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前苏联出版了《联共党史》，其中第4章第2节专门介绍哲学，篇名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把当时流行的框架简化为辩证法四个特征、唯物主义三个特征、历史唯物主义四个特征，同时删去了不少内容。
这就是哲学界所谈的“斯大林体系”，这个体系出现后便取代了前苏联体系的权威地位，直至1953年斯大林逝世。有些人把这两个体系完全等同起来，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下面专门谈一谈这两个体系的同异。
这两个体系都叫“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它们的主要组成部分都是唯物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斯大林体系本来就是经过斯大林改造过的前苏联体系，因此，它们无疑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但是，它们之间差别也是很大的。
从时间来说，斯大林体系是从1938年到斯大林逝世，即到1953年这一段时间内流行的，在他逝世以后就不再流行了，特别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后，前苏联就再也不用这个体系而是恢复了原来的前苏联体系。
在中国，尽管斯大林体系解放以后有几年流行，但毛泽东对斯大林体系的一些提法是有意见的，所以，中国人对这个体系一直有所保留，而在前苏联批判斯大林以后，中国也就不用这个体系了。随后，胡绳、艾思奇在编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材时，就恢复了前苏联体系。
因此，不能说我们后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是斯大林模式，这不符合事实。斯大林在1906年发表过一篇叫做《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有辩证唯物主义内容，但很简单，后来斯大林关于方法是辩证法、理论是唯物主义的提法就来自此文。此文对二三十年代前苏联哲学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再从内容上看，斯大林体系与前苏联体系差别是很大的。前苏联体系先讲唯物主义后讲辩证法，这是合理的，而斯大林体系先讲辩证法，后讲唯物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唯物主义比辩证法更根本。斯大林把辩证法仅仅理解为方法、把唯物主义仅仅理解为理论也是错误的，因为辩证法也是理论、唯物主义也是方法。
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内容的论述上，斯大林体系也大大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应有的信息量。辩证法原来的讲法是三个规律、若干范畴。斯大林把三个主要规律的概念抛弃了，只讲四个特征。他首先讲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两个特征，这是斯大林体系唯一优于前苏联体系的地方。
对三个规律他只吸收了其中两个，完全否定了否定的否定，而且大大破坏了对立统一规律，只讲对立，不讲统一。对于唯物主义，斯大林也讲得很简单，只讲了哲学基本问题，其他丰富的内容都没有了。历史观也讲得非常简略，而且里面有一些提法也是错误的。
因此，从内容上讲，斯大林体系与前苏联体系差别是很大的。我们绝不能把前苏联体系看成斯大林体系。由于只有前苏联体系具有原创性，而斯大林体系是它的后退的变种，不能代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下面我们就以米丁与拉祖莫夫斯基分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代表前苏联体系，并对前苏联体系作一评论，不涉及斯大林体系。
对象是否明确，是一门科学能否成立的前提，而所谓明确与否不在于它是怎么说的，而在于它是怎么做的。前苏联体系一般都承认哲学是世界观，其对象自然是作为整体的世界及其发展规律，人们经常提到的表述方式是：哲学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
一般说来，前苏联体系对哲学对象的理解是明确的。应指出，这种理解与传统哲学中大多数流派，即那些承认世界观的流派的理解是一致的，但前苏联体系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精神，不像传统哲学那样把世界观理解为“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不研究“形而下东西”或现象世界，从而把哲学歪曲成思辨哲学，而是把对象看成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现实的具体的真实的世界，即实证的世界，因而总是从现象去研究规律，从具体的事实出发通过层层的抽象去研究一般的东西，以各种科学为根据来研究哲学。
还应指出，在对哲学对象的理解中有一个单纯性与复合性、单层性与多层性问题。这就是说，哲学对象在定义中是单纯的、一个层次的，而在实际论述中是复合的、多层的，这就是差不多所有概念在使用中的狭义与广义的问题。
一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世界观，但唯物主义历史观也被看成哲学，这实际是把哲学和哲学对象扩大了，成为复合的、多层的、广义的。这是研究中难于避免的，因为要说明整体，不得不说明局部，特别是那些举足轻重的局部。
在整个宇宙中，人类是微不足道的，但从人的角度看，宇宙整体中的人类社会是特别重要的局部，历史观被看成世界观中的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可以理解的。
总之，前苏联体系坚持哲学的科学性质，始终把哲学看成科学家族中的一员，而不是科学以外的东西，并从此出发来确定哲学的对象，这种做法和理解应该受到充分的肯定，也是我们今天必须坚持的。但是，前苏联体系在对象问题上还有不明确的地方，应该给予认真的分析和对待。
