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汉未来发展几个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2013年11月30日︶ 唐良智
一
为期三天的“武汉2049”专题研讨会，是一场未来与现实的对话，也是一场机遇与挑战的对话，更是一场发展与责任的对话。
成发书记作了《实现大武汉的全面复兴——我心中的“武汉2049”》的动员讲话，激情描述了对武汉未来的美好憧憬，重点从人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交通、城市规划建设、生态保护、文化、国际化等八个方面，分析阐述了我们“不做什么”、“要做什么”，高屋建瓴、内涵深刻，鼓舞人心，对我们谋划好“武汉2049”，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加以贯彻落实。
各位专家学者围绕“武汉2049远景发展战略”的主题，作了精彩的专题报告，高瞻远瞩、定位导航，真知灼见迭出、智慧之光闪烁，使我们通往“武汉2049”的前进之路更加亮堂！
同志们和市民代表主动思考、畅所欲言，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围绕“武汉2049”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探讨，体现了高度的城市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担当。
大家的研讨，穿越时空隧道，上下五千年，跨越五大洲；从远古讲到2049、又回到2013，从“天上”讲到“地下”，从国内讲到国外；从经济、科技讲到社会、文化，从城市建设管理讲到民生改善，涉及方方面面。各种思想、各种理念交融碰撞，新理论、新知识、新观点层出不穷，涌现了一系列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新思路，演绎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头脑风暴”。
在此，我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专家学者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
这次研讨会开得非常成功，是一次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会议，一次凝心聚力、团结鼓劲的会议，取得了预期效果，实现了预期目标。
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收获：
一是突破了思想的“天花板”，视野更开阔。通过研讨，我们对世界发展格局有了更深入了解；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新走向，有了更准确把握；对现代化大都市的发展路径，有了更全面认识。我们站在“世界屋脊”看武汉，跳出武汉看武汉，立足现实看未来，把武汉发展放在全国、全球格局中来谋划，提高了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描绘了未来发展的“路线图”，头脑更清醒。通过研讨，明晰了武汉在全球坐标系中的定位和走向；进一步厘清了“不做什么”、“要做什么”，避免走弯路，犯方向性错误；避免急功近利，造成对城市的伤害；避免错失良机，成为历史罪人，留下遗憾。
三是凝聚了共识，信心更坚定。我们对着眼长远、谋划“武汉2049”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武汉未来发展愿景，对远中近期城市发展的方向、路径和措施等重大问题，形成了广泛共识；对未来的憧憬更加美好，对城市的发展充满信心，集聚起强大的正能量。
四是引起了社会热议，激发了市民的热情与畅想。一些专家学者畅想，2049的武汉，将像伦敦那样，打造更有活力的城市中心；像东京、巴黎那样，有更高效的交通网络；像新加坡那样，生态框架更加绿色；像纽约、芝加哥那样，公众可享受更宜居宜人的社区。一些天真烂漫的孩子，用富有童真的想象，画出了梦想中2049的大武汉：诞生了“充气房屋”，可以让人们飞上空中居住、旅行；那时的大楼直冲云霄，每一层都有智能手臂，如遇火灾、空袭，可以几秒钟把人安全送到地面；人们搭乘飞行器，前往任何想去的地方；小汽车都靠阳光发电，不用担心空气污染，等等。尽管大家畅想的答案各不相同，但表达的都是同一个心愿：2049，我们的城市更美好、生活更幸福。
这次研讨会，使我们思路更清晰，心里更明亮：站在新的维度谋划“武汉2049”，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把握发展规律，顺应发展趋势，抓住发展机遇；要坚持阶段论思维，树立大中小时空观，处理好远中近关系；要坚持实践与认识相统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思路，做到既放眼未来，又立足实践，既“埋头拉车”，又“抬头看路”。
三
通过研讨，我们对事关城市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归纳起来，需要重点把握好七个方面。
（一）城市的价值
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寄托着人们对未来最美好的希望，推动着人类的文明进程。从乡土社会到城市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道出了城市发展的真谛。城为民建，市为民享。城市的意义在于关心人、陶冶人、发展人，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
以人为本，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现代城市的价值取向。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表明人的需求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城市价值实现的三个阶段，即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提供就业和发展机会、实现自我价值。
生活质量是城市价值的核心。尽管人类在不同文明时代、不同发展阶段对城市价值追求的重点和具体内涵有所不同，但城市所能提供的最基本价值是不变的，即为人们提供安全、方便、文明、富裕和有机会、有尊严的生活。这是城市生活与人类其他居住方式最本质的区别，其最终指向是不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是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最重要的体现。生活质量体现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等方方面面，是检验城市价值的基本标准。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生活质量，城市公共服务提升生活质量，城市文明程度影响生活质量，三者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效应。
一切从生活质量出发，规划、建设、管理好城市，最大程度满足市民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物质与精神需求，这是城市发展的要义和价值追求。
