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李俊松（云南弥勒）
1
终于捱到国庆节了。这一星期，是我和另外的两个同事值周，值周就要留到最后离校。一起值周的小刘要先走，他要和女朋友在城里见面，要我担待着点；参加值周的另一个老师为人比较奸猾，爱做多少事就做多少，领导都奈何不了他，更何况我等之流，估计早就溜了。把全校20个教室的门窗检查完毕，我才拖着这沉重的双腿走出教学楼。
还没走出学校大门，75岁的妈妈打电话来。老母亲问我能否回老家一趟，我连忙问是不是有什么事，妈妈说没有，只是让我回去玩玩。我松了一口气，既没有给她一个肯定的答复，也没有拒绝她。我推脱要先去省城昆明看孩子，过几天后再去看她。妈妈欲言又止，最后交待了一句，出门时要注意安全。
其实，我买好了到昆明的动车票，并不是要去找儿子，而是打算去看一下医生。
（古滇国广场）
本学期开学以来，我的情况用本地话来说，叫作马踩着鸡,诸事不顺。每到凌晨两点多钟，我就会突兀地醒了起来，再也睡不着。白天时，我昏昏欲睡，实在打不起精神来。
我失眠头昏的事，还真不能和别人说。我不能让学生看出破绽，在家长和同事面前要努力装作镇定。学校的工会主席53岁了，他履行其职务时像大碗里的鱼头——领导戳一下他动一下。想在学校里获得一点关心，真的没希望。
在家里，48岁的我如今是孤家寡人。下班后，关起那道咖啡色的旧式门，我便与世界隔开了。丈夫已死，儿子在省城闯荡，叫他回来参加事业单位招聘考试，无论你怎么说，他都不肯。有时，我想养只猫，让它喵喵地叫几声，好给家里增加几分生气。想归想，到现在也没有养起来。至于狗，这辈子我是不会养的，小时候在山区老家被狗咬怕了，算好那些年没有狂犬病。
我用手机百度了一下自己的毛病。网上的回答五花八门，有人说我半夜醒来是拜更年期综合征所赐，有人说我是焦虑症等等。直到前几天，早年教过的一个学生邵小玲和我聊天，她建议我去省城医院里看看心理医生，实在不行还可以吃一种名叫百忧解的药物。
邵小玲是我工作第3年时教过的一个女学生，如今是市医院内科医生。读小学时的她，面黄肌瘦，头发凌乱，经常穿着哥哥淘汰下来的男式衣服，其中留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一件是深蓝色卡其布上衣，有四个口袋，口袋上各有一小块舌头状盖布的那种。她上六年级时，我教过她一年。她话不多，不闹腾，成绩并不算很优秀，我感觉自己当时对她的关注不多。
一天，一个身材袅娜的妙龄女郎提着一袋水果来拜访我，我没有认出她是谁。她主动向我介绍：“李老师，我是邵小玲，你在新瓦房小学教过我。你记不得了吗？”我定睛一看，才回想起她来。
她已卫校毕业,当了医生。她在我的宿舍玩了个把小时，聊起了我教她时的许多往事。她说，我当年曾送过两件旧外套给她，还有一次则是从碗里夹了两片肉给她吃。她念念不忘的这两样事，我实在想不起来，早忘得干干净净。教了多年书，我往往只记得班上成绩好或调皮捣蛋的学生。
（儒家名言碑）
从那次登门拜访以后，我俩就像电影里接头成功的地下党员，建立起了联系。过了些年，她从县医院调动到了市医院，距离更远了，但情谊未减，她不时会打电话来和我聊聊天。近年来有了微信，每到教师节她都会发一个红包给我。我需要寻医问药时，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她。
当年的师生，今天成为了朋友。最初，我也不想把自己半夜失眠的事告诉她，毕竟自己曾是她的老师，想多保持一点颜面。时间拖得越久，我就越痛苦，最后只得把自己最近碰到的那些腌臜事，向她一股脑说出来。算作是诉苦吧。
听毕，她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我当时似乎觉得自己脸上挂不住，拒绝了她的建议。
太多的事，真是提前料想不到。哎，太压抑了。也只能怪自己。
后来，我想起患抑郁症的师范同窗晓霏，她在三年前曾用刀割自己的手腕自杀，幸好抢救及时，保住了一条命。听说事情后，我和另外的6个同学，还曾驱车一百多公里去看过她。
