学校入学，想要选择满足自己教育需求的学校，这种入学方式要求突破地域上的限制来寻求优质教育资源。
维护利益主体的出发点不同。就近入学政策发展至今，其中很重要的价值目标是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人人有学上”，从而改善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公平的现状，这是政府在整个教育宏观层面的决策。反观择校，家庭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谋求孩子和家庭的未来，从而痴迷择校，几乎不会考虑到整个教育的发展规划和其他孩子的教育资源是否会被损害的情况，这是家庭在自我发展微观层面的选择。
当前,我国北京、广东、河北等省市已经建立或正在筹划针对个人消费端的、政府牵头的碳普惠机制。结合各地特点，它们涵盖的低碳行为方式、采用的核算方法、激励机制及商业模式也各有不同，见表1。在民间层面，以支付宝旗下的“蚂蚁森林”为代表的各类碳普惠产品也受到公众关注。
教育资源追求层次上具有差异性。政府要求的就近入学主要是保障人人都有学上，是教育机会公平的体现，但是在教育质量上未能提出更高要求。可是随着社会资本的发展，现今家庭拥有的财富以及在教育上愿意投入的成本增加，需求不仅仅停留在教育机会层面，更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加剧。而义务教育距离发展到每个学校拥有比较均衡的优质资源还相差甚远，这集中体现在国家层面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无法满足人们对优质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
就近入学与择校两者入学方式并存，不利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受教育机会公平的实现，亟待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成因：一是政策的有限性；二是弱势群体的“弱”竞争力。
政策的有限性主要表现在政策制定群体与政策行为主体利益不一致、观念不一致。择校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生产力水平低下这一矛盾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8]。从政策行为主体的家庭层面上来说，学生的未来不仅关乎自身个人发展，甚至寄托着整个家庭的未来与幸福。随着教育意识的觉醒，教育成为增加经济收入、改变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家庭对教育资源的渴求只增不减。加上“望女成凤，望子成龙”传统思想的禁锢，家长着眼于整个家庭的利益，宁愿为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付出金钱的代价，或者动用人情或者权势关系，也要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中强占一份优势。地位、金钱和权势不应成为获得教育资源的武器，这样会严重损坏中下层人民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其次，我国政府在对农村实行政策性支持的过程中，受到资本和资源有限的影响，无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财政支持，具体来讲，乡村振兴实施的进程需要完善的涉农金融机构为有力支撑，但是从现有的改革成果来看，对于乡村振兴计划能够作出重大贡献、满足乡村振兴的需求和抵御乡村振兴带来的负面风险的生态链结构并不科学。
另一方面，从政策制定群体层面，教育是带有一定公益性的，并非能完全按照市场的竞争秩序而存在。国家立足整个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保障“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促进教育的公平发展，是其应有的义务。就近入学政策就是保障义务阶段的适龄孩子都有学上，顺利推行义务教育，并且使在一定区域内的受教育者达到享受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理论上减轻了受教育者的升学压力。这是国家从整个教育公平发展的宏观层面，保障绝大多数的受教育者平等享受教育资源的权利。但是家庭为了寻求自身的未来发展，加之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往往与禁止择校背道而驰。
道德，是一个人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一个体现，道德也是衡量我们自身行为的一个标尺。纵观目前的社会，无德之人不在少数。屡次出现的幼儿园虐童事件、教师体罚学生的事件，使得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我们的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培养出这些残忍无情的人呢？
按照与择校直接利益相关性，我们把在校学生划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被选择学校原有的学生群体；第二类是有能力择校的学生群体；第三类是没有能力择校的学生群体。”[9]显然在资源选择的过程中，没有能力选择学校的学生只能默默接受现有的教育资源，因为他们不具备优质教育资源选择的优势。优势学校拥有优秀教师、教学设备、教学环境等优势，这会吸引学生纷纷前往，排除已经在被选择学校的学生外，那么在有选择能力和没有选择能力的学生群体相较而言，后者无力的竞争状态是显而易见的。
就近入学政策的实行保障了弱势群体儿童都能有学上。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资源不均衡主要体现在区域间、城乡间、校际间，具体表现在教师、教学设备、环境等的差异。在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地区儿童享受的教学质量不高、教育资源相对缺乏。就近入学由于受到区域的限制，使弱势群体儿童无法接受更好教育资源的命运更加固化。
编目前做好查重工作，可从题名、责任者、ISBN等多种渠道进行查重，才能把图书查重准确，取号可以避免重号。根据查重结果，掌握了图书的编目规则，科学的给图书添加辅助区分号，把相关的文献集中编排，方便读者检索,最大限度的利用图书馆[4]。
不管是在何种入学方式下，弱势群体学生相较而言，享有教育资源均呈现无力被动的状态。出现此种境况的根源关乎地域差异、出身背景、家庭情况等复杂因素，但是他们的“弱”竞争力状态不管是在任何入学方式下都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方的弱势，另一方必然相对强势，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自然形成被动与主动之分。面对教育资源这块“蛋糕”，强势主动的一方会极具优势竞争力。
为了切实推进就近入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以下建议：一是统筹择校治理体系，加强监管力度；二是转变政策倾斜，由资助转变为行动帮扶；三是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增强社区文化自信。