文化软实力是城市价值提升的重要标志。城市是文明的产物。如果将经济比作城市的血肉，那么文化则是城市的灵魂。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鲜明的个性和表现符号，以及因之散发出的精神特质。
文化，是人的精神守望和精神家园。文化涵养人、塑造人，提升公众素质和文明程度，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培育城市的品质。
一个城市有好的文化，才有持续发展的动力和鲜活生动的灵气。没有好的文化，充其量只是钢筋、水泥的堆砌物，必然是平庸的城市。
现代化大都市是文明交融和多元文化交流的中心，引领世界文化潮流，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高度统一体。比如，伦敦是世界文化名城，有1000个以上的剧场，艺术、娱乐形式应有尽有；巴黎是世界时尚文化之都；纽约的百老汇是音乐剧的代名词、艺术家的朝圣地。
武汉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知音文化之根、楚风汉韵之地、白云黄鹤之乡，三国文化、首义文化、商贸文化等交相辉映。我们要彰显城市文化底蕴，主动融入世界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努力把武汉建设成地域文化特色鲜明、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现代文化之都。
大学是城市的文化高地和智慧殿堂。有什么品质的大学,就有什么品位的城市。武汉是一座教育名城，拥有普通高校80所，在校大学生130万，居世界城市之首。这是我们最宝贵的科教资源和文化财富。校依城而立，城因校而兴。我们要全力支持在汉高校建设，加快推进大学与城市融合式发展，在提升大学品质中提升城市价值，早日建成世界闻名的“大学之城”。
走向生态文明是实现城市价值最大化的必由路径。什么样的城市才是最好的城市？最好的城市就是最适宜就业、最适宜居住、最适宜发展的高品质价值空间。
工业文明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给城市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但是传统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问题，影响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幸福，威胁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源于工业文明，又高于工业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发展与超越。生态文明不仅能满足人们对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的需求，又能满足人们对清新空气、清洁水源、舒适环境、宜人气候等生态产品的需求，将人的生活质量提升到一个全新水平和境界，最能体现城市的价值。
在工业文明基础上，跨入生态文明新时代，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西方发达国家和城市，面对传统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赤字，在工业化后期，着手解决环境问题，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步入生态文明之路。为治理好泰晤士河，英国先后花了120年时间，耗资600多亿美元；为治理好琵琶湖，日本花了近40年时间，耗资近200亿美元。
走向生态文明，就是“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走资源消耗最小化、环境损害最低化、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城市的和谐共生。
我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加快打造美丽江城。要保护生态本底，构建“500米见绿、1000米见园、2000米见水”的生态景观体系，彰显山水相间的大气之美、灵秀之美，让市民享受更多绿色福利。
点线面结合建设城市绿地生态体系。按照“生态园博、绿色生活”理念，高水平建设园博园，精心组织举办好第十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建设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实现变废地为宝地、变灰带为绿带，打造城市生态“绿肺”和市民休闲乐园。提升九峰山等城郊森林公园生态功能。建设覆盖全市、总长2200公里的绿道网络系统。继续推进江滩防洪与环境综合整治建设，打造“百里滨江画廊”。建设龟山“城市阳台”，打造俯瞰三镇美景、揽胜两江四岸的城市标志性景观。
打造独具魅力的“东方水城”。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大江大湖大武汉，水域面积占市域面积的1/4。丰富的水资源，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珍贵馈赠。我们应用心守护，保护水生态，实施大东湖生态水网、汉阳“六湖连通”、金银湖水网“七湖连通”等水生态修复工程，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保护，建设水景观，以一城清水，筑牢生态武汉之基。
人的自我实现是现代城市的最高价值所在。城市价值是渐进累积形成的，是历史价值、当前价值和未来价值的统一，是有形价值与无形价值的统一，更是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和人的自我实现需求的统一。
现代城市，就是要满足人的自由和自我实现需求。哲学家在这里能找到对话者，艺术家在这里能找到创作的场所，思想家能在这里成为巨匠，诺贝尔奖获得者有可能在这里诞生。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已成为现代城市内涵式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标志。
最近，旧金山市长李孟贤的一篇微博，发布的是他给“蝙蝠娃”迈尔斯颁发“城市钥匙”的照片。5岁的迈尔斯出生18个月就患上白血病。他有个心愿，当一个“蝙蝠侠”式的英雄。李孟贤得知后，就发动市民帮助迈尔斯，一万多名志愿者帮助迈尔斯实现了心愿。这就是一个现代城市满足人的自我实现的生动事例。武汉也有很多身残志坚、成就事业的典型，表明我们这座城市努力让人们实现自我价值，也是一座伟大的城市。
城市不是用来观赏的风景，而是人们的幸福家园。改革也好，发展也好，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为了不断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我们要把提升城市价值，贯穿到城市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中。
到2049，建成文化武汉、生态武汉、品质武汉，成为最有价值的城市。
（二）城市的经济
城市的起源大体有两种:一是基于军事政治需要而建筑的城垣；二是基于集市贸易兴旺而催生的市镇。先市后城，以市带城，是一般的规律。
武汉这座城市的起源就是很好的印证。
