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学说的历史地位和现代意义
摘自《道教通论——兼论道家思想》牟钟鉴，胡孚琛，王葆玹
老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几可与孔学并驾齐驱，它的影响及于学术、宗教、政治和文学艺术，在政治与伦理的领域不如孔学，而在哲学、宗教与艺术的领域则超过孔学。老学大大发展了中国人的理论思维和直觉思维，为形成东方所特有的智慧，做出了贡献。
（一）老子与先秦诸子百家
老子学说产生以后，迅速在社会上流传，至战国中后期已经相当普及，先秦诸子多受其影响。可以说，老学为先秦许多学派，提供了哲学基础和丰富的思想营养。
1.杨朱、列子、庄子以及稷下黄老学派，我们统称为先秦道家，他们的思想直接来自老子而又各有不同的发挥。他们都认为天道自然无为，人道顺其自然，追求主体在精神上的超越和自适。以庄子及其后学为例。庄子学说中的“道”继承了老学关于“道”是宇宙生命总源泉总生机的观点，而又着重用于对主体心灵的开挖，形成一种博大而又开放的境界，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老学强调矛盾的转化，庄学由此发展出“齐万物”“齐生死”、“齐是非”的思想。老学尖锐地批判了宗法等级制度的仁义礼制，庄学进而更激烈地揭露了宗法主义的弊端，而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肤筐》）等切痛之论。如果我们把《吕氏春秋》看作是具有道家倾向的综合性著作，那么其中对老子的推崇，对“道”和“法天地”的阐述，对“因而不为”的强调，对矛盾转化的重视，都直接受到老学的启示。
2.申不害、慎到、韩非等法家，皆可称之为道法家，他们的思想以老学为理论基础。申不害论君道无为、臣道有为，慎到贵因而重法，韩非重理而强调对立的斗争，皆本于老学而有所偏离。法家把老子的“不仁”（不偏爱）变为冷酷，把老子的策略思想变成阴谋权术，把老子的“无为而治”改造成依法管理，虽然有较大的转向，但借重老子却是事实，故韩非热心于解老喻老。
3.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周易大传》，都或多或少接受了老子的思想。孔孟中的老学影响已述不赘。荀子关于“天行有常”的思想，关于“虚一而静”的思想，无疑来自老学。
《周易大传》是儒道结合的产物，在理论思维上更多地借用老子，在思想倾向上则较多地表现儒学。孔孟没有系统的宇宙观，自《周易大传》才建立起天道之学。《系辞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段话既是讲八卦产生的原理，也是讲宇宙衍生天地万物的过程，这显然是受启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理论。《系辞传》所讲述的“易”的性质与作用，如“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神无方而易无体”，“生生之谓易”，等等，都十分近似于老子的“道”，其眼界和思维方式都是老子式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用“形而上”说明“道”，也就是老子“大象无象”的意思。《文言》论述坤道“厚德载物”，“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皆与老子所说的阴柔之性相符。可以说，无老子，即无《易传》。当然，《周易大传》是阴阳兼综的，讲“一阴一阳之谓道”，讲“阴阳合德”，“刚柔相推”，而以阳刚为主（“天尊地卑”），故其哲学既吸收了老子，又用儒学改造了老子。
4.兵家。孙武是春秋末年人，约与孔子同时，其《孙子兵法》为我国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书中隐约含有老子学说的影响，如说“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与老子“以无事取天下”（五十七章），“善胜敌者不与”（六十八章）相一致；又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与老子“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六十九章）相契合；又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与老子“上善若水”（八章），“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七十八章）有同工异曲之妙。孙膑约与孟子同时，著《孙膑兵法》，他认为战争关系国家存亡，人民安危，不可不慎，虽战必求胜，而“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这与老子慎战和胜而“勿美”的思想合拍；他强调取胜在于知“道”，这是将老子道论用之于军事；他又注意到多少、疏密、劳逸、饥饱、远近、快慢、虚实之间的相反相成和转化，无疑接受了老子辩证法的薰陶。《吕氏春秋》的军事思想、《尉缭子》以及后来中国兵家思想的发展，多与老子哲学的实用化有关。