我的情况和晓霏不同，我想我是过于紧张了。心累。心累，算不算心态不好？谁知道。反正我的脑袋瓜就是绕不出那个圈。
我们乡村地方，对待心理咨询这件事讳莫如深，给人的观感不好。我是那种误人子弟、混日子的老师吗？是那种教书能力不行的老师吗？怎么会让我混到要去找心理医生的地步呢？我想了几天，也找不到答案。
输不起的年龄。纠结过后，我从心底终于接受了邵小玲的建议，决定一个人悄悄去看心理医生。
收拾衣服装在行李箱里，我不经意间从衣柜里翻出了亡夫生前的那条咖啡色、点缀着斜条纹的领带。我用双手轻轻地摩挲着它，刹那间，眼泪夺眶而出。
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老公又活了回来。他依然在部队医院上班，当他做了一个失败的手术后，患者家属和医院院长轮番打骂他。他想回来散散心，坐着飞机飞到我们学校大门口，进了家，他径直扑进我的怀里，一边用手抚摸我的乳房，一边放声大哭……
我被这个梦吓醒了。看看手表，时间还早呢，才凌晨2点45分。我想继续接着睡，但再也睡不着，翻来覆去醒到天亮。
2
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亡夫名叫石也坚，离开人世已有4年多。他生前是一名军医，在外省一所军队医院的外科工作。
我们能结合在一起，源于一封书信。
刚工作的第二年,我21岁。一天，我在街上买了一本青年杂志，该杂志的页脚处开辟了一小块地盘，专门刊登征友信息。我在偏僻的新瓦房小学任教，在感受到乡风淳朴的同时，也对那里的封闭思想有点不感冒，交个笔友挺好的，在当年来说也算时尚。在众多的征友信息中，我淘到了一则：石也坚，男，23岁，某某军医大学大四学生，爱好文学和篮球，愿和远方的你结为好友。来信请寄xx省某某军医大学某某专业四年级1班，邮编xxxxxx。
（少数民族纹饰）
我是读着“最可爱的人”长大的，对军人有种天然的好感，何况人家是大学生，不像我自己仅仅是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就是他了。到邮局买了信封和邮票，我开始给未来的“最可爱的人”写信。我在信中介绍了自己，还向他说起了我在这里的喜怒哀乐，讲了山区孩子们艰辛的学习之路。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多一点，松花乡邮电所的邮递员来到学校，递给我一封信，寄信地址赫然写着“xx省解放军某某军医大学某某专业四年级1班”。喔，原来是那个笔友给我回信了，速度蛮快的。
下午放学后，我拆开了信封，那个名叫石也坚的军校学员，从此和我扯上了关系。我看他写的字很帅，行楷字体，笔画弯绕很多，看起来舒服、养眼，比我这个当小学老师写的要更好。我写给他的信只有一页多——原本想再少写一点，只怕人家看我交笔友的心意不诚。而他给我的回信却有三页多。
原来，他也是云南人，这是我不曾想到的。他的老家在红河州弥勒县，离我所在的菱角县三百多公里。
他在信中写到了他自己的基本信息，写到了他就读的学校、专业，写到了他们平时的校园生活，还写到了他的家乡、家庭，以及他们当地的民族习惯。
“我的故乡在红河州弥勒市哥底乡甘思村，我是彝族阿细支系人。我们阿细支系大概只有八九万人，名气却很大。你听过阿细跳月吗？那就是我们的民族舞蹈。关于这个节目，我们的父老乡亲曾经带着它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演出过，也在波兰华沙的世界青年大会上演出过。
我们阿细人的一个作家常汉林说过，美国白宫曾多次播放过‘阿细跳月’这首曲子。1950年国庆节，我们弥勒的阿细人龙介仁代表西南三省的少数民族参加国庆典礼，并亲手向毛主席递交了一面锦旗和一套民族服装……”
读完他洋洋洒洒的那封信，我心里禁不住在想：他到底会长得怎么样，会不会是一个帅哥呢？先不管那么多，来而不往非礼也，还是给人家写封回信吧。
“好男儿志在四方，你们当兵的人，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非常羡慕你。
