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格非江南三部曲的第一部，《人面桃花》，提供了我今年迄今最美妙的一次阅读体验。看这本小说，初始感觉都是一些闲笔，勾起的阅读心态比较随意，往下翻看，知道有事情发生，但看不真切，就不知不觉跟着继续往前，等到回过神来的时候，惊觉已经过完了一生，有恍如隔世之感。“观棋不觉烂樵柯。”所以这本小说在审美上，是古典韵味。
但营造出这种韵味的一个重要手段，却是现代小说常见的一个写作技巧：主观视点。小说共四章，第一章和第二章都是主角秀米的视角，第三章是秀米家管家儿子老虎的视角，第四章是秀米家女仆喜鹊的视角。在对应的章节里，他们看不到的，读者也基本看不到。尤其首章的秀米和末章的喜鹊，她们朦朦胧胧知道周围有很多事情发生，但都跟自己隔了一层，不确知到底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又发生了什么。
如果你翻开一本十九世纪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小说，就很少看见这种写法，大多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在上帝退场后的现代世界，主观视角写法的小说越来越多。这是一个愈发纷乱、迷惑的时代中，个体生活感觉的表征。尽管在事实上，总是看不清楚的雾中之路，始终是个体生活的常态。
这样的写法早已不再新鲜，但《人面桃花》借此营造了一唱三叹的韵味，还把人物推到了最前面。背后的情节摊开来说，有一个很传奇的革命和家族故事，那个故事如果用通俗讲法讲出来，很多读者会惊奇，我却多半会觉得索然无味。（参见《故事的堕落》）但在这本我读得恍如隔世的小说中，那些情节只是背景，后方大历史的炮火隆隆，重点全在前台的人物。跟传奇情节有关的诸多细节，书中其实是有自然而然揭示的，但也都为人和韵服务。所以一旦为人和韵所感，很多情节细节本身也就无心深究了。不重要。
二、
接下来我要重点说的，却又是革命和革命者。
在小说第三章，我们知道秀米成了一个革命者。如果按照主流革命故事的说法，会说她“成长”为了一个革命者。老虎去找她，问她什么是革命。秀米却回答说：“革命，就是谁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他在革命没错，但他还是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就好比一只蜈蚣，整日在皂龙寺的墙上爬来爬去，它对这座寺庙很熟悉，每一道墙缝、每一个蜂孔、每一块砖、每一片瓦，它都很熟悉。可你要问它，皂龙寺是个什么样子，它却说不上来。”（《人面桃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8版，247页）
秀米的处境和感受，就跟我们读这部小说的过程，或者看待生活之路和历史大戏一样，我们身在其中，参与其中，看到了很多眼前的事物，“也知道有事情发生，但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瘦人民谣》，鲍勃·迪伦）。
革命者参与革命，自然有各自的出发点。比如大多数都出自私人的痛苦。毕竟，革命关乎改变，还要付出很多，如果都开开心心的，谁愿意付出那么大代价来改变对吧？但对于形形色色参与革命的人来说，革命这台大戏到底是什么样的，要完成什么样的历史目标，却并非所有人都了然。按照很多小说里边的描述，大多数“革命者”，都不大明白。
秀米尽管也跟父亲一样，有过乌托邦的梦想，但对目前从事的革命工作到底在干嘛，以后又要怎么样，实际会怎样，就不大明白。我们都很熟悉的，在课本上学过的那个阿Q，自然更不明白。“于是一同去。”阿Q莫名其妙也就去了。
毕飞宇《平原》里面也有一个革命者，绰号“老渔叉”。穷苦人家出身的老渔叉自然有革命需求，但要在过去，问他想不想住进前财主家的房子，睡人家的女人，他想都不敢想。尽管身份地位悬殊，他也完全谈不上对前财主有多大的怨恨。如今，“革命”来了，老渔叉无非是带着天然的麻木和狠劲，随着潮流往前冲了冲，铡了前财主的头。随后他就住进了财主家的房子，睡了财主的女人。最后，老渔叉总感觉财主的鬼魂在纠缠他。
所以毕飞宇很直白地在后记中说，“革命者”有很多就是老渔叉那样麻木中带着残忍的人，一点都不理想化。我们知道，他这么说在今天的语境中有点政治不正确，但不得不承认，不说比例，至少，历史现实中总是有老渔叉那样不大理想化的革命者的吧。
现实中，还有像《十月围城》中谢霆锋扮演的角色，他的主人参与革命，是为了中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他参与，只是为了让他主人开心。
《白鹿原》的第二女角白灵，自然更接近谢霆锋的主人，对宏阔的革命图景有更多的了解。让人难受的是她那样死于内部倾轧的死法。而那也是部分的历史事实。
从审美的角度，《白鹿原》前后部分两个女角的死，田小娥尽管也很惨，但有古典的审美感，如《金瓶梅》开篇所说，美人香草看透了无非脓血枯骨的色空感。（参见《酒色财气》）像我这样进入小说审美之后毫无道德感的变态，读到田小娥死后的惨状都觉得美不胜收。白灵之死，却没有半点审美可言，纯粹就是历史之恶，读着惟有难受。
白灵的哥哥，黑化了的白孝文呢，则是最后混进革命队伍，夺取了部分革命果实的投机分子。这同样是部分存在的历史事实。在革命“胜利”之后的新世界中，也没法把那样的人筛选出来，驱除出去。
“是这样，”老虎道，“可总有人知道吧，他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蜈蚣不知道皂龙寺是什么样子，鹞鹰却是知道的。”
老虎说得没错，这句话听上去都不符合他当时的年纪。但问题是，在现实中，有多少蜈蚣，又有多少鹞鹰呢？
三、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我们今天说起革命和革命者的历史时，在我们的主流话语中，都是政治正确的。我们也听过很多理想的革命者和革命故事。所以那些小说那样子说起革命者，好像有点“反革命”。
其实并不相干，因为小说只是在小说的位置做小说的事情。小说为“小”，探索存在。存在着的个体生命的细微之处，小说必然要重点关注到。可以想象，在“革命”不合法的年代，真正的小说也必然关注到革命者的合理性，会看上去很“革命”。或者说，在任何时候的主流大历史叙事面前，小说都天然有一定的“革命/反叛性”。但那不是因为小说或小说家要颂扬革命，只是在探索存在的小说天职的指引下，一不小心就看上去貌似成了某种污点。
作为一个成熟的小说读者，同时作为一个大历史的爱好者，应该搞得清“文学”和“政治”的分野。（见前文）历史大叙事，国族意志，集体认同，自有其强大的逻辑和合理性，无数个体在那样的逻辑里边形成合力，被裹挟，却也有机会成就自身。借个体生命的幽暗否定一切历史大叙事是愚蠢的历史虚无主义。我过去就经常犯这个错误，一味强调“个人是历史的人质”（贝托鲁奇）或“历史是我努力从中醒来的梦魇”（乔伊斯）。
但回到“文学”和小说标识的生活领域，我们会发现，现实世界是一个无穷多面的多棱镜。不同侧面和走向的个体生活交织在一起，在相对整一的历史大旗上折出了一道道侧痕。
这两者时而矛盾时而统一。混杂了两者的现实生活就如迷宫般难以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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