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是2019年7月，在姜堰举行的新教育实验第十九届年会上，作为主持人的我把詹大年请到台上，向在场上千人介绍说：“这是一位伟大的校长！”
詹大年的伟大，在于以一颗善良而柔软的心面对一个个被学校开除、让家长绝望的孩子，并将这些孩子引导到正常的生命状态。当一些校长和老师“嫌贫爱富”时候，詹大年的学校却只收其他学校不要的孩子，这就是“伟大”。他让那些拼命挖“优生”又拼命撵“差生”的校长无地自容。
当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情怀，还基于对教育、对孩子、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詹大年的教育也充满了智慧。他的丑小鸭中学，因此而飞出了许多白天鹅。
从根本上说，我和詹大年的教育观高度一致，否则他不可能成为我纯粹因教育理念相同而结成的好朋友，我也不可能成为国内最早宣传詹大年和丑小鸭中学的人之一。
但“教育观高度一致”，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教育观点都绝对相同。最近，读他的文章，有的论述我就颇感不安。尽管我尽可能理解他论述时的语境和特定针对性，但有些说法，我感觉还是太绝对化、太简单化了。
比如，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对“问题孩子”的教育时，这样说：“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件事：帮助孩子恢复到正常的生命状态——正常吃饭、正常睡觉、正常交往。人的状态好了，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看，只要“帮助孩子恢复到正常的生命状态”，好多棘手的教育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当然，我完全明白他这句话说的“所有这些”的指向，就是种种不理解孩子、不走进孩子心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孩子的简单粗暴的做法。但是，即使如此，我依然觉得教育绝不是只要让孩子“正常吃饭、正常睡觉、正常交往”，他所存在的问题就自然“迎刃而解”了。不妨这样思考，我们面对的相当多的学生，其实远没有达到被丑小鸭中学录取的“资格”，即他们其实都是能“正常吃饭、正常睡觉、正常交往”的，但一样有成长中的种种问题，只是不如丑小鸭中学的孩子那么突出甚至极端而已。那么，难道这些能“正常吃饭、正常睡觉、正常交往”的孩子，就不需要任何教育了吗？既然连丑小鸭中学的孩子都可以只“恢复到正常的生命状态”即可，那更多已经处于“正常生命状态”的孩子还需不需要教育呢？我特别理解并欣赏詹大年对孩子的充分理解，他设身处地以孩子的感受来评判教育的好坏，这点是特别难能可贵的。他经常提醒我们成年人，不要简单地以自己的精神世界去对孩子的思想、感情、性格、爱好进行“削足适履”式的“改造”。这些我都举双手赞成！
我曾经说过，教育要有儿童视角。所谓“儿童视角”，就是用儿童的眼睛去观察，用儿童的耳朵去倾听，用儿童的大脑去思考，用儿童的兴趣去探索，用儿童的情感去热爱……这与詹大年的人道主义儿童观，完全一致。
但真理向前走一步就是谬误。如果因为理解儿童，便否认他们身上的问题，甚至否认“问题学生”的存在，尊重儿童便成了放任儿童，这在客观上是对教育意义的消解。詹大年最近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所谓“问题孩子”，其实是被误解的白天鹅》。单看这个题目，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问题孩子”是没有的，他们本来都是“白天鹅”，他们的问题都是成人的“误解”。当然，对标题似乎不应苛求，毕竟只是标题，有时候简洁的表达更容易有一针见血的效果。何况，也许这并非詹大年的原标题，而是编辑为了“抢眼球”而拟定的。再看文章内容，詹大年的许多观点的确富有见地，比如，孩子有的问题是成长中必然出现的特点，这显然不能称作“问题”，有的问题是成人与孩子的交往方式不当而感到的“问题”，还有的明显是学校教育的不当，而把本来喜欢学习的孩子逼成了“问题”，等等。仔细读这些案例，令人深思，给人启发。詹大年这些观点及其案例的最大意义是，教育者千万不要自以为是，更不要居高临下地自以为是。如此自以为是，只会人为制造出“问题学生”。但我们因此便能得出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学生”，只是学生成长遇到问题了；所谓“教育问题”，都是老师和家长的问题，却将“问题”扣在孩子的脑袋上。好像从来就没有“问题学生”，有的只是“问题老师（家长）”。
对这种观点，我是万万不赞同的。
我承认，有些问题和缺点，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从出现的必然性说，这些问题和缺点可以说是“正常的”，但正常会出现的问题依然是问题——“正常”是指出现的必然性，而问题本身不应该被视为“正常”的；孩子身上的缺点虽然难以避免，也依然是缺点。不能说只要一味地“理解”“尊重”“设身处地”“换位思考”，这些问题和缺点就可以自然消失；即使不消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一定要去改变呢？”
有一点我和詹大年高度一致：孩子身上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不能仅仅怪孩子，有的问题恰恰是不正常的教育带给孩子的问题。但我和詹大年的不同在于：第一，有些（当然不是所有）“问题孩子”的问题，是不是孩子的问题？第二，对于这些有问题的孩子，仅仅是“帮助”而不需要“改变”吗？对第一个问题我不多说了，对第二个问题我还想强调的是，我们应该重申教育的意义。教育对于人的意义，在于将一个纯粹的“生物人”培养成一个“社会人”，或者说，受教育的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这就是“改变”。如果只要“正常吃饭、正常睡觉、正常交往”即可，任何群居动物都做得到。那么，人何以成为人？我们要教育干什么？
我越来越反感诸如“不要老想着去改变孩子，要理解他们、尊重他们、帮助他们”之类的话，因为这把教育简单到近乎被取消的地步。或者说，将教育虚无化了。
关键是“如何改变”和“改变成什么”。所谓“如何改变”，指的是影响和引导孩子的方式，正确的改变应该是在理解和尊重孩子的前提下，尽可能顺应孩子的心理特点和性格特征，尽可能采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所谓“改变成什么”，指的是我们应该把改变的目标确定为尽可能发现并帮助孩子发展自己独特的优势，成为最好的自己，而不是像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所写，把孩子“改造”成大人心目中“理想的样子”。但无论如何，否定问题孩子的存在是不科学的，否认教育的意义更是不足取的。在陶行知的书中，多次用“难管的孩子”来描述问题儿童；苏霍姆林斯基的文中也经常用“难教儿童”的术语。如果按照詹大年的观点，为什么一定要去“管”孩子“教孩子”呢？顺其天性不很好吗？我去过丑小鸭中学十多次，几乎全方位地了解过这所特殊的学校，我和詹大年志同道合，所以我对他的经历和思考非常熟悉。我也因此理解他说这些话的依据，就是他长达十余年和“丑小鸭”们打交道的经历，正是这些丰富的教育实践，他深感现在许多老师和家长等教育者，太不理解儿童的心，对孩子太强势，对教育太功利，因此呼唤教育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尊重、多一些顺应天性，多一些“顺其自然”……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观点都是振聋发聩的。但如果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必然会曲解甚至损害教育。比如，认为孩子不存在问题，问题都是教师的问题，这和“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不是“异曲同工”吗？（校对：蒲俊男、陈冰彬、刘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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