（二）老子与汉代道家和魏晋玄学
汉初，黄老之学盛行。在政治上去掉秦朝苛法，实行清静无为的方略，以利于社会休养生息。在理论上形成“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道家学说，或称黄老之学。社会上流行《黄老帛书》（帛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的学说，其特点是以老子学说为基础，采各家之长，铸成新说。《黄老帛书》以“道”为宇宙的本源，提倡“雌节”，治国要“参于天地，合于民心”，明显地吸取和改造老子。西汉武帝初，出现了淮南王刘安主编的《淮南子》，这部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刘知几语），集众家之说而归之于道，乃是西汉道家思潮的最高理论结晶。高诱在序中说：“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这是很对的。该书《原道训》专论“道”义，对老子天道自然无为和道化生万物的思想详加发挥；又反复申述不为物先、以无为用、清心寡欲的思想；其以柔克刚、祸福相生、利害转化等辩证观点多承接老子；又讲究把握事物深层本质，透过“迹”去认识“所以迹”，理性思维接近老子；《道应训》一篇凡引《老子》五十二处，是一篇别具特色的不完整的《老子》注释。当然《淮南子》又大量引证儒家，褒奖仁义，与老学有所不同，这是新的时代条件所使然。西汉还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还有严君平作《老子指归》，发挥老子的思想；还有扬雄作《太玄》、揉合老学与《周易》。东汉前朝，王充作《论衡》，大力张扬老子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用以批判神学，破除世俗迷信，自谓其天道之学“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自然》），并大量引物事以验其说。东汉后期有河上公《老子章句》，用气化学说补充老子的道论，更侧重养生之道。
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复兴，尽管它兼综儒道，推崇孔子为圣人，但在骨子里是道家的精神。玄学前期重老学，后期重庄学。老子哲学给予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论以巨大影响。何晏作《道论》首倡贵无。王弼注《老子》，认为天下万有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四十章注）。王弼是位思想深邃的大哲学家，他在更深的程度上阐发老子的思想，上升为一种系统的哲学本体论，从而发展了老学，并影响到宋明道学。
（三）老子与道教
孔子与老子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孔子虽常被神圣化，但其基本形象是先师，是伟大的人物，不是天神；而老子的形象是双重的，在世俗人和学者眼里他是古哲人，在道教徒眼里他是大宗教家和天神。老子被推尊为道教教主和三清神之一，五千言被推崇为道教的首位经典，受到广大教徒的顶礼膜拜，奉之为神明，这是有其多方面原因的，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首先，老子在被神化以前已经是久负盛名的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对社会上下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庄子·天下》称老子“古之博大真人”，《吕氏春秋·不二》把老子放在天下十豪士之首，孔子在其后。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黄老学派，将人们推崇的中华始祖黄帝与老子并立，同尊为古代文化的创始人，反映了地区性文化的融合，即南方老学与北方黄帝信仰的结合，实际上是借黄帝之名，述老子之学。加上汉初黄老之学在政治上的成功，老子名声大震，他在与黄帝联名之中已经取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要代表人的资格，而黄帝为虚名，老子为实有。道教是在外来佛教的刺激下成长起来的，思想上与老子有相通处，它要建立民族本位的宗教以与佛教对抗，自己本来没有统一的教主，又需要建立这样的教主，教主的现成选择当然以老子为最佳人选。孔子与道教思想不合，故不取。