前苏联体系在对象上的主要问题是对待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前苏联体系没有明确把哲学对象定义为哲学基本问题，但实际上是这样做的。
物质和意识、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实质是人与世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不但在西方是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几千年传统中也是一个基本问题，即所谓“天人之际”。它当然包括在哲学的对象之内，人们从未怀疑过，但具体分析一下前苏联体系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做法就可看出其中存在着问题。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哲学基本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物质与意识孰为实体，孰为机能；第二方面是二者孰为原物，孰为反映。一般把第一方面理解为世界观或本体论方面，第二方面为认识论方面。
这种理解实际上已经把哲学基本问题分属于两门学科：世界观和认识论，第一方面是世界观的对象，第二方面是认识论的对象。这两门学科在哲学史上都被看成哲学，但它的地位是不同的，世界观是基础哲学，亦称本体论或形而上学，而认识论是部门哲学，因为世界是整体，认识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局部。
前苏联体系把认识论看作辩证唯物主义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局部体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便引起了一些混乱。不仅如此，哲学基本问题其实不仅有这两个方面。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还有谁改造谁的问题，即实践问题。实践问题比认识问题更根本，但实践仍然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局部。
如果像当代实践哲学那样，把实践论同世界观混同起来，或把实践论看成世界观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特殊体现，也会引起一些混乱。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多方面的，为了说明世界整体而涉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当然是必要的，但因此而把人类社会的某种特殊现象提升为世界观的对象，混乱就难以避免。
在前苏联体系中，另外一个混乱就是把意识看成世界观的对象。认识是一种意识，它们的基本性质是相同的。意识同认识一样，对于说明世界整体是有意义的，但它不是世界观的对象。但前苏联体系由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除专门谈论物质外，也专门谈论意识，事实上把它当成了世界观的对象。
前苏联体系没有笼统地把人类社会当成世界观的对象，而是把它看成历史观的对象，并在辩证唯物主义后另设历史唯物主义谈论人类社会，这是很正确的，但它却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前就专门谈论意识和认识，这显然是不妥的，因为意识和认识都是社会现象，整体还没有专门谈论过，局部怎么谈得清楚呢？
哲学基本问题实际上涉及哲学的复合对象，其中既有狭义哲学（世界观）的对象，又有广义哲学（认识论、意识论、实践论等部门哲学）的对象，前苏联体系没有作这种区分，一概视之为世界观的对象，不免引起一些混乱。前苏联体系明确地把人类社会看作历史观的对象，没有笼统地把它视作世界观的对象，这种作法是合理的。
一门学科对对象的理解决定了其组成部分的构成。前苏联体系认为其对象首先是世界整体，也认为人类社会是自己的研究对象，即部门哲学的对象，因而其主要组成部分是十分明确的，即两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部分的关系也是很明确的，它们不是并列的，前者是世界观，后者是历史观，即社会观，历史观是世界观在历史领域的贯彻和表现，历史观从属于世界观。
中国理论界对这种组成颇多指责，认为这是一种板块结构，把世界观和历史观并列起来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形式上诚然是并列的，但在人类的语言习惯上，并列只是意味二者可以相对地区别开来，不一定意味二者是分裂的或对立的。
前苏联体系对于二者的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不仅有明确的说明，其间内容上的实际联系也是很清楚的。前苏联体系在组成部分上的问题，不在于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并列，而在于仅仅设置一个部门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实际上已包含两个组成部分，即世界观和认识论，这在前面已指出它实际有两个对象，即世界整体和人类社会的认识现象，但二者并没有明确区分开来，因而也没有形成两个组成部分。
此外，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似乎也是可以区分开的两个组成部分，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就分成了三个组成部分：世界观、认识论和辩证法。看来，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这些系统思想，而不是前苏联哲学家们根据哲学的明确的对象规定自觉地制定的。
前苏联体系对哲学对象以及根据对象对组成部分的规定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一点应坚持，其主要缺点是对部门哲学的对象和构成不尽合理，这是今天必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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