我也挺想上大学的。如果家庭条件允许，我能上高中的话，我相信自己一定能考取一所大学的。因为我从初二到初三都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毕业时，我的中考实考分数超过中师录取分数线35分，超过中专录取分数线25分。
当正牌大学生的美丽愿望，要留到下辈子去实现了。对了，我最近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报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第一次报考时我报了两门科目《文学概论》《教育学》，一门73分，另一门61分。好险，差点就没考及格！
（可邑青山）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想想自己没读成大学也没什么好遗憾的。”
我的自尊心挺强，不能因为他是大学生，就把自己鄙视得一文不值。
“我今年上六年级语文。去年上六年级的牛老师，是学校里的把关教师——年年上毕业班的教师。新学年，她调动到乡上的中心小学任教。本来我是不敢上的，自己刚从学校出来工作第二年，校长就把这副重担交给我。我推辞了，校长不同意，校长说，全校11个老师只有我和朱明老师是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其他都是半路出家的土八路。年轻人不要怕龙怕虎的，胆子要大点。校长还说，本地教师有的人没有转正，有的虽然已转正，属于一工一农家庭，工资收入低，不少老师的心里总是钩挂着家里的田地，放学铃声一响，就卷起裤腿去犁田耙地，心思没有放在教书工作上，不能上六年级。校长这么说，我只有咬着牙上了。
这里的家长挺热情善良的。家长们常常说，他们把孩子交给我，要打要骂都可以，他们让我去山上找一根黑果棍，如果学生不听话就抽打他的小腿肚。这样打，只会伤皮而不会伤着五脏六腑。
本村的学生家长们碰到割稻子收玉米，请人帮忙干活时，饭菜做得比平常多一些，他们会邀请我去吃饭。本学期我已经去吃过九次了。好多家长都会让孩子给我送野生蕨菜、香椿等等。即使是那些不爱读书的学生的家长，对我都非常客气。
孩子们最高兴的事，是我带着他们去五六公里开外的一个名叫黄泥沟坝塘的水边野炊。我们带着米线、面条，蔬菜、腊肉去煮饭吃。几个学生去地里摘芭蕉芋花来吮吸蜜汁，去摘野果和构树的红果子来吃。野炊时一来一去走了十多公里，没有一个学生叫苦叫累。全班只有两人没去成，其他人回来后向那两个人炫耀，让那两人羡慕得想哭……”
我给他的第二封信比上一封写得要长些。
就这样，他把他的军校生活和阿细人的风俗习惯讲给我听，我把我在新瓦房教书的故事写在信笺上寄给他。来回写了几次信后，他突然问我是什么民族。
我的回答有些模棱两可，“实际是汉族，但户口本和身份证上是壮族。”
3
为什么我的户口本和身份证上会是壮族呢？因为我妈妈是地地道道的的壮族女子。我在家中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下面还有一弟一妹。现如今，除去大姐是汉族，我和弟弟妹妹都是壮族——爸爸在我9岁那年因病不在了。
小时候，除了妈妈以外，我们全家人的户口本上的民族类别都是汉族。更改民族是我初二上学期发生的事。那时，我爸爸已经过世，有点文化的大爹听说了高寒山区少数民族学生在升学考试中有三十分的照顾分，他叮嘱我妈妈，要把我们姐弟四人的民族改为壮族。
“孩子他二婶，你一定要把四个娃娃改成壮族，只有这样，考试才有照顾分的。”
“不改了。成龙的上天，成蛇的钻草。考得起、考不起是他们自己的命。我这辈子当壮族就当够了。”妈妈想都没有多想，就断然拒绝了大爹的想法。
“你这样会害了孩子们的前途。面子没有那么重要，你不要管别人怎样说。”大爹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妈妈一言不发，没有回应大爹。事情就这样阴了下来。
我知道妈妈心里的苦，她不愿意改，真的是情非得已。