治理择校历经二十多年的历程，涉及的主体有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环境等方面，其中利益的牵扯也比较复杂，至今仍算是教育界的痼疾。这是一个庞大的治理体系，这不仅仅是依靠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的管控，更需要综合社会力量，学校、家庭等多方面进发，改变以前只是对政策服从的依赖。各个学校对于择校内在的含义理解需要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宣传，肩负起义务教育阶段的责任和使命，杜绝为了学校的利益发展等为借口，违规招收择校生，坚持就近入学原则。家长也要改变自己的教育理念，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好的学校、优质的教育资源才是孩子走向美好未来的唯一途径，降低对优质教育资源追求的狂热，把眼光逐渐转移到孩子的家庭教育上面来，这样和学校教育齐头并进，促进孩子健康发展。
是日本以“富士”(国光×元帅)芽变系中选出的浓红型品种，1980年引入我国。树势健壮，生长速度较国光快，萌芽率高，成枝力较强，并有腋花芽结果习性。果个较大，平均单果重223克。果实全面浓红，色泽鲜艳，果肉黄白色，肉质脆细，果汁多，甜酸适口，可溶性固形物含量16.1%～18.0%，有香味，贮藏后香味更浓，品质上等。
从择校的治理内容上看，治理择校不仅仅是在入学方式上的改变，这是浅层表面的抑制，而不是其根本上的治理。需要大力发展薄弱地区和学校的教育，减少区域和校际间的差距才是其最根本的措施。除了每年增加财政投入、增加教育补给外，还需要完善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学校发展提供生态的资金链。同时要鼓励学校自身的发展，大力发展自己学校的特色，完善教学质量，增强吸引力。
政策的执行离不开严格的监管体系，应做到层层负责、权责分明，确保每个学校招生的违规行为都可以追责到具体的招生执行人。可以建立家庭委员会，让家长对学校的招生进行监管，并有专门的上报渠道，做到公开化与透明化。
为了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弱势区域、学校和弱势学生进行有效的帮扶，对薄弱学校加大资金扶助，完善教学设备和教学环境。除此之外还有优质学校对薄弱乡村学校的学生名额倾斜、教师轮岗制度、乡村支教计划、名校集团化办学等措施，这些措施对于抑制“择校热”有显而易见的成效。但是仅仅依靠这些比较理性的援助，并未与他们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比如乡村学校教学设备上的落后，政府资助学校采用多媒体教学，可这里的教师多不会使用多媒体，这就需要深入了解到学校的教学实际，并对教师们的多媒体使用技能进行培训，否则教学设备的改善只是摆设。教师轮岗制度也引起了学者的讨论热潮，“一边是不愿意去，一边是不愿意接受”，这实质上是师资上的差距。政府可以专门成立帮扶薄弱学校的师资队伍，接受政府的任命和派遣。深入到学校中去(三年以上)，负责薄弱学校教师技能的培训和发展，并且定期汇报和交流。对于贫困学生或者弱势学生的资助政策，如两免一补，主要体现在资金援助上。每年几百元钱的物资资助虽然会对他们的生活有些许改善，但是影响不是决定性的。相较之下，对弱势学生学习情况的关注和自强不息的健康心理培育对学生未来成长的影响更显重要，政府资助的项目可以向这些方面延伸和扩展。政策的倾斜资助需要由简单的资助帮扶转变为结合实际需要的行动帮扶。
色彩课程属于小学美术教学的基础性课程，在这一阶段对学生的色彩感知能力进行培养是一项艰巨而受负责的任务。美术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创造性，色彩是美术学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绚烂的色彩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也能够在长期的学习中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学生在学习中逐渐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并愿意积极主动地去领悟和感知多彩的世界。因此，本文主要对小学美术教学中，学生色彩感知能力的培养方法进行了探讨。
家长对择校的追求来源于 “学而优则仕”“望子成龙”等传统思想的禁锢，但是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思想也要随之推陈出新，扬弃一些与时代发展不符的经验之谈。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等“鸡汤式”的成功学，需要家长们理性对待，降低对优质学校的狂热追求。同时社会也要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充分利用信息网络，让家长们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注重家庭教育，给予孩子应有的陪伴和爱，转移将一切希望寄托在学校上以及对优质学校的追求上。
国家是由一个个小的家庭单位来组成的，每个公民是国家和社会的组成细胞。国家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社区的教育建设也离不开社区成员的努力。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每个地区也都在发展。家庭在享受社区服务的同时，对社区教育的建设发展也应肩负起责任和义务，家庭和政府齐头并进比把责任全部丢给政府的路要走得好、走得宽，社区的教育建设发展需要发挥社区每个家庭的力量。
[参 考 文 献]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义务教育实施处.义务教育法规文献汇编[G].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34-35.
[2] 郝文武.就近入学和自由择校浅见[J].上海教育科研，1996(2)：12-14.
[3] 李融.当前中国择校问题综述[J].现代教育科学，2006(8)：10.
[4] 国家教委.关于1996年在全国开展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J].陕西省人民政府公报，1996(12)：16-18.
[5] 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2018-11-19].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info_list/201407/xxgk_171904.html.2010-07-29.
[6]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EB/OL].[2018-11-19].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1/201702/t20170222_297025.html.2017-02-22.
[7] 李大为.我国义务教育择校治理的困境分析和可能改进[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6：1.
[8] 范先佐.中小学择校问题产生的原因探析[J].现代教育论丛，1997(2)：33-35.
[9] 李喜燕，封红梅.“回应现实”的教育公平观：以基础教育择校为视角[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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