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和发展的主流是强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前苏联和中国的革命过程中对人道主义进行了笼统的批判，没有从理论上区分人道主义历史观和人道主义伦理原则，也发生过一些违反人道主义的现象。
但在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也有人坚持以人道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取代唯物史观的地位。最早表露这种人道主义倾向的是卢森堡，但影响不大，真正形成思潮并有深远影响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由卢卡奇开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潮。卢卡奇于1923年出版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公开出版之前提出了“物化”概念，其内容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基本一致，对人类社会历史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作了人道主义的阐释，实际上恢复了与唯物史观相反的人道主义历史观。
卢卡奇本人后来虽然作了检讨，但这一思路为霍克海默、哈贝马斯、施密特、马尔库赛、弗罗姆、列斐弗尔、萨特等人所发扬，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人道主义思潮。
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的历史。他们尖锐批判列宁主义，反对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劳动异化的根源。
由于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的残酷的反人道行为，这股思潮在西方曾获得广泛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不衰。
卢卡奇
第二次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前苏联人道主义思潮。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为了反对和全面否定斯大林，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高举人道主义旗帜，提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利益的口号，宣扬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
这种抽象宣扬全人类利益的人道主义，不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也与当时冷战局势格格不入，使赫鲁晓夫本人陷入尴尬的自相矛盾之中。
但由于赫鲁晓夫身居前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前苏联理论界也掀起了一股强大的人道主义思潮，人道主义成了一切理论工作的主流。这股思潮也适应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潮，以至于赫鲁晓夫下台后前苏联人道主义思潮仍居意识形态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变成了宣扬抽象的人、人性和人道主义为出发点、中心和目的的哲学。
赫鲁晓夫
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掀起的人道主义思潮。由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对人道主义的宣扬受到了中国的抵制，由于中国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理论，西方和前苏联的人道主义思潮当时对中国没有发生直接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恢复，“双百方针”得到认真贯彻，在批判“四人帮”罪行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人道主义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提了出来。
由于它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和国际思潮的广泛和深刻的理论背景，人道主义思潮在80年代初期呈现出汹涌澎湃的强大声势。
中国理论界一致认为过去在理论上全盘否定人道主义是错误的，应该拨乱反正。但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应处于什么地位，或者说，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怎样，却出现了原则性的分歧。
当时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宣扬所谓现代的科学的人道主义，主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核心和归宿，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的异化或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的过程。
卢卡奇
这种观点以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道主义作为他们的最强有力的理论根据。
他们所依靠的根据和提出的观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实际完全一致。
另一种不同的观点则认为，对人道主义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而应有分析地具体对待。
马克思主义包括人道主义，但不等于或归结为人道主义。用抽象的异化理论来解释社会历史和现实是与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背离的。
马克思主义应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看待各种人道主义理论。这两种观点在80年代初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争论在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时达到高潮。此后争论渐趋沉寂，但分歧并未消解，至今仍然存在。
这场争论在人道主义史中造成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也就是在总结历史上对人道主义的理解的基础上，区分了人道主义的两种含义或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作为处理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的人道原则，也就是人人平等的原则。
第二个方面是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也就是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的历史观。
这两种内涵实际存在于历史上各种人道主义观中，但都没有明确地区分，往往被混为一谈。
有的人由于否定人道史观而导致否定人道原则，有的人则由于肯定人道原则而导致肯定人道史观。
只有中国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把这两方面明确地区分开了，这在人道主义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区分导致科学的人学在中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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