妈妈的娘家在八九公里开外的壮族寨子。据别人说，当初爸爸想和妈妈成亲时，奶奶对此表示极力反对。“壮族就是沙族了嘛。你们背着三斗米到处去问问，哪个不说沙族会放毒药？我们汉族和沙族在一个家里生活，万一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得罪了她，什么时候被毒死掉都不知道。”
一大群亲人围在家里，一会儿劝说奶奶是老脑筋了，沙族哪可能个个是坏人，年轻人想娶谁就由他去；一会儿劝爸爸回心转意，好姑娘到处都有，不要让父母伤心了。说来说去，谁也劝不动谁。最后还是我那个子瘦瘦的爷爷一锤定音——儿大不由娘，爱咋整就咋整。
妈妈嫁给爸爸以后，一直都是温良恭俭让的形象，对亲人和邻里都很和善。有时，我甚至觉得妈妈在村子里总想着讨好别人。在我们村，吃饭时为表示客气，人们通常会殷勤地给客人夹菜，但我发现，妈妈从不给别人夹——只给她生育的四个儿女夹过。这是因为要避嫌，要防止好心办坏事，避免有人肚子疼时反过来怪我妈妈给他夹过菜。
我们姐弟四人，小时候和同龄人发生争吵时，对方都会骂我们是“小沙喵”（对壮族不友好的称呼）。一次，我家和三婶家因为田埂子发生了争执，妈妈一再退让，而三婶还是无理取闹，大骂我妈妈“老沙喵装老好人”。那时爸爸已经不在人世，三叔平常虽然也疼爱我们，但关键时候三婶一发飚，妻管严三叔便蔫了，屁都不敢放一个。妈妈每每和别家发生矛盾，在外面她一直忍着不发，不和别人发生直接冲突，等回到家后，她哭个稀里哗啦，总在埋怨我的爸爸为何要先她而去，把娘五个留在这世上任人欺负，或者把火气撒到我们姐弟四人的头上。我们看在眼里，却帮不上忙，出不了力。
第一次劝说我妈妈不成功，过后没几天，大爹伙同着我那嫁到外村的大姑，又到我家里来，还是谈论我们姐弟四人更改民族的问题。这一回，双方唇枪舌剑，就连吃午饭时，三个长辈依然在争辩个不停。接近下午2点，妈妈才被大爹和大姑说动了，同意让我们更改民族类别。
大姐那时已经停学在家，和妈妈一起干劳动苦钱，她表示她要继续当汉族，把我和弟弟、妹妹的民族改成壮族就行。大姐对我们说，我们是冒山的太阳，将来前途大呢。她会抻出一只肩膀，和妈妈一起供我们读书。我怯生生地说：“大姐，你要嫁人哩。”大姐马上接过话来，说供我们读完书她才嫁。大姐当时斩钉截铁的说话语气，到今天我依稀记得。
在更改民族前，大爹先到村公所和乡派出所问清了情况，他又委派他的长子陪着我妈妈去盖完所有的公章，交给了公安同志。材料齐全，公安同志翻开我家的户口本，把我和弟弟、妹妹的民族一栏改成了壮族，并在“壮族”二字上按了一个红色的三角形校正章。
我们姐弟仨改成了壮族，只有大爹、大姑、堂哥他们少数几个人知道。
难得我爸爸的胞兄——大爹那么上心，非要坚持把我们从汉族改成壮族，只为了考试时能获得照顾分。事实上，我和弟弟、妹妹都没用上它，我中考时的分数已绰绰有余；弟弟小学成绩非常好，初中时进入重点中学，却因为交友不慎，没毕业就滚回了家；妹妹坚持读完了初中，加上三十分的照顾分也没考取中专中师，连好一点的高中都录取不着，她自己主动提出来不再往下读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石也坚喜欢在信里讲他们的民族故事，而我从来不愿多谈。我这个壮族，是个冒牌货。三五岁的时候，我会跟着妈妈去她的娘家。我和几个舅舅家的表兄弟姐妹到处跑，玩芭蕉叶，吃狗脚粽，吃五色饭，他们还教我几句壮族话。后来，我知道我们村的人并不敢和壮族人打交道，我和表兄弟姐妹的关系慢慢疏远了。无事不登三宝殿，不是红白喜事，我基本不会去外婆家玩。妈妈知道我们的心思，也不再强迫我们去和她娘家的亲戚亲近。我家有什么事需要办客，表兄弟姐妹也不再来我家做客，通常是舅舅、舅母们来一下，当个代表的样子。壮族话我也忘了个干净，只记得一个词“梗蒿”，那是吃饭的意思。
我作为这种类型的壮族，自然不会在交笔友的过程中和他多谈。(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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