其次，老子在成为道教尊神之前，已经成为世俗宗教崇拜的对象，老子信仰在社会上层和下层都有所流行。汉初黄老之学中已经有崇拜的萌芽。老子是隐者，但名气很大，人们对他的传说中有许多神秘的成份。孔子称老子为龙，意谓神通变化而不可及。司马迁写《老子列传》时，已经传说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岁，或言二百余岁，超出一般人甚远。天下好黄老者甚众。从西汉到东汉，黄老之学日益向宗教崇拜的方向发展。东汉前期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汉书·光武十王传》），楚王英并崇黄老浮屠，给黄老之学正式涂上宗教色彩。其时神仙方术之学已经把老子列为神仙。王充《论衡·道虚》批判当时的迷信说法，谓老子“寿命长而不死”，“逾百度世，为真人矣”。王阜作《老子圣母碑》云：“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将老子看作“道”的化身，是先于宇宙的神灵。至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后汉书·襄楷传》），“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后汉书·桓帝本纪》），又多次派人去苦县祭祀老子。当时将这种黄老崇拜泛称为“黄老道”。而早期的民间道教：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把老子正式奉为本教神灵和把五千言改造为道教经典的。边韶作《老子铭》，谓世之好道者，“以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与三光为始终”，“道成身化，蝉蜕渡世，自羲农以来，世为圣者作师”，这个老子更象神仙。老子先是称“太上老君”，后来三清尊神形成，又称“道德天尊”。虽然老子不是道教最高位的神，次于元始天尊，但他是真正有影响的尊神，并兼有教主祖师的地位。随着道教的发展，老子的神异神通，愈加奇妙超绝，而有诸多宗教神话流传。张陵被道教（特别是符篆派）尊为天师，但道教认为张陵受命于太上老君，地位在老子之下。五千言则被道教尊为经，后称“道德真经”，始终列为群经之首。道士造作道书，多托言太上老君所授。
第三，老子学说为道教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道教的宗旨是长生不死、得道成仙，其理论根据是：大道具有永恒的生命活力，人经过炼养，生道合一，即可获得永恒的生命。对“道”的理解来自老子，故称道教。道教为求长生，必重炼养，其炼养术正是发挥了老子的养生之道，包括“致虚”、“守静”、“营魄抱一”、“专气致柔”、“玄鉴”、“玄同”、养生重“啬”等。道教炼养术纵有千变万化，其基本功夫在于清静守一。神仙家借重老子的养生论，而神仙之说又成为道教的核心信仰，故老子及其五千言始终处在道教信仰的中心位置。神仙思想已经超出了老子，因为它不只是养生养性，还要长生。不过道教后期的全真道，贬仰神仙黄白之术，着重于性命双修，追求精神境界的升华，使道教向道家返折，因而更重视《老子》的学术性。要而言之，老子哲学是一种崇尚生命的哲学，道教的炼养则是生命哲学的一种宗教化的实践，它与道家的养性养生，并行发展而又相互对待、相互渗透。“道者万物之奥”，五千言成为道教理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因之，老子被尊为教主也是顺理成章的。
第四，老子的人生态度给予道教以深刻的影响，这就是与世无争、淡泊名利又要济世利民，广施博爱，形成道教脱俗超迈又乐善好施的主流风格。道教界当然不乏利禄之徒、贪婪之辈，但这种人为教内外所共鄙夷，不能成为楷模风范。道教清修德高之士，都具有老子说的“微妙玄通”、“大直若屈”、“被褐而怀玉”、“常善救人”的风格和气象，而为教徒及世人所敬仰。从老子的脱俗，到道教的出世，两者之间有一条容易转化的通道，两者连在一起，便是道风仙骨。
总之，道教既不同于老子，又离不开老子；老子既不同于道教，又可以离开道教。无老子便无道教，无道教仍可以有老子。
（四）老子与中国政治
老子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往往是深层的无形的。历史上明确以黄老为治者只有汉初，其后历代王朝在名义上皆尊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但在事实上却离不开老子，不能不以老学作为礼教的补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管理与分工，二是政治斗争策略。根据老子的思想，统治者不应事事亲为，他的职责是明确社会分工，让大家各得其所，借众智众力以成国治，这就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说的“因者君之纲也”，是“无为而无不为”在治国上的运用。“因而不为”、顺乎众性则治，刚俊自用、独断专行则乱。老子的思想当然不能取消君权，但对之有所限制，使君道和臣道有一定的分工，并减少对民众的过多干预，以利于社会正常运转。凡治世都重视社会上下与左右关系的调节，不致发生激烈冲突。老子使政治策略具有了哲理的基础，历代政治家都要懂得两极转化、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因势利导、委曲求全的道理，否则必不能成就大事。中国政治家的成熟，赖儒学的薰陶而有事业心，赖老学和道家的智慧而有斗争的艺术。至于老子“欲歙固张”之说，本未曾教人以诡道，而后世有人将其变为阴谋诈术，老子不能任其咎，亦有所关联，本书“道家学说概观”一章中已述不赘。