武昌，因武而昌。三国时期，东吴孙权在地势险要的蛇山上建筑夏口城，成为著名的军事要塞，这也是武昌城的发端。南北朝、宋朝时期，一直是军事要地。元朝时期，行政区划由鄂州路更名为武昌路，武昌的地名沿用至今。此后，武昌城逐渐由军事重镇，演变为区域政治文化中心。黄鹤楼起初是夏口城的军事瞭望塔，唐朝时，逐渐演变为著名的名胜景点和文人墨客吟诗作画的文化名楼。
汉口，因市而兴。明朝时期，汉江改道，汉阳一分为二，汉水之南为汉阳，汉水之北为汉口。因得舟楫之便，汉口成为码头林立、商贾云集之地，成就了“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的商贸盛景，与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并称为“天下四大名镇”。汉正街自明朝嘉靖年间起，就一直是汉口的主要街市和商业中心。可以说，没有大码头，就没有大汉口。
城市的活力，源于经济兴盛带来的发展动力。经济是城市发展壮大的前提和基础，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所在。优势突出的现代产业支撑，是现代城市的首要特征。
特别是现代化大都市，都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都是产业发达、业态高端的城市，其产业发展有几个突出特征：
雄厚的先进制造业始终是现代化大都市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现代化大都市也始终是先进制造业集聚和发展的中心。从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的发展历程看，现代化大都市中心地位的确立，都有赖于早期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它们均选择了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基本成长路径，并成为世界工业革命的先锋。虽然后来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些城市的制造业比重趋于下降，但制造业仍然是现代化大都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纽约是美国仅次于芝加哥和洛杉矶的第三大工业城市，繁华的曼哈顿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服装制造业中心之一。2008年，全球500个城市制造业竞争力排名中，东京、伦敦、纽约和巴黎依次占据第一到第四位。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现代化大都市，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纯消费性城市，其制造业始终不可或缺。
工业化任务完成后，现代服务业成为现代化大都市的主导产业。现代化大都市都拥有发达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都在70%以上。2005年，东京服务业产值占GDP的86.5%。经济高度服务化，聚集高端企业总部，是现代化大都市的重要支撑条件。
金融业、商务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文体娱乐业和教育培训业等六大行业，是现代化大都市服务业的核心产业，也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动力。这六大现代服务行业的产业群，主要集中于现代化大都市的中心区域和中央商务区。
对现代化大都市而言，现代服务业不仅是自身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助力器和催化剂，更是参与全球分工合作、面向全球服务、体现全球价值的有效工具和载体。现代化大都市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现代服务业集聚辐射功能上。
现代化大都市产业体系重组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在现代化大都市的产业发展进程中，工业比重呈现上升、稳定、下降的“倒U型”发展趋势。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中期阶段，工业比重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工业比重趋于稳定。在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制造业、服务业发展并重，二者加速融合，突出表现在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上。在工业化后期，工业比重逐步下降，服务业比重逐步上升。在工业化任务完成后，服务经济占主导地位。以伦敦为例，20世纪初，伦敦第二产业的比重一度超过50%，此后一段时期一直稳定在40%以上，1951年，仍然达到42%。20世纪中期，伦敦服务业比重开始超过50%，并逐步上升，成为主导产业，目前比重超过80%。
没有强大的产业，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就不可能支撑一座发达的城市，更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大都市。昨天，全球知名城市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斯基娅·萨森在专题报告中，把全球比作一张充满各样路径的网格，把一座城市成为一个行业的国际枢纽，称之为掌握了一项“全球通路”，一座特定城市可能位于多个“全球通路”上。她讲的“通路”，就是城市个性的差异化，以及专业化发展的能力。一座城市要成为现代化大都市，成为区域中心、国家中心，乃至全球中心，就必须在产业的某个领域或者多个领域，成为区域的通路、国家的通路、全球的通路，成为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们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经济的实力和影响力。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打造大光谷、大车都、大临空、大临港四大工业板块，建设全球重要的光电子信息产业中心、“中国车都”、华中地区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大力实施服务业升级计划，建设全国重要的物流中心、会展中心、工程设计中心、中部时尚消费中心和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以武汉中央文化区、王家墩中央商务区、汉正街中央服务区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到2049，努力使武汉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制造业和都市工业高度聚集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外部效应较高的现代服务业中心，打造具有全球价值的经济强市、财富城市。
