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思
□丁 辉
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开篇有一句话：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应该自杀，因为思考这个人生是否值得活下去应该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我在课堂上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一个有着苹果一样脸庞的女生当堂向我叫板：老师，你这种思想不对！我说：为什么呢？苹果一样的面庞也许是因为激于义愤而变得通红：“因为这是悲观主义！”原来在我们的教育中，“悲观”也跟其他很多物事一样，被戴上了“主义”的帽子！我不得不跟她说：“可这话不是我说的呀。”“谁说的也不对！”我突然感到这样争执下去很无聊。
我不反对乐观，我只是觉得没有经过悲观洗礼的乐观似乎总有点靠不住；我只是觉得肤浅的乐观有时候会使我们每个人都变成瞎子。我们曾经无限地乐观过，小麦亩产10万斤都上了国家权威报纸的头版头条，然后我们便成批成批地饿死。
所以我把悲观理解成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清醒。其实，说到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悲观的，如果把每一个人的精神外壳一层层往下剥，剥到最后，剩下的最核心的部分，我相信一定是悲观。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迷恋过萨特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思考的原点是对人生的荒诞感受。而荒诞云云无非是“悲观”这个词的别名。人是一种“向死而生”的存在，“必死性”是人类所有悲剧性体验中最具灼伤力的东西。既然我们的肉体生命总有一天要归于消亡，那么在世时的一切成败荣辱岂不都成了烟云过眼？所有的所谓意义、价值、理想岂不都成了空幻的喧哗？所以《红楼梦》里才会说：“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需一个土馒头。”把这个比喻继续做下去是让人灰心的，因为如果“土馒头”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可避免的终局，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迟早都将是“馒头馅”，不是吗？
刘小枫先生早年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支配我们命运的无常像湿润的雪花沾在我们的身上。我觉得，死抱着悲观不放固然不可取，但我们的人生又何妨从悲观出发——咀嚼我们必死的生命的渺小与可怜，在夜里关上所有的灯，倾听那来自一个永远也不会消失的地方的永恒奥秘，或能借此看穿构成我们日常生活主要内容的算计和贪欲、奔谒和荣宠、忧患和得失，还有自私、冷漠，通通成了愚蠢和虚妄的把戏，或是面目可憎的窃窃私语，从而体会爱的必要。
悲观其实并不一定意味着消极。1918年，李叔同先生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剃度出家，李叔同是在功成名就，且日子过得“天好地好”的时候，毅然决然地斩绝尘缘，飘然远举。他的很多好朋友对此都颇感不解。譬如柳亚子在给李叔同的一封信中规劝说“君礼释迦佛，吾意嫌消极”，意思是说，你这样做太消极，太悲观了。这里面有个问题，一个人如果真的消极了，他就应该对什么都无所谓了，“无可无不可”了，一个真正“消极”了的人最有可能选择的生活方式该是潇洒走一回，及时行乐才对；一个“消极”的人怎么可能像李叔同那样，选择过一种出家人的清苦的修行生活呢？而且李叔同所修的南山律宗在佛教宗派里更以持戒精严著称。
一个人“出家”了，说其“悲观”，似乎无可辩驳；然说其“消极”，则又未必。姑不论弘一大师（李叔同）“念佛不忘救国”的济世胸怀，单论其清苦的修行生活，也是向更高的精神层面攀升，甚至是我们普通人难以企及的积极的生活态度。
不禁想起弘一大师的一件事。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共产党欲在浙江灭毁佛寺，弘一大师找到自己的学生，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浙江省党部负责人之一的宣中华，佛寺得以不毁。宣中华后来回忆说：“生平未尝受刺激如今日之深者，闻李先生言，不觉背出冷汗。”据马叙伦先生《石屋馀瀋》，弘一大师当时其实只说了一句话：“和尚这条路亦当留着。”弘一大师利人接物，直达心原。在波翻浪涌的革命时代，弘一大师的这句话犹如一声哀恳、微弱的叹息，却又直指人心。当历史的大潮退去后，这声叹息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它的智慧和分量。
如果悲观使我们得以直面人生的残缺与伤痛，以及人性的亏与欠，从而导向一种更沉重但同时也更真实、更健全的人生，那也没有什么不好。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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