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人口、经济

军事

北魏兵民分开的[57] ，兵用于打仗，民从事耕桑[58] 。而兵主要由鲜卑及其他少数民族组成，农业主要由汉人从事。兵民之分也就是胡汉之分，也是胡汉分治的体现。

而士兵里面也分两种，一种是鲜卑兵，另外一种是非鲜卑兵。

鲜卑兵由代北部落的鲜卑人组成，主要担任北魏的禁旅和边防六镇的士兵。这种兵带贵族性质，地位颇高[59] ，但在魏文帝汉化之后有所改变。

非鲜卑兵中，以高车兵最为重要，禁军和六镇边兵都有高车人。此外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和汉人军队。

人口

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518年—520年）户口统计大约有500万户[60] ，以户均口数6口计约有3000万人，因学者考虑到北魏北边军镇的府户、农官管理下的民屯户、国有牧场的牧户、僧尼及寺院的附户以及为官府供役的杂户、伎作户、乐户、盐户、金户等等未纳入官方统计的人群，而认为北魏实际户数达600万户[61] ，实际人口达3500万人[4] 。

经济

西晋末年，拓跋部首领拓跋犄卢，被西晋封为代公，进而封为代王。东晋咸康四年（338），拓跋什翼犍即代王位，设官分职，制定刑法，国家机构逐步完备。拓跋部已经地进入奴隶主占有制的阶级社会。拓跋部建立北魏后，逐步迈入封建社会。[34]

太和五铢

中国北方自西晋永嘉之乱（310）以后，经过十六国时期的战争破坏，百姓死于兵革，毙于饥馑，幸存的人口不足50%，中原地区一派凋敝景象。在北魏王朝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生产力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北魏统一北方后，经过各族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和共同努力，生产关系得到了调整，生产有明显的发展。特别是孝文帝改革后，自耕农民显著增加，孝明帝正光以前，全国户数已达五百余万，比西晋太康年间增加一倍多。农业、手工业都有显著的发展。《洛阳伽蓝记》称北魏后期百姓殷富，年登俗乐，衣食粗得保障。在手工业方面，北魏后期炼钢技术有新的成就，相州牵口冶（在今河南安阳）制成锐利的钢刀。商业也逐渐活跃起来。孝文帝时，元淑为河东太守，当地许多百姓弃农经商。太和以前，北方商业几乎处于停顿状态，钱货无所周流。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恢复流通，太和十九年，又重新铸造“太和五铢”钱，规定此钱在京师及全国诸州镇都可通行。宣武帝时，洛阳的商业相当繁荣，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大城市。[34]

农业和手工业

孝文帝改制后，由于立长校户，政府控制的编户增加了。到孝明帝神龟年间，户口数目比西晋太康元年增加了一倍多，大约有五百多万户，三千多万口。[62]

吏治的改善，负担的调整，农民可以从事生产，农业有所恢复和发展。此后，直到神龟末年，政治虽然逐渐腐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但官府的仓库还是装得相当充实的。[62]

北魏的畜牧业原本就很发达。孝文帝时期，又在河南设牧扬，养战马十万匹。如契胡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有“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景而已”。[62]

手工业也有所进步。绢布产量增加，绢价下降。魏初，每匹绢千钱，孝文帝以后降到二三百钱。榨油、酿酒、造纸、煮盐、冶铁等部门也有发展。[62]

商业

北魏后期，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大的城市有洛阳、邺和长安。[63]

洛阳既是北方政治中心，又是贸易中心。洛阳西阳门外有大市，周围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63]

当时经商的，除了列肆商贩和大商人外，许多贵族、官僚也从事经商。北方贵族多喜欢“南货”，官府于南境立互市与南朝贸易。但禁止私人交易，许多官僚、贵族因“渡淮互市”被治罪。[63]

西域、中亚、朝鲜、日本的商人也到北魏进行贸易。但总的来说，北方商业不及南朝活跃，较长时间是以绢布谷物作为交换媒介。孝文帝改制后，铸五铢钱，但不少地区仍是“钱略不入市”。[63]

均田制

北魏初年在代北曾推行过“计口受田”制；485年（太和九年），北魏政府在以往的基础上颁布了均田令。均田令的主要内容是：

均田制

均田制

男子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只种谷物）四十亩，妇人二十亩。为了轮种，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露田不准买卖，年老免课及身死还田。

男子每人给桑田二十亩，作为世业，终身不还。在二十亩桑田上必须按规定种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树。初受田时，原无桑田者，依制受田；原来桑田不足者依制补足，多余者将多余部分充做倍田；再多的也不充做露田来还授。随着人口的增减，多余部分可以卖出，不足部分可以买进，但买卖都不能超过应得分额。非桑之乡给麻田，男子十亩，妇人五亩，还受法和露田一样。

奴婢受田与良人相同。耕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还受依奴、牛有无而定。

土广民稀之处，任力耕垦，不受限制。土狭民稠之处，增丁应受田而不愿迁移者，以桑田抵应受露田数；不足者不给倍田；又不足从家人田中减量分给。愿迁者，任到空荒之地，但不得逃避赋役。

官吏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八顷，县令、郡丞六顷。离职时移交下任，不得转卖。

参考资料来源：[64]

赋税制度

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的税收由部落贡纳、牧民的畜牧税为以及一般农民的租调为主，[65] 其中农民的租调为最大收入。北魏规定租调税收为“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66] 不过这是个一般办法，政府需要的时候可以增加征收物品的种类和数量。租调是按户收取的，户的大小没有限制，孝文帝改革之前，三五十家组成一户的情形很普遍。除了这种一般性税收外，政府经常因为战争而加开新税，官吏因为没有官俸，也常常以各种借口征税，给百姓带来很大的负担。

徭役方面，兵役方面由鲜卑人担任，因而兵役较轻。而力役的情况因为缺少史料，无法得知。只知道，为政府工作的工、杂役非常多。他们被编为隶户、军户、营户、府户、绫罗户、乐户等等。

孝文帝改革后，为了给官僚机构提供俸禄，以减少官吏欺压百姓。提高了税率，魏孝文帝定每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充百官俸禄。[67] 又在太和九年（485年）实行均田制，办法大致有四项：

十五岁以上的男丁和妇人均可授田，男丁授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授田视轮休需要加倍或再加倍。如果有牛一头则授田三十亩，最多四头牛，多出的不授田。老少病残或者缺乏男丁的家庭十一岁以上和有病者均授予半夫之田。奴婢一样按照男丁和妇人的标准授田。授田不准买卖，年老或身死还田，但七十以上授田者不必归还。

男丁授桑田20亩。桑田不必还给国家，可传给子孙，也可以可卖出多于20亩的部分，也可买桑田补足20亩。产麻地男子授麻田10亩，妇人50亩，年老及身死后还田。

多余土地可以借给农民耕种，政府严格控制农民迁徙，只允许迁往空荒地区。

规定驻地长官在所在地给予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八顷，县令郡丞六顷，不许买卖。

政府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重新规定了税收制度，一夫一妻应缴纳的租调为：“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织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