（三）城市与科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每次科技革命都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并造就一批杰出的城市。每次科技革命到来和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必然会在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迅速出现一批颇具实力的城市,并连绵成为城市群。巨大的经济增量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使得城市群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中心城市,发展成为具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城市。
第一次科技革命：
以18世纪末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主要成果包括：瓦特的改良型蒸汽机、富尔顿的蒸汽轮船、史蒂芬孙的蒸汽机车。人类进入“蒸汽时代”。
这次科技革命以机器大生产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使社会生产力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造就了伦敦、曼彻斯特等世界城市。1851年伦敦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展出大量新产品和新技术,向全世界展示了在工业和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雄厚的工业基础，也有力支撑了金融和贸易的发展，伦敦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曼彻斯特是世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第一家棉纺织厂在曼彻斯特诞生。1789年蒸汽机开始代替水力装备纺织厂，曼彻斯特棉纺业发展得更为迅速，成为世界棉纺工业之都。
第二次科技革命：
以19世纪中后期化工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主要标志。主要成果包括：化肥工业的诞生、人工合成染料、制药工业的诞生、安全炸药。人类进入“化学合成时代”。
这次科技革命，造就了巴黎、布鲁塞尔等一批世界城市。巴黎是当时世界化学的中心，那里聚集着发现了气体化合体积定律的盖吕萨克、发现了三氯化氮的杜隆等一大批世界著名化学家。德国人李比希，也在盖吕萨克的实验室深造，后来他成为化肥的发明者。
第三次科技革命：
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1866年，德国工程师西门子发明了自激式直流发电机。1870年，比利时发明家格拉姆发明电动机，电力开始代替蒸汽动力。1879年，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发明了电灯。1882年，法国学者德普勒发明远距离输电方法，扩大了电能的利用范围，同年，爱迪生在纽约建立了第一个火力发电站。
电力作为方便、廉价的新能源，带动了一系列以电为主的新兴工业发展。人类历史从“蒸汽时代”迈入了“电气时代”。
电气技术的兴起，一方面引发了动力革命，另一方面也激发了通讯革命。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机，1891年斯特罗杰制成了电话交换机，从此电话进入普及阶段。
第三次科技革命另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发明是内燃机。1886年，德国人奥托研制成功内燃机。
电力技术和内燃机的发明，带动了汽车、飞机等行业的快速发展。1886年，卡尔·奔驰制造了第一台汽车。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制造了第一架飞机。
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美国、德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同时也造就了纽约等世界级城市。
第四次科技革命：
以20世纪中后期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是一场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技术革命。特别是电子计算机，以及各种“人—机控制系统”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生产、办公和家庭生活自动化成为可能，人类进入信息时代。
第四次科技革命，造就了美国旧金山、日本东京等世界城市。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微电子技术高速发展，旧金山硅谷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硅谷拥有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知名大学，以及思科、英特尔、惠普、苹果等大公司，融科学、技术、生产于一体，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高科技人才中心。
从历次科技革命演化的历史轨迹来看，技术扩散越来越快、周期越来越短。世界第一台蒸汽机出现于1698年，瓦特发明改良型蒸汽机是1776年，武汉直到1840年才引进第一台蒸汽机，时隔七八十年；世界第一台自激式直流发电机出现于1866年，武汉第一座电厂由英国商人于1905年开办，时隔三四十年。在前三次科技革命中，武汉虽然只是被动地引进，但引进的时间逐渐缩短。到第四次科技革命，我们不仅仅只是引进，而且参与到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研发制造中，实现与世界科技发展同步，部分领域达到国际顶尖水平。
光通信技术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一项重要成果。1966年，美籍华裔科学家高锟首次提出用玻璃纤维作为光波导体进行通讯的理论，引起了世界通信技术的革命。后来，他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0年后的1976年，武汉邮科院赵梓森院士团队拉制出了中国第一根光纤。1982年，武汉邮科院又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套光传输系统。前不久，武汉邮科院再次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实现在一根光纤上可同时容纳16.2亿人双向通话，标志着我国在超高速、超大容量、超长距离光传输领域的研发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全球掌握这一技术的国家仅有美国和日本。
应该说，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武汉在光通信领域抓住了机遇，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面向未来，我们有信心在其他领域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引领城市崛起。
