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普遍认为隋炀帝是千古暴君，正是他开运河、建东都、巡幸等一系列“暴政”使得当时的隋朝民不聊生，最终使得隋亡，然而历史上真正的隋炀帝却并不是暴君，相反竟然是“一代明君”，他的功绩甚至为日后唐王朝的辉煌奠定基础。大鱼将从几个反面分别为大家解释隋炀帝的功绩。
隋炀帝开运河，有人认为是“出于君土游幸之私意”，“遂为亡国之虐政”。’此说一直沿袭到二十世纪中后期。但我认为这种评价不妥，说开凿大运河只是为了巡幸风光，未免目光短浅。隋是继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三百余年之后建立的一个统一封建土朝，巩固政治统一是摆在隋代君臣而前的一个严峻仟务。特别是江南的形势从文帝就一直没有安定下来，此起彼伏的政治事件从未间断。
开皇十年，“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窗其肉食之”。同时江南少数民族也不时举众反隋。如开皇十年番禹王仲宣反，“岭南首领多应之，引围广州”。江南士族与少数民族的叛乱己给隋朝带来极大的恐慌，开皇二十年“熙州人李英林反”。这就更增加了江南地区给隋朝造成的忧患，迫使其不得不重视和加紧防御。但文帝对江南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只好留待场帝来解决。然而炀帝统治年间，江南形势进一步恶化。炀帝试图用收买人心的方法加强对江南的统治。大业六年，“宴淮己南父老，颁赐各有差”。为了更好地控制江南，开运河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事。
隋炀帝如此急迫地开运河，说明他早己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显而易见，隋炀帝开运河的目的之一是加强控制江南地区。
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需要有充足的经济来源做后盾，尽管隋的经济中心己经南移，但政治中心却不能随之南移。因为隋而临的主要外敌不在南方，而在北方，因为南亚诸国皆远隔大海，不会给隋土朝造成危害，而北方而临的是彪悍的游牧民族。所以隋在加强对江南控制的同时，还必须把军事力量的重点放在北方。这样隋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就被割裂开来，巩固隋的统一，必然要开通南北运河。由此可知，场帝开运河的目的之二是加强南北经济政治联系，充实财政，巩固中央集权。
当然，运河开通后，场帝曾多次到江南巡幸，能否据此就把巡幸断定为隋场帝开运河的主要目的，甚至唯一目的呢?我认为不能。运河开通后，马上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炀帝南下是理所当然的。而且隋造船业相当发达，炀帝主要精力还在营建东都及附属工程上，兴趣还不在江南。并且炀帝多年任扬州总管，对江南风光并不是没有欣赏过。至于他为何至死不返回洛阳，也不是他留恋江南风光而死于江南，不能据此就说场帝开运河的直接目的是巡幸。
以上几点证明，隋炀帝开运河是出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全国统一的需要，是隋代经济中心南移的结果，是由当时社会条件发展变化而成的。这就是隋炀帝开运河内在的隐藏着的实质，这就是隋场帝开运河的真正动力。所以，隋炀帝开运河直接的、首要的目的是在政治与经济上，而不是在巡幸上，即便有这种成分，也是次要的。
隋炀帝开运河不仅仅在当时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更是造福了一代代华夏人民，哪怕时至今日，好多人仍然以大运河为生。
史学界不少人认为炀帝主要为了游赏玩乐而大兴上术。我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酌。炀帝在《营建东都诏》中讲了营建东都的理由。洛阳地形险要，“控以三河，固以四塞”，且位置适中，便于向山东、淮海一带实施兵力机动。
此外，营建洛阳一开始就是和开凿大运河联系起来考虑的。营建洛阳并非是场帝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按照当时政治经济的实际需要，与开凿运河这样国计民生的浩大工程一起，统一规划，配合进行的。因此营建洛阳作为东都，在政治上，便于控制江南和东北地区，解除了炀帝“南服遐远，东夏殷大”之虑，而无鞭长莫及之忧，有利于中央政令的贯彻实施。在经济上，便于贡赋和各种物资的运输，促进商品的流通，使全国的租调能及时运送到中央，加强了朝廷的财力。在军事上，能及时调遣军队，镇压原北齐和南方陈朝残余势力及士族的反抗，抵御外来的入侵。因此，以洛阳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加强了隋土朝的统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其意义和影响远远大于炀帝的奢侈和享乐。因此营建洛阳很有必要，其作用和意义是巨大的。
由上可知，炀帝营建东都的主要目的是出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迫切需要，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欲。东都的建立有利于国计民生，对此不应全盘否定，指为暴政。
炀帝巡幸，人们常把它看成纯享乐的事情，巡幸江都只是贪图江都风光而己。因此巡幸被指为害民亡国的一大暴政。我认为并非尽然，巡幸更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一是为了求治，从政治上加强对各地的控制。大业元年下诏巡幸淮海，此行乃查贪官，理民情，求得失。炀帝巡幸还为了从政治上加强对各地的控制，严查州县谋反乱政的动向，所以巡幸之处，无不是他认为容易生变的地方。
二安定边境，防比外患是炀帝巡幸的另一目的。场帝巡幸边塞，主要往返与东北至西北沿线，这是有一定原因的。隋与东突厥的关系虽好，但也有矛盾隔阂。同时西域方而的吐谷浑经常抄斥隋境，至大业四年才被隋击溃，受降之众竟不服隋命。这在炀帝看来仍存在着隐患。西突厥还相当强大，仍想与隋分庭抗礼。可见，隋场帝巡幸也是加强控制边防的一种形式。
总之，炀帝巡幸也很难说是一件坏事，其间是有一定益处的，有利于加强吏治，有利于了解民情，以惩不法，从而维持安定统一的形势，保证隋代社会经济迅速繁荣，防止边患的加深与复起，从而减少了民族战争，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巡幸是炀帝巩固中央集权和全国统一的一种措施。对此，我们不应全盘否定。
有关隋亡原因，有人认为是由于隋场帝的暴政所致。我认为这些看法是不全而的。首先隋朝的统治危机在文帝统治后期己显露出来，文帝所作所为，使隋朝统治己不稳固，危机四伏。如文帝为人“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又士莫得尽心竭辞”。”这种猜忌心理到后来更为膨胀，并越来越刚愎自用，又专注小节，不信群臣，认为元勋及功臣对他“威胁”很大，而加以贬黝甚至诛杀，如将内史令李德林贬为湖州刺史，还杀了上柱国刘爬，于是上卜离心，日益陷入孤立；而对那些善于奉迎、投机阿诀的奸债，都十分信任。
隋炀帝继位当年下令营建洛阳，建西苑，修建显仁宫，不久又令开凿运河，筑长城，治离宫，凿山通道，为征高丽又造车船，运送粮食、物资，每项大工程都征伐大批农民服役，使人民陷入绝境。多次到塞北、河西江都巡游，又向官吏勒索礼物，于是官吏们拼命搜刮百姓，大量征税，加之水旱或疫病不断发生，百姓更无法生存，于是纷纷起义；场帝对起义军进行残酷镇压，恢复车裂袅首、诛九族等酷刑，激起人民强烈的反抗，形成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隋朝己而临崩溃，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内讧，公元618年，场帝被叛将宇文化及缢杀，落得个身死国亡的可耻下场。
因此可知，隋亡远因是文帝大杀功臣，信用奸债，刑法严峻，随意杀戮而导致危机四伏；近因才是隋炀帝的暴政。因此，将隋亡的罪责全归于场帝的观点，是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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