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革命斗争形式的辩证法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和实行时期，列宁在一系列著作中论述了革命斗争的形式问题，体现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在1906年9月发表了《游击战争》一文，集中从哲学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考察斗争形式的辩证方法。

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第二，“在经济进化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不免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第一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

第三，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随着群众斗争的发展采用新的斗争形式。“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越来越新和越来越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决不限于只是在某一时期可能实行的斗争形式，认为随着一定社会局面的变化必然会出现为这个时期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新的斗争形式。”“未来的危机必定会给我们带来现在预见不到的新的斗争形式。”

第四，斗争形式不是在书斋里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反对一切抽象公式、一切教条方法，而要求细心看待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斗争。”“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它不是“凭空想出”各种斗争形式，而“是对运动进程中自然发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综合、组织，并使其带有自觉性”。

第五，马克思主义要求“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列宁在具体考察俄国革命的各种斗争形式时，彻底贯彻了上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他在1905年革命时期关于武装起义是主要斗争形式的论述，就是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范例。1905年1月9日事件以后，鉴于全国性的政治危机已经发生，列宁在《俄国革命的开始》、《革命的日子》两篇文章中号召立即武装工人和全体公民，提出了“起义的无产阶级万岁！”的口号。

1905年4月16日，列宁在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中指出，目前俄国一般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已经发展到必须举行武装起义。“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在目前革命时期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以后，列宁总结了工人、士兵、农民此起彼伏的起义，特别是莫斯科起义的经验教训，在《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莫斯科起义的教训》等著作中，进一步阐明了武装起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以及武装起义和其他斗争形式的结合等辩证唯物主义道理。

当时，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俄国的孟什维克都反对武装起义，认为它已经过时了。列宁指出，在尖锐的经济政治危机的一定时期，阶级斗争就会发展成武装起义。各国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一切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俄国专制政府一贯而且顽固地这样做，1月9日以后刺刀已经真正摆在政治日程的首要地位，所以起义成了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事情。

在革命已经开始的时期，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在国内战争正进行的时候，在起义正爆发的时候，议会斗争的种种概念和术语都会变成自己的反面。“在这样的条件下，修正案是通过游行示威提出的。质询是通过武装起来的公民的进攻行动提出的，反对政府是通过暴力推翻政府来实现的。”因此社会民主党在不忽视工人运动、不拒绝利用任何一点合法活动的机会的同时，“应当在革命时期把实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的任务提到第一位，把这当作取得人民对沙皇制度的完全胜利，争得民主共和制和真正的政治自由的唯一道路”

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之后，机会主义者借此鼓吹武装起义已经过时。普列汉诺夫非难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起义，说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勇敢和更富于进攻精神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不能单靠和平罢工，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列宁说：“正是莫斯科十二月行动清楚地表明，总罢工作为独立的和主要的斗争形式已经过时，运动正以不可遏止的自发力量冲破这种狭隘的框子，产生起义这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列宁在阐明武装起义是主要斗争形式时，同时阐明它必须与其他斗争形式相结合。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中已经指出，群众性政治罢工“在起义开始时和起义进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1920年，列宁在回顾1905年革命的经验时指出，1905年最后三个月，“是革命斗争的两种最有力的方式——群众性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相结合的时期”。使武装起义同群众性罢工结合起来，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个经验对全世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都是有意义的。

在是否可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上，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的谬论，说明了社会民主党可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策略，阐明了新的时代要求有新的斗争形式的辩证法观点。

孟什维克从教条主义出发，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应参加临时政府，而要“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只能从下面施加压力，推动资产阶级把革命进行到逻辑终点。如果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那就是“变相的米勒兰主义”。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关心和积极运用革命政权，从原则上说，社会民主党可以派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从巴黎公社失败以来，笼罩着欧洲的长期的政治反动，使社会民主党习惯于考虑“从下面”行动。但是，现在已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动荡和革命的时期。

因此，社会民主党决不可把自己束缚在陈规旧套当中，除了“从下面”行动以外，还要采取“从上面”行动的新的斗争形式，以便利用革命政权同一切反革命企图作斗争和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把革命行动完全局限于从下面施加压力，拒绝同时又从上面施加压力，这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孟什维克“正是在革命已经提出必须在起义胜利时从上面行动的问题的时候，竟郑重其事地、大叫大嚷地表示要'始终如一地’像从前那样行动，即仅仅'从下面’行动”。

法国的米勒兰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在历史已经向工人阶级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变革任务的客观条件下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他们在争取共和国的掩饰下拜倒在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面前，诱骗无产阶级离开社会主义变革。而俄国的历史进程向无产阶级提出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变革的任务。在这种变革时期，不能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简单地对立起来。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有着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阶层，他们同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无产阶级如果不同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就不可能完成民主主义变革的任务。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就等于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1907年“六三”政变以后，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失败，俄国进入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列宁彻底贯彻关于革命斗争形式的辩证法思想，批判了取消派和召回派的错误策略，阐明了秘密斗争和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正确原则。

“六三”政变以后，孟什维克中以唐恩、阿克雪里罗德为首的大部分人认为，俄国民主革命已经完成，革命不会重新高涨，今后的任务是进行“立宪革新”。因此，他们主张取消秘密的党和党的秘密工作，代之以一种公开的不定形的团体，单纯进行合法活动。他们被称为“取消派”。

布尔什维克中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少数人则走向另一极端，他们不顾形势的变化，否认革命已经转入低潮，仍然坚持革命高涨时期的策略，反对党参加杜马、工会等合法组织和进行合法活动，要求把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从杜马中召回来。

他们被称为“召回派”。列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分析了“六三”政变以后的政治形势，指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各种矛盾依然如故，反动统治必然加深各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新的革命高潮必然会到来。

但是，现在革命已处于低潮，反动统治暂时恢复，反动政府不允许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合法存在，拼命反对和镇压一切革命活动。在这种局势下，革命高潮时期那种公开冲击的策略已不适应，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转入地下，建立和巩固秘密组织，进行秘密工作，以维护自己的生存，如果取消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就是取消党，取消革命。

另一方面，列宁又批判了召回派的错误。列宁指出，“六三”政变后，俄国专制制度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在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沙皇专制政府不得不建立杜马这样公开活动的、具有全国意义的机关，并在这个机关里组织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

在革命低潮时期，当反动派破坏党同群众的联系、削弱党、妨碍党进行广泛的工作时，掌握议会斗争武器就成了党的特殊任务。党必须利用杜马讲坛和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团体等一切合法的、半合法的机构，以便扩大党的影响，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及人民群众，保持党同群众的联系，掩护秘密组织，为未来的革命高潮作准备。如果拒绝参加杜马和合法活动，党就会脱离群众，陷入孤立，实际上同样是取消党、取消革命。

列宁认为，在“六三”政变之后的具体环境下，党必须把长期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工作提到首位，必须把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有计划地、适当地结合起来。列宁全面地阐明了新的时期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之间的辩证关系，秘密的党的组织是基础，合法的组织是秘密的党的工具。

党的合法活动、合法组织、杜马党团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意志、决议和策略。杜马活动、杜马（议会）斗争是争取工人解放的一种政治斗争手段，它是从属的次要的斗争形式，它必须服从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的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总的利益。另一方面，合法组织、合法斗争是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的掩护物，从组织形式上说，秘密组织要适应合法组织，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和巩固秘密组织。列宁关于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相结合的论述深刻阐明了革命斗争形式的一个辩证思想：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第一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