上述现代化大都市的发展过程表明,科技革命与现代化大都市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前，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将改变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会在哪些领域发生呢？在哪些领域可能发生重大突破呢？应该在哪些领域进行前瞻性部署呢？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历经一年的研究表明，未来在六大领域，孕育着新科技革命的重大突破口。
——宇宙演化、物质结构、意识本质等一些基本科学问题领域。比如，在物质结构方面，随着科学家能够对单粒子和量子态进行调控，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网络、量子仿真等领域将实现变革性突破，也可以成为解决人类对能源、环境、信息等需求的重要手段，其意义不亚于量子力学进展导致的20世纪信息革命。
——能源与资源领域。一方面，大规模开采页岩气等先进油气田勘采技术的突破，可延长化石燃料的开采年限，甚至开发出煤层甲烷、可燃冰等新的能源。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将逐步代替化石能源，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开发新的化石能源和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可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同时存在。欧洲研究报告预测，到2050年，全球一半的能源需求将通过可再生能源来满足。
——网络信息领域。集成电路正逐步进入“后摩尔时代”。计算机逐步进入“后PC时代”。互联网将进入“后IP时代”。云计算和大数据成为未来IT发展趋势。信息技术和产业正在进入一个转折期，2020年前后可能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从而给产业和人类生活带来深刻变化。
——先进材料和制造领域。智能制造从分子层面设计、制造和创造新材料，将产生爆炸性的经济影响。如，3D打印技术可支持按需生产，大幅降低制造商库存产品的成本，减少产品制造过程中的大量材料浪费，能打印传统技术难以制造或不可能制造出来的产品。石墨烯等新一代材料的发现和应用，可以改变生产、生活的很多方面。目前，很多国家正在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商业化。
——农业领域。生物多样性演化过程及其机理，营养、土壤、水、光、温度与植物相互作用的机理和控制方法，以及分子育种等方面的突破，将能够保证农业生态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人口健康领域。预计本世纪中叶，全球人口将达80亿-100亿。人类不仅面临传统传染病新的变异和传播，还面临各种新的疾病的挑战。通过疾病早期预测诊断与干预、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等研发，可以攻克影响健康的重大疾病，将预防关口前移，走一条低成本普惠的健康道路。
在上述六个领域中，任何一个领域的突破性原始创新，都会引发新的科学革命；任何一个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都有可能引发新的产业革命，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引发新的社会变革，加速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进程。
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加快科技与经济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
我们要科学判断世界科技创新的发展趋势，抢抓机遇，发挥武汉科教实力雄厚、创新资源丰富的优势，以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为抓手，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领域，加强科技研究、抓紧产业布局，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全力推进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加快打造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和享誉世界的光谷。
到2049，使武汉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技术创造中心、新兴产业生成中心、创新文化培育中心、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实现城市崛起。
（四）城市的空间
空间格局是城市发展的基本骨架，是城市发展战略在空间上的具体体现。实施科学的城市空间发展策略，是推进城市发展和转型提升的战略需求。
要把握城市空间演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全球城市发展史表明，城市演化一般都遵循“中心城区增长——郊区化——大都市区化”三大典型阶段。
“中心城区增长”阶段的主要特征为：城市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吸引力，使得人口和经济活动由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规模由小到大，逐级递进；城市周边地区发展迟缓，城市的空间布局以单中心为主。
“郊区化”阶段的主要特征为：随着中心城区人口产业高度集中，有限的城市空间开始出现饱和现象，住宅紧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凸显，增加了城市发展的额外成本，城市的规模出现边际效益下降。相形之下，郊区开阔的空间和宜居的环境等比较优势开始显现，人口和产业逐步从中心城区向郊区迁移，郊区成为新的重要就业中心。特别是工业园区、办公区和购物中心在郊区的规划建设，为发展新的城市创造了条件。大城市的空间形态也向中心城区四周延伸。
“大都市区化”阶段的主要特征为：交通通信设施的完善，为城市相对分散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得郊区和周边地区出现了大量新兴城市，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共同构成了不同地域分工、不同空间层次、不同景观特征的高度城市化地区。
城市空间演化规律，体现了城市的极限。每个城市都有一定的承载极限，包括建设用地规模和结构、人口密度、交通设施、城市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判断一座城市的承载极限究竟有多大，有两个重要指标：一个是“硬约束”，即资源环境的约束；另一个是“软约束”，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能力。一旦超过这些极限，必然导致一系列“城市病”。城市要突破极限，实现持续良性发展，必然向郊区化、大都市区化演化。