（五）老子与中国文学艺术
我们同意老子庄子是中国艺术之源的说法。庄且不论，老子确实奠定了中国美学的基础，开启了中国文艺的传统，给予文艺创作与文艺欣赏以最深刻的影响，因此老子不仅是中国最早的哲学家，也是中国最早的美学家。
主要影响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以“道”为基础概念，建立了美学本体论，从而使一切形象美有了内在的根据。“无”的发现，也是内在美和精神美的发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四十一章），最好的音乐在乐曲之外，最美的形象超乎形象。这希声无形之美便是道，便是宇宙生命的旋律。在老子看来，内在的生命活力是无形的，也是最美的，美就在于有生命。普通所谓的美，总是与恶（丑）连在一起，“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二十章）所谓“服文采，带利剑”一类，以我害生灵为乐，是丑恶行为，“非道也哉！”（五十三章）只有“玄之又玄”的生物成物之“道”，才是“众妙之门”（一章）。这就给艺术家提出了一个发掘内在美、深层美的任务。艺术应表现宇宙万物的勃勃生机，表现对社会人生的关切，表现对生命升华的渴求，表现人格的伟大力量。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即使表现重大苦难主题的，也总是给人以生的希望，或给人以生命超越的联想而不产生毁灭感。第二，以“有无相生”为指导原则，形成中国艺术虚实并用，以实衬虚的创作方法。不追求有形的充实、完美和逼真，借形以传神，把广大的想象空间留给欣赏者，使读者从中回味无穷。绘画要画出诗样的意境，作曲要余音不绝，写诗作文要意在言外，都不能使人一览无余、穷尽底蕴。老子说：“大成若缺”（四十五章），最完美的恰是不完美的，就是说只能通过有限来表现无限，通过局部来表现全体。第三，在老子贵自然尚朴素思想的影响下，中国艺术形成了追求淡雅天真之美的传统，强调表现天然本色，于平淡之中见高雅，反对浓彩重抹、矫揉造作。李白诗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深得老子之心。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八十一章），艺术创作是作者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文如其人，诗以寄情，不能不知愁味强说愁，亦不可雕砌词藻、空洞无物。这里节录一段蒋和森说《红楼梦》的精彩小文，内中突出表现了老子精神对文艺的深刻影响。他说：
我仿佛又听到《红楼梦》里的音乐。
德国有一位作家说，音乐是“真正的诗”，是“艺术中的艺术”。但我觉得，使无声的文字在千万读者的心中勾起琴弦一般的回响，这才是最高的艺术。是的，《红楼梦》不仅是小说，也是诗，是无声的音乐，是抒情的哲学。它虽然迷濛着一层空幻与虚无，然而却又是极其真实、极其深刻的人生图画。
有人说，萧伯纳的作品是伟大的惊叹号，易卜生的作品是伟大的问号；那么，我觉得曹雪芹的《红楼梦》既是伟大的惊叹号，又是伟大的问号，而且还是伟大的省略号。
书中人物刘姥姥说“这一顿螃蟹的钱够咱们庄稼人过一年了！”这不是令人骇然的惊叹号吗？“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不又是令人思索的问号？至于省略号，我是指这部书虽然没有最后写完，然而却如英国诗人勃朗宁所说“不完全的才是最完全”，它象断臂的维纳斯，依然是卓越的艺术品，而且别有一种令人惋惜、引人遐想的艺术魅力。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写得深沉含蓄、概括广阔，言有尽而意无穷。看似“儿女私情、家庭琐屑”，然而却深有社会历史内含。这种含不尽于言外，不是可以称之为伟大的省略号吗？两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对这部小说谈得很多了，似乎都是在为这个省略号上的那些点点作解释。我看再过两个世纪还是有话可说，还是取消不掉那些点点。至于好事者欲成其“全”，企图为她接上断臂，那不过是没有血肉、没有生命的假肢而已。
