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研究戊戌变法，人们多以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为基础。而今人们渐渐发现，康有为语多自夸自扬，梁启超早期对老师又倾向于盲从盲信，很多重大而复杂的事件过早给出了结论。这些结论所依托的史实在匆忙中搭建，根基不深。年轻一点的学者碰到茅海建常说，很多看似已有定评的“史实”，一考（证）即错。
茅海建的新作《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以留档至今的大量电报为基础，考索张之洞与朝廷、同僚、友朋之间的奏折函电，许多属于当时的高层秘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戊戌变法玄机的幽深侧面。
近日，茅海建接受本报《读+》专访表示，早于1907年张之洞获授军机大臣之前近10年，他有过一次进京辅政的机会，那次恰在“戊戌变法”前夕。
天分极高，脱颖而出
张之洞是晚清政界的特例，茅海建说。张有极高的天分，这种天分使他在狭窄的科举之途上脱颖而出，又在人才云集的翰林院大显才华，成为光绪初年风头十足的清流干将。他与曾国藩、李鸿章以军功封疆不同，纯以文章而发达封疆。他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青睐，从殿试名次的提前，到地方大员的出任，以及人生数次关键时刻，“慈恩”总是或显或隐。
张之洞的历史舞台主要在湖北。1889年至1907年他担任湖广总督。他创办汉阳铁厂，首设警察，多项“洋务”创下全国第一。张之洞虽是地方官，却心忧天下，时刻注视天下学术与思潮。他广致人才，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黄遵宪等时代俊杰莫不或慕名或受邀前来武昌，与他深谈浅晤。
他门生故吏半天下，幕中多有新派人士，为众多有志于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士子官员所瞩目。他擅长处理涉外事务，就连京中守旧派人士也赞他“在湖北晴川阁上宴俄太子，礼仪不卑不亢”。
辜鸿铭曾有英文著作状写张之洞在武昌思考中国时局的生动写照：
“在这最危急的关头，张之洞要扮演一个非常困难的角色。我曾经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开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顶楼召开。我至今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
光绪十九年（1893年）正月，朝廷有大理寺卿弹劾张之洞，罗列四大罪状：怠慢政务、重用恶吏、滥耗钱财、总督衙门被毁不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用语大体属实，张之洞起居无时，常常下午入睡，晚上10时起来办公。他个人好恶重，花钱如泥沙。
但是茅海建认为，张之洞的事业大多是传统社会没有先例的，先行者自然会多走弯路，多付学费。
赞同变法，但反对康有为
张之洞短暂署理两江总督期间结识康有为，与康有过数度深夜长谈。那时，他的一个儿子因赏月觅诗不慎落水淹死，家人朋友劝他多找人聊天缓解悲痛。最初他很赏识康有为的才华见地，筹款1500两白银支持康有为创办《强学报》，其中500两是自己解囊。
但在《强学报》创刊号中，康有为的做法引起了张之洞极大不快：康刊发不能公开的光绪帝“上谕”，并用旁注文字自诩自重。更“令人骇异”的是，刊物首页以“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方式纪年，擅自“奉正朔”。这在现代国家也不合规程。《强学报》只办了3期即被张之洞叫停，两人渐行渐远。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康有为进京，政治上就要一展身手。张之洞对他们由警惕转向担忧。他认为康所主张的“平等、民权”，“一万年做不到，一味呓语”（他们两个所理解的平等、民权，均与现代政治概念相去甚远）。
但张之洞毕竟是新派人物，从未向康有为“公发难端”。他不反对变法，只是希望来一场没有康有为的变法。为阐明自己的政治与学术思想，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年）春主持撰写《劝学篇》，一是针对康有为的“邪说”，二是针对保守官员的“迂说”。书多变法主张，经光绪帝推广产生了巨大影响。
茅海建指出，这部写于变法前夕的《劝学篇》，因间有“非康”言论，清廷清算维新派时反助张之洞“免议”。