要把握优化空间布局这一现代化大都市发展的新趋势。几乎所有的现代化大都市都遭遇过“大城市病”。为此，伦敦、东京、首尔等城市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新城建设，疏散中心城区的人口和功能。
1944年，英国规划大师艾伯克龙比，主持编制了“大伦敦”规划，将伦敦市划为内环、近郊、绿化、外环4个同心圈层。外环以外，是11个6万至8万人口规模的卫星城，可容纳从内环疏散的100万人口和工业企业。规划的实施，为伦敦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奠定了基础。这一规划也成为全球城市效仿的经典案例。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在东京周边地区相继建设了筑波学园城市、多摩新城、新宿、涩谷等10多个新城，分别承担不同功能，成为东京的区域性中心。
武汉的城市空间发展，正处于“郊区化”、“大都市区化”叠加期，必须推进空间战略调整和布局转型。当然，叠加期的判断不一定准确，是个人观点。我们不仅要研究城市内部结构，而且要研究城市外部结构。要根据城市演化的一般规律和武汉城市化所处阶段，推进“圈层联动、一体发展”，强化武汉作为核心城市的极化效应。
在市域层面，构建“3+N”城市发展格局。中心城区，推进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建设相对独立的市政基础设施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形成“三镇三城”。新城区和功能区，按照“独立成市”理念，各自建成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现代化新城。中心城区与新城区发展并重，实现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空间战略转型。“3+N”，可能是“3+6”，也可能是“3+9”。
在省域层面，推动形成“武汉大都会”格局。积极参与“1+8”武汉城市圈建设，推进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区域市场、城乡建设、生态保护“五个一体化”，促进“1+8”融合发展，打造中部崛起战略支点的核心支撑。
在区域层面，培育“大武汉都市圈”。加快武汉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的空间整合与对接，促进经济、科技、交通等多方面的融合发展，打造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
到2049，通过城市空间战略调整和空间布局转型，形成“3+N”的多中心城市内部空间、“1+8”的“武汉大都会”、“中三角”“大武汉都市圈”战略空间。
建筑是城市空间的立体投影和构成要素，是与每个人最紧密相关的空间。它是凝固的音乐、有形的语言。一座富有创意的建筑，往往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成为城市的永恒地标和人们的向往之地。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伦敦的大本钟、悉尼的歌剧院、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台北的101大厦、上海的东方明珠，无一不是建筑艺术的经典之作。提到这些城市，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个性突出的标志性建筑。这些年，武汉也建成了一批精品力作和地标性建筑，比如，V字造型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形似白鹤的武汉火车站、状如莲花的国际博览中心、演绎“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琴台音乐厅、堪称现代版“清明上河图”的楚河汉街、象征政府与市民“手牵手”的“市民之家”，等等。
考量一座建筑，可以有三个维度：实用美、个性美、整体美。
实用美，追求的是建筑的功能性。这是建筑首要的、基本的价值。上古时期，我们的祖先为了避风雨、御寒暑，结草为庐、架木为屋,最初的建筑即源于此。
个性美，追求的是建筑的独特性。就是不能千篇一律、千楼一面，只有房子之形，没有建筑之魂，缺乏唯一性、文化性。
整体美，追求的是建筑的协调性。在平面布局、立面造型、色彩体量上，必须与周边环境相融合、相统一，实现“建成一个建筑、形成一处风景”。
好的建筑，既能够为人们提供使用功能,又能够为人们提供美学享受。特别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建筑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居住和使用，更多地关注审美和观感。我们要用美学的观点，从艺术的角度，指导、审视城市空间塑造和建筑构造，促进建筑功能性与审美性的完美融合，留下更多百年传承的建筑经典，展示城市的大气与厚重，为历史留下赞叹，为后代留下传世佳作。
（五）城市的基础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是维系城市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构建现代化、高品质的基础设施体系，是一座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功能支撑，是提升城市竞争力、影响力的重要基础条件。
现代化大都市，除了拥有强大的综合经济实力外，都有一流的城市基础设施作支撑。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城市发展史，就是一部城市建设史。畅达的交通基础设施、高效的市政基础设施，强壮了城市骨架，畅通了城市血脉，支撑着现代城市的发展。
城市的建设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发展水平。纽约建有高度发达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体系。轨道交通拥有线路26条、总长1142公里，490个车站遍布全市，24小时运行；地面公共交通线路总长达3000多公里，弥补了轨道交通未能照顾到的“枝节”地区。巴黎以完善的地下管网系统闻名于世。早在19世纪中期，就在地下50米深处建造了平均宽度3米以上、总长2350公里的地下管网。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百年大计，必须登高谋远、超前谋划。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思路、眼界、气魄和水平，往往决定一个城市的未来。
武汉两江分割、三镇鼎立，湖泊众多，地质结构复杂，城市基础设施一旦形成很难改变，建设失误将导致城市运行成本剧增。
每一位城市规划者、建设者，都要有长远思考、战略思维，不仅要看到2049，还要看到50年乃至100年以后的城市发展。这应该成为大家的自觉和共识。比如，解放大道修建之初，不少同志认为修35米宽就足够了；建60米宽，有些浪费土地。后来，市政专家经过测算认为，50年或100年后解放大道车流量将会很大，如果宽度不够将无法满足交通发展需要，甚至需要不断拆迁、拓宽，到时候成本会很高。最终，市委市政府采纳了专家的方案。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的决策是有战略眼光的。再如，关山大道原来叫关山一路，是当年苏联专家设计的，修建了70米宽，当初有人说这是浪费，但现在来看，并不浪费。