总之，把有限与无限高度艺术地结合在一起，使之超越时空，涵盖万象，这也许是《红楼梦》的伟大之处。
（《感慨万千（红楼）》，载《光明日报》1990.11.20）
蒋文无一字直接说到老子，却处处表现出老子哲学的精神；无一句提到《红楼梦》以外的中国文艺作品，却概括了中国文艺的一种伟大传统。我们可以从中领受到老子美学思想的精髓及其深远影响。
（六）老子与现代社会
老子思想中有许多消极和非现实的成分，例如复古主义，企图取消矛盾（有些矛盾不能取消，硬性取消的结果，变成了回避矛盾），夸大无为和柔弱的作用（荀子说老子“有见于讪，无见于信”）等等，需要加以分析和批评。但无可怀疑，老子思想中包含着更多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真理颗粒，需要加以开发和运用。老子热在当代如此普遍和持久，并非人们发思古之幽情，其更深刻的原因在于现代社会需要老子的智慧。老子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是多种多样的，目前至少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
第一，老子所批判的古代文明中物质生活进步与道德水准下降的矛盾现象，在当代更加突出，这就使老子的批判具有了超前性，好象是针对现代社会种种弊端而发的，足以引起人们的警惕和深思。长期以来，人类在才智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提高，然而在德性上却似蜗牛爬行，有时甚至倒退。德性上的矮子已经不能掌握才智上的巨人所创造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正在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利欲熏心，尔虞我诈，权力膨胀，浮华躁进，道德虚伪，贩毒吸毒，心理失调，精神失落，以及战争、失控、饥饿、污染，正在折磨着当代人类社会。老子提出的“镇之以无名之朴”和“为而不争”，可以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进行反思，起到某种救弊补偏的作用，推动人性在更高层次上向真朴的复归、据蔡元培说，罗素佩服“为而不有”之说，以为可以扩展创造的冲动，减少占有的冲动。
第二，老子所提出的无为而治和由反入正等理论，可以为当代的管理科学和行为艺术提供丰富的思想营养，对于加强人际关系的调节能力与自我调节控制能力，大有好处。当代社会管理上的重大困难之一是上下脱节，领导者不注意调整与下级的关系，造成紧张和失控。如何“以百姓心为心”，加强“不争之德”，学会“损不足以奉有余”，学会“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调整好内部上下左右的关系，这是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的必备条件。人们的行为要得到预期效果，必须适应变化多端的环境，善于处置复杂难测的事态，为此，掌握事物转化的条件，促使事物向有利的方向发展，无成式，无常形，学会以曲致全、欲取固与、以弱胜强、以无入有、图难于易、为大于细、慎终如始，是十分必要的，事情越复杂，越需要高水平的智慧和艺术地处理问题。
第三，老子哲学与现代思维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有着趋向一致、互为发明的关系，令人瞩目。例如，老子强调直觉思维，以为“为道日损”，“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人应“涤除玄鉴”，即是返观内照，通过直觉的体认，把握无形之“道”。现代科学家也重视直觉对于深化认识的意义。爱因斯坦说：“没有什么合乎逻辑的方法能导致这些基本定律的发现，有的只是直觉的方法，辅之以对现象背后的规律有一种爱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博士说：“从哲学上讲，‘测不准定律’和中国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颇有符合之处”。在中国哲学史的论著中，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观点，常常遭到非议。然而现代宇宙学家英国霍金（S·W.Hawking）等人却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了“宇宙起源于无”的结论，同于老子。这个“无”完全不同于现有的物质世界，但又不是虚无，它包含着能量，能够产生出现存的宇宙。可知，老子哲学虽然出现在两千多年以前，却是可以常驻常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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