一把火让他进京搁浅
就在“百日维新”前夕，清朝中枢有过一项重大政治举动，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辅政。这一动议差点成为现实。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恭亲王奕，重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然而奕寿日无多。在慈禧太后及一班老臣眼中，一旦恭亲王去世，将无人制约翁同龢。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是光绪帝的师傅。
在此背景下，戊戌年三月二十九日，大学士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慈禧足足思考了3天。这是一个重大决定。张之洞接旨后一头雾水，四处打听“两宫”真实意图，知道自己入京后“或有大用”，却高兴不起来，推诿迁延，光绪帝则严词催促。
张在惴惴不安中上了路。人在途中，沙市招商局更夫与湖南船帮发生械斗，船帮放火点着了海关，延烧到日本领事住宅。光绪帝下旨，着张之洞回归本任处理。有迹象表明，翁同龢对此旨出台施展了手段。此后北京政情大变，奕去世，慈禧起用王文韶、荣禄、刚毅等取代翁同龢，电告张“勿庸来京陛见”。
茅海建感叹，如果不是沙市事件突发，翁同龢不从中阻挠，张之洞应于戊戌年四月初（月底变法开始）到达北京。如果他辅政，必不会听命于翁同龢。翁、张两人只是政策分歧，并无不可解的恩怨，也许会互为推重，形成政治平衡。张将阻止康有为一派的冒进和保守派的反动，清末新政或提前实施。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戊戌变法匆忙展开，100多天后，政变到来，血腥跟进。
戊戌变法仍有巨大谜团
读+：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很多，你此前也写过这方面著作，为什么再次聚焦戊戌变法？
茅海建：对于戊戌变法，我们也许该追问的是，我们已知的史实有多少是靠得住的，双方当事人对于“改革”的态度有多少交集，那些“改良”的标签有多少是值得推敲的。把史实弄清楚是当务之急。
我们研究历史，是希望找到问题出在哪。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我认为在于找到失败的教训。
对于历史不能简单化，不能史实一抹黑、史观粗暴化。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自我批判，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读+：为什么想到从张之洞档案入手？
茅海建：我研究戊戌变法多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可以说四处奔突。现在我重点研究张之洞的档案，就是希望从这个“兼具两面性”的代表人物身上，找到对于复杂历史谜团有所帮助的解答。我在那些档案材料中穿行，经常能够体悟百年前人们的喜怒忧乐，长处短处。
读+：你治戊戌变法史，觉得哪些史实搞清楚了，哪些还有很大疑问？
茅海建：首先，我认为戊戌政变是一个动态而非预谋的过程，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政治权力关系经历了紧张、对立、决裂，最后发展到慈禧企图废帝。其中若要明确一个具体的时间，仍是八月初六日。
其次，我认为政变初起于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未依当时的政治游戏规则，即未先请示慈禧太后，而是独立地决定罢免礼部六堂官。
我们还注意到，光绪帝召见和提升袁世凯，似未引起后党激烈反应。戊戌政变并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而引发，但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我这些观点，都是前辈已经作过的结论。我的贡献在于从细部上清晰了戊戌政变的整个过程，做了一些确认、补证和修正。
我要强调的是，慈禧太后为什么在八月初五决定将回颐和园的日期推迟到初十日、为什么初六日亲政，这其中还缺少扎实的证据链，很多专家考证在我看来还站不住脚。对于我来说，这些依然像谜一样缠绕着我的心。这个谜底很可能藏在两位身居要职、知悉内情且有写日记习惯的大臣的日记里，他们一位是张荫桓，一位是王文韶。他们的日记迄今都还没被发现。
张之洞曾以最高礼待梁启超
读+：张之洞与康有为，为什么从交谊竟至决裂？