我们要立足长远，以国际视野、一流标准，谋划并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精品工程、百年工程。
增强战略定力，加快建设现代化、高品质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
近年来，我市大规模推进城市建设，现代化大都市形象开始初步显现。但也要清醒认识到，无论是从武汉在国家战略中的位置来看，还是从发展的需求、市民的期待来看，基础设施建设与武汉应有的地位和影响还不相称，“欠账”较多，还处在“补课”阶段。如果不持续加大建设力度，我们不仅会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处于不利的位置，复兴大武汉也必将成为一句空话，我们将有负于城市、有负于历史，犯下新的错误。
我们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义无反顾、锲而不舍，市区共建，着力构筑现代化、高品质的基础设施体系，为复兴大武汉筑牢“底盘”。
对外交通方面，全面推进铁水公空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打造“祖国立交桥”。加快建设天河机场第三航站楼、第二跑道、机场交通中心，加密开通至世界各大洲主要城市的国际航线，打造国家重要门户机场；规划建设第二机场，打造以全货机运输为重点的国际航空物流港。以武汉新港为依托，建设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把武汉打造成为国际性内河航运中心。建成全国性铁路路网中心和全国高铁中心，增强高速公路路网重要枢纽功能。
市域交通方面，以轨道交通建设为重点，加快完善快速路网体系，提升城市畅通能力。到2040年，建成30条以上、总长超1000公里，覆盖市域、通达新城的轨道交通网。推进“公交都市”建设，建设串联三镇的BRT系统和新型有轨电车系统。
地下管网方面，在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分别建设通达长江的大口径排水管道，形成城市“地下动脉”，完善排水体系，提高排渍能力。加快建设雨污分流的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系统，实现“一张干网全覆盖，两江水源得保护，三镇湖泊不纳污”。统筹推进电力、燃气、环卫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市政设施服务能力。
到2049，建成铁水公空发达、地铁纵横交织、内通外畅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功能完善、安全高效的市政公用设施系统。
（六）城市的治理
现代城市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变化节奏加快，要求城市运行方式也随之变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凸显出中国发展的新走向，将给整个国家及城市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和深刻变革。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对于城市而言，深化改革，适应变革，必须推进大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民生优先、公共服务，是现代城市治理的核心理念。城市治理的根本目的，是“让生活更美好，让市民更幸福”。忽视这一点，不仅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也难以持续。上世纪8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和城市，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既不重视产业转型升级，更不重视社会建设与治理，社会结构呈现低收入人群占绝大多数的“金字塔型”，引发了众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比如，巴西圣保罗是世界上人口规模第九大城市、第十大最富有城市。因贫富差距明显，1/3的人口低于贫困线，导致了大量贫民窟，社会治安恶劣，政府不得不出动大批警察对贫民窟开展清剿行动。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城市治理的不当。
我们必须大力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民生质量，真正让市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多方参与、共同治理，是现代城市治理的必然趋势。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一字之差，内涵却有差别，意味着必须创新治理模式，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控，转变为多方参与、共同治理。
在这场治理变革中，政府更重要的是当好“掌舵者”。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把职能真正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原则上市场能办的，就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和社会的手”。要充分发挥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市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
健全法制、依法治理，是现代城市治理体系的基石。法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标志,也是现代化大都市不可或缺的特征和要素。法治化治理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制度环境，有利于资源公平高效配置与社会和谐稳定。对武汉而言，要实现2049的远景目标，必须加快完善法治体系，大力推进依法治市，营造政府依法行政、企业依法经营、市民依法行为、整个社会依法维权的良好氛围，为建设现代化大都市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智慧城市、数字治理，是现代城市治理的有效手段。现代城市是一个结构复杂、纵横交错、瞬息万变的庞大系统。信息化时代，治理好城市，必须依赖大量及时、准确的信息流通，信息网络的完善程度已经成为衡量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一个主要标志。数字城市、智慧城市成为现代城市建设发展的全新目标。
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韩国首尔做得非常好。他们在城市设施管理方面，利用无线传感器网络，管理人员可随时随地掌握道路、停车场、地下管网等设施的运行状态；在城市安全方面，利用红外摄像机和无线传感器网络，提高了灾难监测自动化水平；在城市环境方面，智慧环境系统可自动将气象和交通信息发送到市民的移动终端；在城市交通方面，智慧交通系统可实现对公交和公共停车信息的管理，并智能控制交通信号，方便残障人士出行。
