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炳麟不仅忧国，也忧乡。他任御史的前一年，父亲赵润生去世。他丁忧回到家乡，次年回京便上书言广西地方事，认为：“目睹该省民穷财尽，有不可终日之势。蒙恩擢在言路，不据实详陈，上无以对朝廷，下无以对桑梓。”
事因清朝甲午一战而败，其结果是割地赔款，广西要上解赔款费30万两白银，广西巡抚林绍年以“桂事艰窘”上疏，朝廷同意缓解一年。而赵炳麟鉴于广西的实际情况，上疏要求缓解3年。他又提出这30万两赔款，广西本年度救灾已经用尽，如不宽展解期，势必又百计搜罗，预备下次解款，怎么能有力量来办实业和教育?赵炳麟把朝廷保广西上升到保西南门户的高度来认识，可谓真知灼见。但朝廷糜烂万端，京师尚自顾不暇，当然顾不了广西，只批转户部了事。
由于太平天国的余波，广西的反清斗争一直延续到清末。赵炳麟回籍根据耳闻目睹，对其根本原因得出“广西频年匪乱，糜烂不堪，固由民生太穷，实由吏治太坏”的结论。他在九月初八《敬陈广西饬吏四条疏》中，对整顿广西的弊政提出了四条建议：即尊正绅、达民隐、整团练、重命盗。
本来，土豪劣绅与地方官吏狼狈为奸，鱼肉百姓，已是封建社会的痼疾。而赵炳麟认为这种官场坏风气又推广西最重。他指出：“劣绅愈近，正绅愈远，民气愈挫，民事愈废……臣敢决广西断无大安之一日。”他要求地方当局选择那些财产多、纳税多、本身清白又是中学毕业或留学一年半以上的正绅，来办理学堂、警察、团练，掌管基层的民事诉讼，务使正绅进而劣绅退。
广西地处偏僻，山高皇帝远，贪官污吏任意欺压百姓，作恶多端，百姓含冤上控，其结果不是瘐死狱中，就是毙于杖下，尽管社会上怨声载道，而百姓却又无处申诉。赵炳麟认为民隐不能上达，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广西官场最坏习气，莫如上控案件皆批回原州县自审”。因为民间冤案，大多是州官们参与制造，各级官吏声气相投，官官相护，审批时稍弄笔墨就足遏民隐，批回原县结审“何异缚人而投之虎狼”。另一原因是在广西要递进一张状子，如登天之难：因为每一级门卫小吏见是控官词状，必不收接，或严词以吓之，或重贿以要之，所以平民百姓只好忍气吞声，不愿再告状。这样，国家所设的督抚、检察司、道、府，形同虚立。
同一日，他又上《请减全州平余疏》，指出全州是广西粮食的最佳调剂之地，而弄得凋敝不堪，民几乎暴乱，根源就在于“一切杂款加之又加”，主张仍按同治十二年前的办法纳钱，一切增加款项一概裁去。清政府采纳了赵炳麟这条建议。
赵炳麟在丁忧期间，不忘忧乡忧民，从全州致信广西当局，请禁全州赌博。
他在信中说，全州赌风厉害得很：开场演剧，聚赌抽规，所在皆是。已经弄得“父不能管其子，兄不能约其弟，几乎四民皆失正业”。地方当局也曾调查过，但所派之人大抵得数十元“好处费”，便缄默而返。团练局更私收赌费，肆无忌惮。若不严行禁止，不但“民利日穷，亦匪类潜藏”。希望令全州当局派人严查，如果差役、练勇受贿放纵，一经举发，按律惩治，务使小民守国法，务正业。
赵炳麟很重视家乡的教育事业。1905年（乙巳十月）赵炳麟丁忧回全州，针对全州书院停办，读书识字人员日渐减少，他给广西当权者去信，请求筹办全州学堂。他了解到全州的清湘书院（在今全州县政府大院内），存公田千余亩，并文昌阁在内宾兴总局存有公田千余亩，文庙局存公田数十亩。有数年未办一事，而三处所存租息收入颇多，清湘书院规模亦颇宏敞。建议“拟提三处现存租息，作为开办经费；提三处常年租石，作为常年经费，就清湘书院设一师范简易科（其学历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并高等小学堂。”师范简易科定十个月毕业，让四十岁以内不是秀才的读书人，考验合格，使之练习教学之法，“以八十人为额，一年之后得此无数教员，分布六乡，教育庶可普及。”
赵炳麟不仅就办学校的事提建议，他还身体力行。就在他给广西当权者去信的第二年，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赵炳麟与唐鹤、蒋任衡便以全州宾兴局(旧址在今政府大院)为校址，拨宾兴公款(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的经费)为经费，创立全州州立第一所两等小学堂。以朱德垣为校长，招收学生48人。同时，还在该地创办附设一年制州立师范传习所一班，招清湘书院在学门生48人为学生。此为全州办师范教育之始。
贤母教子是赵炳麟很称道的，在全州他最欣赏的有三位贤母。一位是龙水蒋良骐的母亲，蒋母说：“做秀才时当有宰相的度量；做宰相时莫忘秀才的攻苦。”桥渡谢太夫人教谢济世：“早辛苦早快活，迟辛苦迟快活，不辛苦不快活。”他认为蒋良骐、谢济世两先生苦学成名，政治文章光耀青史，与他们母亲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他也很赞赏王启华（即王竹斋，今才湾镇南一村委人）母亲的教子之法。王启华的母亲蒋太夫人教之曰:“天下治乱，匹夫有责”。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朝在各省设立咨议局，赵炳麟应广西巡抚张鸣岐之邀推荐人才，赵推荐了一些家乡有才的人，如唐尚光、蒋伯文都因他的举荐而有所作为。他们回桂临行之际，广西籍京官数百人在京口为之饯行。赵炳麟的老师、礼部侍郎唐景崇让赵给回广西的才俊赠言，赵在赠言中说：“政治无一不从保民入手”，“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希望诸位回乡协助地方兴利除弊，倡导教育。
民国六年（1917），赵炳麟去山西办实业时，将全州县升乡大比头人(现庙头镇李家村委大碧头自然村人)宾兴与才湾南一人王启华也带去了。宾兴后来担任了广西省议员、全县知事（相当于县长），而王启华在民国18年5月曾担任全州县长,后来又任全县参议长。
农商部设有凿井传习所，仿日本法打井，每井可灌地四十亩。1916年山西送学生五十名入所毕业，1917年派往各县甚见成效。1917年，赵炳麟给广西督军谭月波去信时，建议他利用广西地旷人稀的特点，送二三十名学生习练凿井，然后购打井机器十余架，用以开荒，必获大利。并表示如果谭月波认为可行，他便与农商部交涉，立可举办。
1921年9月唐壬洋就任全县中学校（今全州高中的前身）校长，不久给赵炳麟去函乞撰《全县中学校校歌》，赵炳麟便挥笔写道：“繄我全邑兮，清湘上游，泽施南国兮，名著神州。文经武纬兮，荣誉长留，愿我后学兮，宏斯令猷（美好的功绩）!宏斯令猷!”
赵炳麟也重视全州县志的编修工作。一天，他在全州城门路遇同学廖藻，对廖藻说：“吾邑志书当及时纂修之，毋再延也。”后来，廖藻与唐载生先后负责总纂了《全县志》。
赵炳麟的故居
蒋廷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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