茅海建：以前的历史观念，在谈到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时，往往把责任归咎在改良上，认为改良太过温和。戊戌变法真相却恰恰相反。政变之所以在变法短短103天后爆发，问题就在于康、梁、谭等人太过激进，甚至是冒进。康有为等人明知光绪权力有限，急忙忙在权力中心安插自己人，排挤异己，刺激慈禧。
戊戌变法是在慈禧太后全程监控下进行的，没有她的支持，新法一天也推行不了。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在境外接受记者采访，出示经他篡改的光绪“密诏”，将帝后矛盾公之于众。这种做法陷光绪于危险境地。
不仅仅是极端保守派，很多主张改革的人都对康有为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张之洞只是其中一个。
读+：张之洞对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的看法有区别吗？
茅海建：有很大区别。梁启超第一次去武昌拜访张之洞，还只有24岁。那天张恰好娶侄媳妇，贺客盈门。张撇开宾客，专门与梁相见，拉了最亲的亲信陪同，宴至二更，许以优厚职务和年薪。我看了那么多“张之洞档案”，感觉这是他待人的最高优礼。但是梁启超仍以要办《时务报》辞之。张之洞不以为忤，一遇到机会，还提醒别人要对梁优礼有加。
后来张之洞越来越反感康有为的思想，对梁启超遵奉其师的做法不以为然，但仍有意做梁的工作，等待他改变态度。
最重要的思想家，最具远见的政治家
读+：你怎么看待张之洞在戊戌变法前后的表现？
茅海建：首先我们要看到他是一个普通人，你看他被召入京辅政时，那种畏首畏尾、拖延抗拒，那种害怕揽事、害怕进入政治漩涡的心态。他深知京城政治生态复杂，不像我们觉得入京辅政是天降大任，他首先想到的是自身安全。
戊戌政变发生后，张在悲痛之余（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被杀），私下指责昔日的朋友黄遵宪是“康党”。“康党”在当时气氛下是很严重的罪名。黄遵宪很早就与张有过从，张曾经为黄的仕途铺过路。后来黄遵宪在奉旨处理《时务报》纠纷时，表现出心向康梁的一面，张之洞就此不能再原谅他。政变后有人想推举再用黄遵宪，征求他的意见，他用“钻营嗜利，险狠鄙伪，毫无可取”这样刻薄的词语形容黄遵宪。当然，人是复杂的，我们不能因为哪一句话哪一件事就给人下定论。
读+：我们今天该如何看待张之洞的成就？
茅海建：张之洞是中国近代的转型人物，其在《劝学篇》中表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恰是那个转型时代最有实践意义的理念。
思想家可以超越他的时代而指引后来者，政治家则必须坚实地站在时代给他搭建的舞台上。对政治家来说，任何一种轻率的超越都有非常大的危险。
记者刘功虎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位于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内，茅海建是那里的常客。
20年来，他目睹了阅档室由拥挤变得冷清，上世纪“三大史料发现”之最的“大内档案”不再光鲜夺目。寒暑两假，外国人尤其日本人常多于中国人。阅档室条件一天天改善，有了空调，还提供开水，人都哪去了？与此同时，我国每年清史专业博士、硕士及相关论文倒是成倍增长。这些让茅海建迷惑不已。
他平时没什么娱乐，形同“治学机器”。他从北大回到华东师大任教后，只能利用周末飞去北京看档案。为了尽量多看，他有意躲开熟人师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一千多万件档案，张之洞档案存在近代所，大部分没被利用，一辈子都看不完。”他觉得在中国治近现代史，丝毫不缺乏史实重建的原料，唯一的制约是时间。
20年来，茅海建的文字越发朴实，用料越发精细，推导越发谨严。他的书，有时一个页码只一两句正文，注解占满整页，几让人产生“密集恐惧症”。他用材料讲故事，历史人物描到细部，自有一番血肉，情节风生水起。
在考证落定处，他也会来点节制的文学手法。比如说到八月初三日那个关键夜晚，慈禧太后和谭嗣同各有密谋，而光绪帝概不知情，茅海建一语收尾：
“他（光绪帝）刚从颐和园回来，也许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平静夜了。然而，对发动的双方来说，这一夜却是不平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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