我们要加快实施《武汉市智慧城市总体规划》，建立完善城市治理信息系统，为治理城市提供及时、准确、科学的信息服务。建设感知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云计算基础设施、地理空间基础设施，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系统；构建智慧应用、智慧产业、智慧运行三大核心体系，实现城市信息的高效传递和智能响应，让城市治理更高效、市民生活更便捷。
面向2049，我们要从传统的城市管理，转向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城市治理，加快建立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建设法治城市、智慧城市，实行依法治理、数字治理，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没有用世界城市或者全球城市概念。萨森教授讲到差异性的发展和专业化的能力，是全球城市的重要特征。比如，印度的班加罗尔，不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却是一个全球城市，因为它的软件开发产业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从某种程度上讲，从差异性来说，武汉也是一个全球城市。而现代化大都市，应该层次更高，所以，我们用的是现代化大都市的概念。
（七）城市目标与现实行动
面向2049，我们既要志存高远、敢于有梦，更要埋头苦干、善于圆梦，一步一步把宏伟目标变成现实。
要用目标引导行动，用行动实现目标。目标是行动的指南。我们要以“武汉2049”远景目标，牵引现实的变革与创新。行动是实现目标的保证。再宏伟的目标，再壮丽的蓝图，不付诸行动等于零。我们不能空喊口号、高调虚功，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把战略规划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行动中。
要把握阶段性发展规律，明确每个阶段重点任务和主攻方向。实现城市远景目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长远目标是由一个个阶段性目标构成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分阶段一步步前进的，发展阶段不可逾越。我们要进一步明晰实现目标的步骤和阶段，以及每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措施。要坚持长远和当前共谋，防止脱离现实、急于求成、超越阶段，那样反而会欲速则不达。美好的“武汉2049”，不能坐等而来，不能省掉发展过程中的任何阶段。
比如，按照划分工业化阶段的经典理论，当前，武汉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国内外城市发展实践表明，过渡阶段的产业发展特征是：总量快速壮大，结构不断优化，转型升级日趋明显；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先进制造业进一步壮大，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继续保持在高位；工业与服务业加速融合，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服务业的地位逐步提升。
过渡阶段决定了我们要坚持“两业并举”，一手抓工业，一手抓服务业，大力实施工业倍增、服务业升级计划，尽快使工业规模达到2万亿、3万亿，并同步提升服务业规模和水平，加快建设国家先进制造业中心和现代服务业中心。不能脱离所处的发展阶段，在工业发展还不够充分的情况下，比较二、三产业比重高低，那是“两个侏儒比高低”，没有意义和价值。
再比如，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由原始文明向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逐步演进的过程。生态文明不是单纯的自然文明，而是“自然文明+人类文明”，本身就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发展与超越。建设生态文明，并非是否定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发展需要工业文明优厚的物质文明成果的支撑。在生态文明建设之中，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辅相成。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两者互不矛盾、互不对立，而是互为基础、共同发展。
当前，武汉正处在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共进期。这个时期，决定了我们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生态文明之路，一手抓加快经济发展，一手抓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
要加强战略相关性研究，使发展思路更全面、更完善。在谋划未来发展的过程中，要着重处理好“十大关系”：即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全局与局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空间布局与功能优化、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内部发展与外部环境、硬实力与软实力、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战略规划与行动计划的关系，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可操作性。
谋划“武汉2049”，要认真消化吸收专家学者的建议，听取广大市民的意见，进一步完善发展战略，使发展蓝图更清晰、行动方向更明确。
四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武汉2049”，就是这样一本“大部头”，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理想与激情、雄心与抱负、追求与担当。
大城筑梦，光耀未来。畅想2049，我们的城市，将成为经济发达、实力雄厚的大武汉，知识引领、创新领先的大武汉，智慧便捷、畅通九州的大武汉，宜居宜业、幸福和谐的大武汉，引领形成区域一体、辐射全球的“大武汉都市圈”。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武汉2049”，城市梦，我们的梦。只要我们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概，朝着目标，接续奋斗，激流勇进，坚定前行，大武汉，就一定能早日建成国家中心城市，阔步迈入国际化大都市行列，崛起在世界城市的版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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